摘 要：蕪湖《商務日報》是清末維新潮流中出現的一種重要的商業啟蒙報紙，可惜隻維持了不到一年的時間，至今又沒有報樣存世，所以留下的文獻極為稀缺，從而導致有關該報的學術研究出現空白。通過對近年《徽州文書》所收集到的珍貴檔案的發掘，可以對《鳩江日報》的停辦原委、《商務日報》的創辦時間、興資人、主筆及編輯、辦報宗旨和欄目特色等問題進行考証和探討。

關鍵詞：商務日報﹔鳩江日報﹔檔案﹔考証

蕪湖《商務日報》是清末辦報風潮中許許多多旋起旋滅的報紙之一，但它又是當時一種重要的商業啟蒙報紙。該報的主辦者吳少齋說：“我國……所謂商務報者，開在京師，按月隻出三冊，此外間有行之者。若不聞風踵起，欲其普通商智，未免難能。”“故不惜重資”，“專注重商務”[1]。是時，關系民族存亡的中西貿易大戰風生水起，而全國的商務報紙何其寥寥，可以說這份報紙在當時堪稱鳳毛麟角。

然而，該報僅僅維持了不到一年的時間，至今又沒有報樣存世，所以該報的研究文獻極為稀缺，僅有隻言片語的記錄存世。例如，《東方雜志》清光緒三十一年九月卷“教育”中，記有“安徽浙商吳君少齋近於蕪湖，就浙江會館設一《商務日報》，業經出版”[2]，民國八年的《蕪湖縣志》卷29《政治志》載有該報報名，晚清揚州報人樊遁園亦對該報的停辦略有回憶。除此之外，有關該報的情況皆付闕如。這就基本導致了有關蕪湖《商務日報》學術研究的空白，至今連一篇專門的論文都沒出現。

近來，筆者在《徽州文書》上不意發現了蕪湖《商務日報》創辦的原始檔案。這套檔案共30件，包括《論本報之造端》5件，《蕪湖〈商務日報〉稟請商務局憲文稿》2件，《蕪湖〈商務日報〉體例》4件，《蕪湖〈商務日報〉工作規則》4件，《蕪湖吳存仁堂與張率真堂同啟》2件，《預計出款》3件，《〈商務日報〉處傳單》7件，《〈商務日報〉賬目登記規定》1件，《代派報處議單》2件。這套檔案是1991年在皖北的鄉村發現的，全面詳細地記載了蕪湖《商務日報》創辦的情況，可補報業史上的一段疑案，頗具珍貴的史料價值。以下就檔案中涉及的幾個基本問題稍作發掘，庶幾引起學界的進一步研究。

一、《鳩江日報》的停辦原委

有關蕪湖《商務日報》創辦緣起，學界已有共識，即該報由《鳩江日報》易手而來，但對《鳩江日報》的停辦原因，亦隻認為乃資金短絀之故。至於其間的原委細情，則不得而知。

在檔案中，由《蕪湖吳存仁堂與張率真堂同啟》[1]《蕪湖〈商務日報〉稟請商務局憲文稿》[1]可詳知事情原委：光緒三十年（1904）冬，王活天、李少白在蕪湖著手創辦《鳩江日報》館，由吳少齋出主資購置機器租給王、李印行《鳩江日報》，雙方立有合議：王、李不得招募外股，並按月向吳支付租息﹔如王、李爽約，機器即可停印。事實上，開報之后的半年中，王、李二人違約招股，不繳租息，數次臨期停報。吳覺得難以為繼，遂自開商務報館。

二、《商務日報》的創辦時間

《商務日報》的創辦時間，學界已知在光緒三十一年（1905），至於更准確的時間，則概莫能明。在《蕪湖吳存仁堂與張率真堂同啟》中，報館主人吳少齋雲：“仆等因不得已，特於五月十八日邀李君至‘金陵春’面議，將機器移至浙江會館，候至五月廿四日為度，如王君再不回蕪，即由仆等自開商務報館。[1]”又，檔案蕪湖《商務日報》處與“黃健泰”行所立經銷合同《代派報處議單》的落款時間是“光緒三十一年六月初一日”[1]。據此可知，《商務日報》創辦時間在光緒三十一年的五、六月之交。

