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的話：作為社會的瞭望者，記者為公眾提供最新信息、進行深度報道、監督社會……記者的職能有很多種，但其中最重要的職能之一便是在一些危急時刻作為“逆行者”趕赴現場。無論是地震洪災，還是戰爭突擊，抑或是突發事件，除了救援人員外，總是會有記者的身影，第一時間出現在現場，為公眾帶去最新鮮的資訊。而這些時刻，往往是刻骨銘心的，也是印象深刻的。

災難報道需要克制

張 國

我有限的幾次災難採訪，都是在慌張無助中開始的。每當來到一個混亂的現場，事情千頭萬緒，面對千千萬萬張面孔，我擔心採訪說錯了話、走錯了路、找錯了人，最后什麼都沒得到。多年的從業經驗也沒能幫我克服這種感覺。

承認慌張無助並不表示自認缺乏勇氣。這是兩回事，缺乏勇氣就不會來。害怕一無所獲、來了也是白來，才是慌張的源頭。我並不害怕災難，害怕的是自己的職業表現成為一場災難。

2015年天津港“8·12”危險品倉庫爆炸事故發生時是深夜，我已入睡，手機靜音，我沒看到編輯部的提示，錯過了第一現場。我次日清晨五點多看到了信息，趕緊開車趕往現場。內心不但無助，還夾雜著深深的自責：為什麼沒有像有些同行那樣半夜趕到呢？

但是沒有太多時間自責了。隻能懷著最差的心情去參加又一次考試。當我來到距離爆炸現場一千多米的馬路時，拎著行李箱、牽著狗、拖家帶口的居民，正在匆匆撤離他們的小區﹔豪華汽車被砸出窟窿﹔傷員身上纏著繃帶。

這是2015年8月13日早晨，事故原因不清，人們隻知發生了爆炸，爆炸時間、次數、影響范圍和人數都不清楚，需要想辦法找人來還原他們見到的場景。在警察封鎖之前，我進入距離現場幾百米的海港城小區，希望找到更多的目擊者。在那個時候，我最關心爆炸造成了多少人傷亡，以及當晚到底發生了什麼。

還原現場的採訪還沒有到追問事故原因那一步，但我相信它確有價值。比如關於事故發生時間，信息通報前后並不一致，有人說“23時許”，有人說“22時50分接警”，說法不一，我寫出了比較准確的時間，因為我問了每一個採訪對象一個問題：什麼時間見到了爆炸。一名市民非常肯定地告訴我，是23時30分左右，在23時20分時她關掉手機准備入睡，特地看了時間。

這就是災難報道：每個人都知道出了大事，但是連事發時間這樣的信息都是不確定的。

接下來的採訪，我一直想讓這些信息更加確定。在官方發布信息有限的情況下，隻能想辦法找到更多、離現場更近的人。我的一個收獲是找到了涉事企業瑞海公司的一名叉車工。事發當晚他恰好住在爆炸堆場的辦公樓裡。他提供了一些獨家的、此前未經披露的信息。事發后瑞海公司負責人均已被控制，不會對外發聲，這種來自第一現場員工的信息非常珍貴，我對他的採訪后來被其他同行大量引用。

其實，找到他多半要靠運氣。我在收治了最多傷員的醫院找人，遇到了這名叉車工的家屬。當時因為有別的採訪急著要走，我大致記住了他所在的樓層。后來回到醫院，一個病房一個病房去找，終於找到了他。他受傷很重，又頗有顧慮，勸說他接受採訪也費了不少力氣。由於他是企業中相對弱勢的群體，我必須嚴格為他保密，以免他的利益受損。

在朋友的幫助下，我第一個得知並發出了失聯消防兵周倜獲救的消息。遺憾的是，他當時全身受傷嚴重，無法接受採訪。這是“8·12”事故中第一個讓人欣慰的消息——終於有人從爆炸區域生還。

