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媒介是社會中的媒介，為社會中的人所運用。新形勢下，記者要以中國夢為引領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這是當今記者的重要職責。本文以《新聞記者》（1938）為例，通過對其中范長江坦露的思想主張試對當下記者在新聞人格、新聞採寫等方面提供講好中國故事的參考路徑，對傳媒從業者向數字化、網絡化轉型中將中國價值理念融入報道中也是有益補充。

關鍵詞：新聞人格﹔民本位﹔獨立客觀﹔社會利益至上

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是習主席在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上的重要講話精神。對於新聞記者而言，切實擔負起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的職責尤為重要。怎樣才能以中國夢為引領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呢？記者報道的一言一語都可能會對受眾的生產實踐方式和社會發展產生重要影響，新聞報道能夠使得孫志剛事件推動城市收容制度的改良，能夠讓絕望中的重症患者借助社會力量得到救治，能夠讓貧困母親得到資助重燃起生活的希望……媒介，成為社會進步的助推力，但有時不當使用媒介權利也為社會制造解決問題的障礙。本文筆者以《新聞記者》（1938）為例,通過對其中范長江坦露的思想主張試對當下記者如何講好中國故事提供參考路徑。

1935年7月，年僅26歲的范長江開始以《大公報》特約通訊員的身份，到我國大西北實地採訪，發回的報道匯集而成的《中國的西北角》一書，被譽為“一部震撼全國的杰作”，首次向全國廣大讀者公開報道了紅軍和兩萬五千裡長征。與此同時，他還是第一個從白區進入延安向全國報道紅色區域的記者[1]。為了紀念范長江的卓越貢獻，1991年，中國記協設立了“范長江新聞獎”，這是面對全國中青年記者的最高榮譽獎。范長江在宣傳理念、採訪寫作等方面的突出成就為后人儲蓄了充足的精神食糧。

一、新聞採寫：先做人，再做事

范長江在《建立新聞記者的正確作風》一文中強調：“似乎很神秘的新聞記者職業，還是把最平凡的人格問題，做成了根本的第一的信條。有了健全高尚的人格，才可以配做新聞記者。有了健全的人格，才可以談到其它各種技術的問題。新聞記者應該是社會所敬重的人物，如果在人格上有了根本的缺陷，就不能算作新聞記者。因為新聞記者是一種特殊的職業，它的影響太大，不能作為普通人看待。所以陳博先生說：新聞記者責己要格外嚴，律己要格外密。絲毫不苟，絲毫不亂，才配做新聞記者[2]。同時，他還說到：“就中國現階段的新聞記者而言，新聞記者在社會上的地位當比過去為高，然而能令社會對於我們新聞記者衷心敬重還不是一個很普通的現象。自然還與整個新聞事業之發展有關系，而我們新聞記者之自我修養上的缺點，仍為一重大因素。要造成中國新聞記者神聖崇高的地位，我們一定要建立新聞記者的正氣，要使社會人士提起新聞記者，就覺得真誠可敬，萬分景仰”。同時，范長江在《祝記者協會長沙分會成立》中說道：“特別是本埠，各種有關抗戰救亡運動的特寫，應當在各報上開展競爭，並且要盡可能發動各報派遣記者到前線。[3]”而他在《<國新>兩年》中強調：我們覺得不應當做的事情，往往又得應當做的事情，環境不許我們做，我們覺得不應當做的事情，往往又非做不可。各種苦況，我們抗戰中的新聞記者正近乎個個都當到了。我們在抗戰正過的困難的階段成者困難的問題上，我們遇見國家民族的危亡，人們大眾的痛苦，少數民族敗頹的卑鄙自私，以及若干有名無名的英雄奇跡。我們無一個記者不想秉公執事，發表文章，扶持正氣，掃除妖魔”。

由此可見，在范長江先生看來，新聞從業者首當其沖是擁有健全高尚的人格。人格是自然屬性與社會屬性的統一體，人的社會性影響甚或是主宰著人的社會行為，而對於人的心理能否外化為行為，外化為什麼樣的行為，則取決於人格支撐的理性水平上的內驅力和制動力的較量結果。高尚的人格有助於記者在涉及到政治經濟學問題博弈中保持客觀中立的立場。無疑，對於當下而言，既有助於拉近與普通民眾之間的關系，能讓廣大受眾覺得新聞記者是真誠可靠的，是值得敬仰的，又能使新聞從業者在積極向上的氛圍中傳播好中國聲音。

對環境進行監視，這幾乎是所有媒體共有的一個基本職能。同樣，受眾也會密切關注新聞報道，關心國家安危和自身利益。記者的新聞評論會對民眾的行為產生重要導向作用，影響對未來生活的信心，甚或關乎內心安全感的塑造。當然，有了基本的人格擔當，技術支撐也不容忽視。為了避免范長江說的“紙媒內勤外勤，健康都退步了，知識也平平”這樣的情況發生，我們需要加強學習意識，保持持續學習的能力，優化採訪、寫作、編輯技巧和意識，為行業進步發展注入新活力。