三、《商務日報》的興資人

揚州報人樊遁園曾撰文回憶道：“丙午，李伯行，張和賓、吳少齋三君為皖南時髦人物，相約南行，創《鳩江日報》及蕪湖商報。[3]”據此，學界推出的結論是：《鳩江日報》停刊后，吳少齋、李伯行與張和賓集資創辦《商務日報》[4]。這種推論當然是粗糙的，經不住推敲。實際上，樊氏此處是擢言《鳩江日報》及蕪湖商報兩種報紙的主要集資人，並非專指商報而言。

有關《商務日報》的興資人，《蕪湖〈商務日報〉稟請商務局憲文稿》有明確的記載：“吳厚本、張兆岐等稟，就蕪湖開辦《商務日報》，叩賞給示開辦。……適有前辦《鳩江日報》之王汝通等，所租職等鉛字機器各件，開辦未久，旋作旋輟。職等因將字機收回，邀集同志陳鴻勳、程小酉，各自備資，合就蕪湖，謹遵部章，仿辦《商務日報》。[1]”可見，吳少齋、張和賓是主資人，其他興資者還有陳鴻勳和程小酉兩人。

四、《商務日報》的主筆與編輯

樊遁園曾經回憶在《商務日報》任主筆之事：“丙午，李伯行，張和賓、吳少齋三君為皖南時髦人物，相約南行，創《鳩江日報》及蕪湖商報，一紙風行，四方響應。私意此基鞏固，足洗甲辰乙巳叢報不終之恥。蕪之賢士大夫贊同日報，尊重言論之心，又十百於京江諸子。以故艱苦勞怨，實所不辭。”后面還寫到因社內報務繁忙，樊遁園致信張丹斧、張躍舟，邀其至蕪湖參與《商務日報》筆政[3]。據此，學界認為吳少齋創辦《商務日報》時，聘請江都人樊遁園任主筆，丹徒人張丹斧為編輯。

實際上，這種看法是不全面，或是不正確的。樊遁園將這段事記在“丙午”，即光緒三十二年（1906），此時《商務日報》已創辦半年以上了。樊遁園任主筆，張丹斧等人為編輯，這只是當時的情況。至於創報之初的具體情況，檔案裡面記載得很詳明。在《預計出款》[1]中，所列開支薪水項目顯示，“總主筆兼管事”是孫竺和，“分撰述”是於椒膽，“管理兼撰校”是程子秋，不見樊遁園、張丹斧的身影。《蕪湖〈商務日報〉稟請商務局憲文稿》亦明載：“推孫紹光為總主筆，凡報中體例編撰，均由一手主持。”[1]孫紹光與孫竺和是為總主筆，顯然系一人。由此可見，《商務日報》的主筆是中途換過帥的。

五、《商務日報》的辦報宗旨

《商務日報》的辦報宗旨，乃是通過傳播商業資訊來開啟民眾商智，促進社會商業貿易之發展，具有鮮明的維新、啟蒙特色。在發刊詞《論本報之造端》[1]中，吳少齋闡明了以下幾層意思：第一，就一國而論，商業實乃國本中之至原也﹔第二，就商業而言，中國沒有健康的商業，在中西貿易之戰中，遭到極大的危機。西方將中國這個支那老帝國作為東方大陸一好銷場。自乾隆之季迄今百年間，金銀有去之無來之，已不知漏出幾千萬億矣﹔第三，就商人而言，中國商人的商智遠遜西商，西商重練商智，深謀遠慮，中商目光短淺﹔西商堅合商力，中商一人一心﹔西商最講商理，真實無妄，中商巧詐百出。中商有此數缺點，則我商之發達至為艱難。這種思想在《〈商務日報〉處傳單》“本報主義”中得到進一步闡述：“外顧環球，內視我國，至今日欲圖自存者，商業實為命脈。非個個知謀商戰攻心之法，禍即於踵而至，較諸兵戰之危尤甚焉。故專注重商務。”[1]因此，吳少齋認為辦商報以啟商智，是燃眉之急。