消防員是天津港爆炸事故傷亡最重的群體。採訪幾天后，我聽到了很多消防員的故事，並連續四五天在中國青年報頭版報道，比如一輛消防車上爆炸當晚的死裡逃生經過，比如一個消防中隊派出去的人全部遇難或受傷、隻留一人看家，比如事故遇難者“頭七”恰是生日的消防兵。結合對第一時間進入核心區域搜集的消防官兵的採訪，我發表了特稿《犧牲》，該文被有的媒體認為是記錄“8·12”事故的幾個“標點”之一。

《犧牲》一文中不乏具有感染力的細節，如消防兵甄宇航在爆炸后曾給母親撥通過電話，未能說話已犧牲。這些細節打動了大量的讀者。有人好奇我是不是含淚採寫這樣的故事，需要指出的是我並沒有。我不反對那些含淚寫出文章的做法，但我作為記者，盡量與此保持距離。其實，《犧牲》的價值首先是事實價值。克制的寫作比煽情更加重要。整個採訪過程中，我是“鐵石心腸”的，我關注事實本身，不斷去從各個角度核實細節，但我的情緒是克制的。尤其是遇到那些失去孩子的悲痛欲絕的父母，我寧可放棄直接採訪，轉而詢問其他家屬，以免讓自己的採訪對當事人造成“次生災害”。

整理這些採訪錄音時，我心疼得淚流滿面，但寫稿時我是鎮定的。隻有一次，寫完了一個遇難者的故事后，我跑到衛生間裡哭了一場。那是事發好幾天了，也許是情緒的一個出口，我為他也為所有的遇難者而哭。十多天后，當我第一次回家休整，暫別事發地，又哭了一次。我抑制不住淚水，隻好把車停在荒郊野外的路邊，眼淚流干后再上路。

每一個災難現場，記者都處於逆行的人流中。但我相信，真正的記者並不會意識到那叫“最美逆行”。災難中逆行的職業很多很多，都是出於職責，記者只是其中之一罷了。

處理危急時刻是每一個記者的必修課

郭宇靖

作為財經兼科技報道記者，突發事件似乎離我很遠，可在短短數年的記者生涯中，最讓我記憶深刻的不是採訪部長、權威專家，出入高端論壇等，而是在主要業務范圍外，我參加了多次突發事件的採訪，這種刻骨銘心的記憶是記者對自身的洗禮，也是一生銘記的重要時刻。

有時，做足了充分准備，卻沒想到因為一個小瑕疵而措手不及，險些導致前功盡棄。

2013年4月20日8時02分，四川省雅安市蘆山縣發生的7.0級地震。震源深度13公裡。重慶甚至陝西的寶雞、漢中、安康等地均有較強震感。據雅安市政府應急辦通報，震中蘆山縣龍門鄉99%以上房屋垮塌，衛生院、住院部停止工作，停水停電。

當日上午，我正在北京國際電影節採訪電影產業發展，突然接到總編室電話，詢問是否可以參與地震報道。我即刻應了下來，放下手頭的採訪匆匆回家取了衣物就趕赴機場飛到成都，成為新華社第一批到達地震災區的記者。

經過汶川地震后，全國人民對地震可能造成的傷亡草木皆兵，我腦子中也設想了100種場景，可是當來到地震現場時，仍然深深受到震撼。

當晚從成都驅車抵達雅安后，沒有處理突發報道經驗的我，自告奮勇連夜兼程前往地震災區最深處的信息孤島寶興縣，當時通信中斷，全國對那裡的情況都一無所知。車行不久后，便因隧道塌方道路中斷而停了下來。

於是，我和同事背上一台充滿電的海事衛星電話，跨過了隨時可能坍塌的隧道，躲過了還在下落滾石的山路、爬過了幾十米高的峭壁，連夜徒步近30公裡，終於成為全國第一批進入信息孤島寶興縣的記者。