二、民本位的新聞宣傳思想

范長江在《建立新聞記者的正確作風》中強調：“在抗戰中新聞工作的效力遠比平時要大，一個電影，一篇通訊，一篇評論，都即刻要深切影響讀者，影響讀者對於戰爭的態度，影響前方軍心，影響后方民氣。報人在精神管束除過為國家人民公共利益之外，不容曲用。”同時，范長江在文中引用了韜奮先生的名言：“以為新聞記者活動的動機，應該是為社會大眾的福利而活動，而不是為自己的私人而活動！”范長江說到：“新聞事業，不可能是超社會階級的存在，真正地代表全體社會，大公無私” 。戰爭年代，通過派遣記者到前線，了解第一手情況，通過手中的筆，溝通前線和民眾的信息紐帶，滿足人民對信息的需求。作為新時代的記者，物質條件已豐富很多，更需做好新聞的宣傳和引導工作。中國是一個人口大國，辛勞的人民在中國夢的引領下為實現夢想艱苦付出，對幸福生活有期待，對公平公正有期盼，新聞從業者在這樣的重要時刻，更需將民眾最關心的利益，最迫切的需求傳達給上級領導，及時解決民眾所需，積極為社會大眾服務。

三、新聞言論獨立且客觀

范長江在《<國新>兩年》指出：“因為如果我們為外力所誘惑，我們不忠實的作新腐化的份子，也因為愛國志士，相反方面把英勇抗戰的事實人物，或加歪曲，或加評蔑，這樣一來，使國民是非顛倒，需要失真，喪失正確而有力之國民言論，難以支撐戰爭。”而其在《建立新聞記者的正確作風》也指出：“在有些從事新聞工作者方面，以為發表新聞大權在我手裡，我說你的好壞，關系非常重大，你不能不對我好點，或者在物質方面不能不給我多少便利，否則我就對你不起，關於你的一切，都往壞的說。基於這種原因，造成若干所謂新聞記者日常奢靡的生活。”

在范長江看來，如果言論囿於利益，會對個人和社會產生消極影響。當下世情依然如此，利益牽扯會讓新聞報道失去獨立，客觀的立場，在金錢和客觀事實的博弈中，常常會滋生新聞腐敗。不言而喻，崇尚理性和客觀性，恪守新聞記者職責新形勢下尤為重要。

四、社會利益至上的新聞倫理思想

范長江在《<國新>兩年》中指出：“任何報紙和通訊社都享譽一定社會效力的和益。絕對沒有超社會的事情，隻有它所描繪的社會權力，在那時的全社會中是豐富的勞力，而且是最明確的政治主張的條件下，這個新聞事業還是那時的主要新聞事業。但是它不是，也不可能是‘超社會階級’的存在，真正地代表全體社會，大公無私。”。同時，他還寫道“我們總是不顧一切，勇往直前，但求工作有意義，就是把自己那點極為可憐的生活補貼到工作中去，大家也沒有話說，抗戰以來，稍微會為公共服務的記者，沒有不貼本的”。盡管各種苦況，可是當“我們遇見國家民族的危亡，人們大眾的痛苦，少數民族敗頹的卑鄙自私，以及若干有名無名的英雄奇跡。我們無一個記者不想秉公執事，發表文章，扶持正氣，掃除妖魔。[4]”

在范長江看來，捍衛社會利益需要報紙和報人共同努力。關於報紙（言論），范長江主張社會利益大於一切利益，在其看來，報紙除了基本的宣傳功能外，還是很好的集體組織者。對突發事件，透過報紙反映的信息，各界應當有所為，拔助他們。同時，可提示許多具體的方法和傳播組織消息，以刺激其他組織的產生和改進，為社會進步服務。對報人（記者）來說，奮斗在第一線的特殊工作環境使得他們對環境變化格外敏感，很多記者都會貼本做公共服務犧牲“小我”利益，甚或都會付出生命的代價扶持正氣，掃除妖魔，維護至高無上的社會利益。這種犧牲精神的支撐點就是來自對國家和民族的熱愛。

中國是一個媒體大國，但還不是一個媒體強國，記者在改變這種大而不強的狀態以及進行資源整合、在變數量優勢為質量優勢過程中扮演著重要角色，也許印在報紙上文字很小，但是傳達出的力量卻不微小。記者良好的職業素養，不僅會較快適應傳媒業向數字化、網絡化轉型，還能有效將中國價值理念融入到報道中，從而更好地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

參考文獻：

[1] 邱沛篁.四川近現代人物傳[M].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1987.

[2] 范長江.建立新聞記者的正確作風[J].新聞戰線,1938(2).

[3] 范長江.祝記者學會長沙分會成立[J].新聞戰線,1938(5).

[4] 范長江.《國新》兩年[J].新聞戰線,19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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