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顛覆、解構與創新

——試論新世紀香港警匪電影的風格嬗變

李志方
2017年01月17日10:17 | 來源:視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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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香港警匪電影是最具香港特色的電影類型,積聚著香港社會獨特的文化理念與價值追求。新世紀的香港警匪電影從簡單的警匪矛盾中脫離出來,更加關注隱藏於人物背后的精神內核與多變人性﹔在敘事架構上,影片勇於打破傳統警匪敘事的時空鏈條,以多變的時空、復雜的情節取代了身體暴力帶來的觀影快感,對兄弟情義的解構以及對理性法制的推崇使香港警匪電影逐漸滑向“英雄末路”的黑色影像。

關鍵詞:新世紀﹔香港警匪電影﹔人物內核﹔敘事結構﹔英雄情結

20世紀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在香港電影新浪潮的風潮涌動下,香港警匪電影逐漸從稚嫩走向成熟,出現了一批膾炙人口的影片佳作,如《點指兵兵》《邊緣人》《警察故事》《英雄本色》等。進入90年代,香港警匪電影更加關注社會邊緣群體,巧妙融入黑幫元素與英雄視角,在香港影壇掀起了一股“古惑仔”黑色風潮,解構了傳統警匪電影中的黑白沖突,實現了類型的交融與變奏。隨著 2003年《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系的安排》(簡稱 CEPA)的順利簽訂,香港電影迎來了新的機遇和挑戰,如何能快速適應內地電影市場的審查機制,彌合香港觀眾與內地觀眾的審美差異,是香港電影人必須解決的問題,也直接促發了香港警匪電影的風格嬗變。

一、拓展人物內核,顛覆警匪形象

學者郝建認為,“警匪片,是以警察或執法人員和強盜、不法分子為主人公,描寫他們之間的沖突的電影類型。”①新世紀以前,香港警匪片極力渲染警匪間的對立沖突,人物性格典型鮮明,善惡兩分。進入新千年,香港電影人逐漸走出亞洲金融危機的低迷陰影,開始對電影創作進行反思和創新,深入挖掘人性深處的多面靈魂,進一步拓展人物性格內核,為香港警匪電影注入了新鮮血液。

2002年,由香港導演劉偉強、麥兆輝執導的電影《無間道》走入觀眾的視野,“雙重臥底”的人物塑造、善惡模糊的人性符碼沖擊著觀眾原有的審美認知,劇中人物的靈魂迷失和對身份屬性的苦苦追尋正隱喻了九七后香港人對自我價值的質疑與迷茫。作為黑幫臥底潛伏於警界的督察劉建明,承受著強烈持久的精神煎熬,痛苦不已。為擺脫黑惡勢力的控制,獲得重做“好人”的機會,他在警察與黑幫之間徘徊周旋,借助警方的勢力鏟除“同門兄弟”,以行善的名義進行著自己罪惡的行徑,人性的黑暗與身份的迷失使其一步步陷入命運的深淵。這種“以暴制暴”的行為邏輯在劉建明自私隱晦的心理表征下顯得蒼白無力,警匪間的矛盾沖突已超越黑白身份的外在表象,而潛藏於人性靈魂深處的個人意志之中。

電影《傷城》中,警察劉正熙被家族滅門的童年陰影所籠罩。在仇恨的驅使下,他把妻子作為復仇的棋子,精心策劃著一場場殘忍的報復計劃。憤怒的種子在心中滋長,血腥與殺戮把他推向了法律的邊緣,在血刃仇人的強烈快感背后,隱藏著他對未來生活的絕望和對靈魂缺失的痛苦。警察的身份屬性已成為他復仇計劃的保護傘,導演借助警匪沖突的華麗外衣向我們展示了一幅人性沉淪的荒漠圖譜,強烈的悲劇宿命氣氛籠罩全片。在杜琪峰的電影《放逐》中,警察的價值屬性消失殆盡,為平穩退休而對黑幫火拼置之不理,為金錢利益而不惜出賣警察身份與兄弟情義,影片以現實主義的黑色手法徹底解構了代表正義的警察形象,體現出對社會價值體系的質疑與拷問。

2014年,林德祿導演的《反貪風暴》以香港真實的貪腐罪案為創作藍本,以全知的敘事視角還原出香港社會繁榮表象下的黑色地帶,通過政、警、商三界的利益勾結與權錢交易再一次瓦解了香港電影中的正面警察形象。影片中,高級警司黃文彬知法犯法、以法牟利,在權利與欲望的泥潭中愈陷愈深,為消滅罪証不惜買凶殺人,警察身份已成為其罪惡行徑的護身符碼,正義與法治理念消失殆盡。