轉過山進入寶興縣城，我們都舒了一口氣，這裡雖然受災嚴重，但仍較為有序。當我急於把消息發送出去時，才傻了眼，一路辛苦背來的海事衛星電話，無法開機，試了多次后才發現電池顯示虛電充不進去，沒有通信信號就意味著辛苦趕了一夜路看到的第一手情況無法傳送出去，就好像破案找到了真凶卻不能告知受害人一樣尷尬。

后來在縣城採訪拍到的許多照片、現場受災群眾現狀、安置及救災情況等重要的採訪，最終依靠我們在當地找到的一台柴油發電機才得以連上衛星線路傳送出去，及時傳送出對救災工作起到重要參考作用的情況。這種危急時刻下可能遇到的問題不是充分准備可以預料到的，迅速找到處理問題的方法，已成為當代記者的必修課。

2014年3月8日，原定從吉隆坡出發6:30抵達北京的馬航MH370客機與管制中心失去聯系，這架載有239人的波音777-200飛機，此后再無音訊。

我的居住地離機場較近，聽到消息后，就匆忙趕往機場，遠遠就看到機場航班信息牌上MH370后面緊跟的紅色“延遲”標識。其他延遲的航班已陸續到港，讓這一架航班的延遲信息顯得格外刺眼。

因為抵達較早，現場還有不少等著接機的家屬，他們幾乎都不相信飛機失聯，痴痴地站在首都機場T3航站樓的接機大廳等消息。遇到這樣的突發事件，我除了關注航空公司的最新消息外，幾乎把全部精力都放在了家屬的狀態上。

此后，家屬被聚集到離機場30分鐘車程的麗都酒店等待消息。從一開始的疑惑、焦慮、焦急再到失控和近乎發瘋的崩潰，家屬們等待父母、親友、同事時那種狀態，那種人性中最真實一面的折射，深深印在了我心裡。

“請問你們現在心情如何？”就在這時，不知哪位記者冒出了這樣一句話，雖然聲音聽上去來自一名溫柔的女記者，卻讓現場家屬一直緊繃的心情一下崩潰，群情激奮。

“要是你爸媽在飛機上，你心情如何？！”一個家屬咆哮道，嚇得這名女記者不敢再說話。這時，在場的所有媒體記者幾乎都成為家屬指責和發泄的對象。

當時這個場景讓我感覺很尷尬，甚至開始思考記者這個職業多數時是在幫忙還是添亂。后來，在其他家人和工作人員的安撫下，幾乎要成為一場沖突的事件漸漸轉化為對飛機狀況的關注上，而馬航的工作人員由於沒有提供任何有用的回復，也一度成為眾矢之的。家屬一次次翹首以盼航空公司的消息，都無功而返。最終我綜合了很多客觀的信息和因素，刊發了多篇反映事實的稿件並做了與多個衛視的連線直播，沒有在報道裡直接反映家屬的情緒狀況。

盡管如今媒體的發展遇到了一些挑戰，但這些年我未曾懷疑過記者這個職業的偉大。也隻有真正做過突發報道的記者，面對危急時刻的抉擇，才能體會到鐵肩擔道義的責任感。

我的身邊有很多記者身上充滿了這種責任感，他們沒有被企業的高薪聘請所動搖，一直向著為人民說話，為成為黨和人民的耳目喉舌這一目標而努力著。特別是在很多危急時刻，記者都自告奮勇地沖在最前，因為隻有離事件最近，才能最接近真實。調查到最真實客觀的事情並帶給公眾這些信息，甚至推動社會進步，才是記者最容易獲得滿足感的時刻。

記者：讓突發事件更加透明

時培磊

10月10日晚上9點，我正在絞盡腦汁構思一個專題報道，手機忽然震了幾下。我看到微信上的內容，這是一條市民反映給齊魯晚報的線索，短短幾行字，卻提供了一條重要的新聞線索。爆炸、漫天粉塵、空氣裡到處是臭味，當這些元素組合在一起，我的腦子裡立馬浮出幾個字“出大事了”。