這樣的辦報思想，在《商務日報》中得到了具體的落實和體現。《蕪湖〈商務日報〉體例》雲：“蕪湖扼居長江，適商戰適中之地……尤不得不急設商報，售價從廉，以鼓起眾業，先謀公益為己任。[1]”蕪湖地處長江和青戈江結合處，內外紐接，水陸兼通。1876年《煙台條約》簽訂后，蕪湖被開辟為通商口岸。1882年，北洋大臣李鴻章奏請將鎮江米市移至蕪湖，蕪湖日漸成為長江下游重要的米糧集散地。在蕪湖，一方面可見商業之繁盛，另一方面也可見西方列強對中國商業的掠奪之劇。因此，在蕪湖創辦《商務日報》，就成了順理成章的事了。

六、《商務日報》的欄目特色

報紙欄目規定報紙的具體內容，體現辦報思想，是辦報的核心之所在。從《蕪湖〈商務日報〉體例》《〈商務日報〉處傳單》《論本報之造端》三份檔案中可以看到，《商務日報》分為正例、兼體、特色、附件、廣告等五大體例，各體例下面多有詳細的欄目。

“正例”乃是主打欄目，包括市場資訊、商業評論以及商學知識等，具體有諭旨、時論（體察我商不能發達之由，病根何在）、商原（農、工、路、礦實為商業之原）、商學（商業歷史、地理、格算及有關商務諸學）、商政（中外古今足法之商政）、商情（各埠大小生意興衰成敗）、市價（百貨價格漲跌）、商業告白（專為內地商家詳細登報，為廣招徠以為利市）。

“兼體”包括時事要聞、商業政策以及國際商務資訊等，具體有財政（生財理財諸政、各項捐稅、籌劃國用出入）、國際交涉（密訪外交政策）、國內時事（軍政學務、大興大革）、國外要聞（多訂外洋經商、隨使游學諸員，報告各國內情）、本省新言（述皖省人情風土，以俟改良）、本埠瑣記（蕪地可勸可懲之事，要必信而有征）、記言（公牘奏折及各項可驚可喜之文）、雜要（不便歸類又不忍割愛者）、叢說（用白話演說各項實業及理化格致諸學）、特別調查（物質土宜、出產銷場等類，詳細調查，俾有心實業者知所取法）、本處專電（遇有中外重大事件，不惜電費，力爭飛傳）、本處譯件（翻譯有關商務新書及東西洋各種報章）。

“本報特色”選登各省報章的精要信息，包括各地重要的商業資訊、商貿活動以及獨具特色的商務信息等，這在當時報界是有特色的創新之舉。

“附件”包括征文（佳文選登）、投函（作者、讀者來信）、新書交酬（推介各方新書，與人交流新書）、改良（有關本報的改善）。

“廣告”包括該報編印的時務書籍和古今杰作、承印業務、廣招各地採訪見聞、招銷本報等廣告。

由此可以看出，蕪湖《商務日報》欄目以商學、商政、商情、市況等有關商業本身的內容為核心，以財經、外交、國內外時事等為輔助，並兼顧報紙本身的營銷。該報內容周全，視野開闊，虛實兼顧，鮮明體現出改良國民商智、振興國家商業的指導思想，以及堅持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相統一的辦報原則，是我國早期商業報刊的積極探索與嘗試，並值得當代報刊加以參考和借鑒。

參考文獻：

[1] 劉伯山主編.徽州文書(第二輯第十冊)M.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5.

[2] 東方雜志·教育J.清光緒三十一年九月卷,1925.

[3] 江守仁.樊遁園從事新聞事業的梗概J.揚州史志資料C.1983.

[4] 王萍.安徽近代報刊與安徽地域空間想象(1904-1911)J.安徽大學,1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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