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51年7月，古羅馬政治家兼演說家西塞羅被迫遠離羅馬就任西裡西亞的地區行政官，在他啟程之時，叮囑他的朋友兼門生魯弗斯給他寫信時把每天的《每日紀事》的抄本送給他。不過，魯弗斯的工作並不是簡簡單單郵寄一份新聞公報就好。那時的羅馬人會把羅馬共和國中心的消息傳播給自己社交圈子裡的人，他們與朋友分享信件、演講詞或《每日紀事》的摘要，西塞羅和當時的羅馬精英階層靠著他們社交圈子的成員組成的關系網收集信息，有時還會抄寫轉寄他人的信件，並在抄寫過程中加上自己的評注。於是，“西塞羅的網絡”就這樣形成了。在《從莎草紙到互聯網：社交媒體2000年》一書的開頭，作者英國《經濟學人》雜志數字編輯湯姆·斯丹迪奇就講了這樣一個故事，把“社交媒體”的前世今生娓娓道來。

　　在這個故事中，《每日紀事》作為一種介質承擔了如今社交媒體所承擔的角色。作者認為，16世紀宗教改革發動時印刷的小冊子、都鐸王朝和斯圖亞特王朝宮廷中交流和抄錄留言的詩作、啟蒙時期人們在咖啡館閱讀的大量新聞報告和小冊子，以及法國大革命前把各種留言散布到全國的詩作和新聞稿等，都承擔了這一角色。而當時的人們在這些介質上發表的看法和抄寫轉寄的過程，極其類似於當今社交媒體的留言、評論和轉發功能。

　　歷史上產生的“社交媒體”形形色色，卻都基於人類的社交天性和“主我”與“客我”的認識，建立在人與人之間信息分享的基礎之上。作者認為社交媒體網絡系統是層出不窮的，在人類歷史的大部分時間內，無論是口頭形式還是書面形式，社交關系網是新思想和新信息傳播的主要手段。而不管是哪種形式的社交媒體網絡，這些媒體系統的力量、傳播范圍和包容性是一直在穩步增長的。技術的發展則是社交媒體網絡系統層出不窮的最主要原因，越來越發達的技術為人們想要傳遞信息的多少、內容和方式，以及傳播的范圍和影響力提供了無限的可能。古羅馬時期精英階層的書籍和信件是寫在莎草紙上的，而當時的百姓使用的卻是另一種媒介形式——街道兩旁的涂鴉。而后來古登堡創造的印刷機器比手工抄錄快了100多倍，這一印刷史上的技術創新和造紙技術的提高使得平民也可以方便使用，思想也比過去的任何時候都更加迅速地復制和傳播。

　　從涂鴉和莎草紙到印刷品，再到電報、廣播、互聯網，人們交流信息變得空前地輕而易舉。也許十幾年后，隨著技術的發展和革新，能夠傳遞觸覺和味覺的媒介也應運而生，人們在收看美食節目時不僅可以看到食物的色彩，還可以感受到美食的芬芳和食材的質感。互聯網絕非是第一種維系社交媒體環境的技術，社交媒體的定義也絕非是普遍意義上依靠互聯網技術所建立的信息交流平台。

　　咖啡館對於人類文明來說絕對是一個重要的地理空間。據說，牛頓的《原理》、蘇格蘭經濟學家亞當·斯密的《國富論》都誕生於咖啡館，就連羅琳風靡全球的魔法小說《哈利·波特》也是在咖啡館裡寫成的。咖啡館為來自不同背景的人提供了在愉快氣氛中閱讀和討論不同問題的新環境。咖啡館作為當時學術探討的重要空間，也因此推動了科學學術期刊的出現。所以，咖啡館不再是一個簡單喝咖啡的場所，像互聯網社交平台一樣為辯論和探討提供了自由開放的空間，人們在這裡暢所欲言，分享和討論新聞和各種觀點，猶如我們今天因為某種愛好聚集在一起所形成的網絡社群，在現實生活中不同身份和背景的人參與其中，增加了信息在社會不同階層中流動的速度和效率。同時，當時的人們也在抱怨咖啡館使人分心，讓人變得愚蠢，會白白浪費時間，不加管制地發表言論也會帶來謠言的產生，查理二世甚至擔心咖啡館會成為陰謀造反的中心而企圖取締。

　　斯丹迪奇在書中還引用了英國牛津大學人類學教授羅賓·鄧巴的觀點，不管是在新石器時代部落、羅馬帝國還是現代企業裡，人類群體的平均規模應是148人，四舍五入為150人。如果人數超過了150人，就會面臨秩序維持和調整的問題。所以，在如今社會規模巨大的社交網絡中如何進行管理是一個重要的課題。而對於個人來說，在信息爆炸時代如何對海量信息有著清醒判斷，避免信息繭房，如何在社交網絡的使用中防止群體性孤獨等問題都值得深思。

　　社交媒體的演化史就像是人類文明進步的一面鏡子，可以肯定的是，不管社交媒體將來以怎樣的形式呈現，它都會存在。如作者所言“博客是新型的小冊子，微博是新型的咖啡館，媒體分享網站則是新型的摘記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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