我馬上撥通爆料市民的電話詢問了大致情況，得知位於濟南市歷城區董家鎮的齊魯制藥廠發生了爆炸，周邊震感強烈，空氣相當不好。就在制藥廠旁邊，緊挨的是歷城二中，數千名學生此時正在上自習，爆料的市民正是學校的老師。由於事關重大，我又聯系了歷城二中負責宣傳的一名老師，她也向我証實，學校學生非常恐慌，教室的窗戶已經全部密封，並且，她拍攝到了與爆炸相關的圖片。

我第一時間將了解的情況搶發，並趕往事發現場做進一步的報道。當天晚上9點多，我通過齊魯壹點客戶端將短短幾百字的消息發出來，然后和生活日報的記者趕往事發地點。后來得知，不少媒體都引用了齊魯壹點的這條信息。

出發前，部門領導特意囑托我要注意安全。其實，看到爆料線索的第一時間，我做了現場可能存在有毒氣體的最壞打算。因為有太多信息是模糊的，學校的老師們很擔心，我一開始也是有點膽怯的。但出門前，我也沒有找到口罩和其他防護用具。時間緊迫，我隻能帶上充電設備，先到現場再說。

事發地位於濟南郊區，採訪車過去需要一個多小時。當晚10點多，我們趕到齊魯制藥廠。周邊一片漆黑，廠子大門一盞燈很亮，兩輛消防車在門口停著，並沒有在作業。打開車門，空氣中有一股說不上來的臭味，時而濃重時而輕微。

廠子門口有保安把守著，我觀察了一下周邊，翻牆進去似乎並不現實。我們隻能先從側面打聽信息。聯系歷城二中的師生、消防員，一句話一句話串起來，得知爆炸的明火已經被扑滅，無人員傷亡。這時，全媒體部門的同事提醒，有任何動態先發到群裡，第一時間發布。

照片、簡短的文字，我一邊走，一邊傳給報社的同事，忙起來以后，我也就顧不上這裡的空氣是否有毒。一時進不去現場，我和生活日報的記者爬到旁邊未完工樓盤的19層，裡邊黑乎乎一片。但在這裡俯瞰齊魯制藥廠，一覽無余。不過很快我們發現，由於夜色太深，加上明火已經被扑滅，煙塵也基本擴散開，很難判斷到底是哪個車間出了事故。

回到廠子門口，我們正商量著怎麼突破獲得更多信息，兩位工作人員過來，告知我們不久將在董家鎮政府召開一個簡短的通報會。通報會上，歷城區相關負責人介紹了大致情況。還是要時效，我第一時間把材料拍成照片傳給全媒體部門的編輯。就大家比較關心的幾個問題，我們向歷城區環保局、歷城區安監局、齊魯制藥廠負責人做了提問，短短十多分鐘的通報會結束了。

當晚11點多，我們踏上了返程，我在車上用手機將情況匯總起來，卻發現齊魯壹點的同事們早已經把我發到群裡的隻言片語串了起來，包括相關背景鏈接，圖文並茂，非常全面。

齊魯壹點、齊魯晚報微信公眾號等渠道對這一事件的報道，形成了不小的影響，其他媒體也通過網絡和手機客戶端做了大量后續報道，集體發力將輿論的影響力擴大到最大，相關部門就此問題多次研討解決辦法，最終促成了問題的解決。

回想整個報道過程，在突發事件中，記者有了更大的發揮余地和空間，也更有成就感，客戶端上短短幾百字的消息影響力超乎想象。除此之外，政府和企業都要學會應對突發事件，相關部門在事故發生數小時內召開通報會，就市民關心的問題做了說明，打消了市民的顧慮。

另外，在未來，突發事件的直播式報道也許會越來越多，視頻、圖片、文字元素的運用將會交織在一起。這考驗著記者的突破能力、技術運用能力、隨機應變的能力、抗壓能力等。突發事件發生后，記者的報道思維、報道流程也許都會有改變，而報道突發事件的記者也可能會更加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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