近年,香港警匪電影常常以一種相對隱晦安全的方式挑戰制度與權威,獲得觀眾的心理認同與情感滿足。影片《風暴》中,警隊精英呂明哲試圖通過非法手段抓捕罪犯頭目曹楠,同時利用陶成邦的心理弱點使其成為警察臥底,為消滅自己的逼供証據漠視生命與死亡,在內心的掙扎與糾結中體現出人性的真實。電影《三人行》中,警察陳偉樂為了“懲惡揚善”,試圖以殺人滅口的形式實現伸張正義的警察理念,最終因職責的缺失與內心的羞愧引咎辭職。新世紀的警匪電影,導演往往借助警察的“非法”行為折射出香港社會在市民心中的精神投影,以一種復雜的逆反自罪心理迎合觀眾人性分裂的潛在意識,力圖在規則之外滿足觀眾想象中的心靈自由。

二、非線性的敘事結構,有意味的敘事元素

敘事自人類產生以來,就如影隨形地相伴。正如羅蘭·巴爾特所言:“敘事遍存於一切時代、一切地方、一切社會。它超越國度、超越歷史、超越文化,猶如生命那樣永存著。”②好萊塢著名編劇羅伯特·麥基對電影結構是這樣闡釋的:“結構是對人物生活故事中一系列事件的選擇,這種選擇將事件組合成一個具有戰略意義的序列,以激發特定而具體的情感,並表達一種特定而具體的人生觀。”③

香港警匪電影的經典敘事系統常基於觀眾對影片時間的順向理解,採用線性敘事的手法講述故事,以“開端-發展-挫折-高潮-結局”的故事框架迎合觀眾固有的觀影經驗。但線性敘事的平鋪直敘和簡單因果關系很難滿足觀眾日益增強的審美需求,跳躍的時間和模糊的空間所構建的非線性敘事結構能夠更好地設置情節懸念,造成觀眾對劇情的短暫迷惑,以半知視角打破觀眾原有的心理預期,獲得更加刺激的觀影快感。《無間道》三部曲作為香港警匪電影的救市之作,以倒敘、插敘的手法創造出多元變幻的影像時空,以心理化、主觀化的敘事時間重新組接情節鏈條,在模糊迷離的敘事空間中通過觀眾的想象和推理實現無間世界的“顛倒”與“錯亂”。2015年,由香港導演翁子光執導,根據真實案件改編的電影《踏雪尋梅》通過警察臧SIR的旁觀視角透視香港邊緣社會群體的悲慘命運,敘事時空圍繞佳梅與丁子聰的個人故事交替展開,通過平行蒙太奇和交叉蒙太奇等剪輯手法使破碎的情節鏈條重新組接,譜寫出一曲飽含血淚的悲情贊歌。

2016年,導演杜琪峰以其荒誕戲謔的灰色影像風格為香港警匪電影又添佳作——《三人行》。影片敘事圍繞“警察-匪徒-醫生”間的矛盾沖突展開,在醫院的封閉空間中,警察與匪徒之間的身份沖突由於醫生的介入得以暫時消解,通過對醫院病人身體與心理的細膩描繪,營造出壓抑緊張的情緒氛圍,滲透出導演對於生命與自由的理解以及對權利與職責的論爭。影片中,醫院是城市與社會的縮影,這裡發生的生、老、病、死和利益沖突象征了現實社會的人情冷暖。作為社會救死扶傷的物質載體,醫院承載著“生”的使命,掌握著“死”的邊界,但悲慘的宿命似乎籠罩著醫院的每個人,斗爭與殺戮在看似寧靜的環境中不斷上演,構建出人與人、人與社會、正義與邪惡的隱喻空間。在這個“與世隔絕”的特定空間中,身份所帶來的善惡屬性已然模糊,秉承“生命至上”理念的醫生佟倩出於救人的善念給匪徒打的電話卻使警察陷入“瀕死”漩渦,最終又被迫接受警察陳偉樂的合作策略,成為“正義謀殺”的幫凶。導演選取廣東番禺醫院作為敘事的空間載體,巧妙地把香港與內陸勾連起來,一方面縮小影片與內地觀眾的情感距離,另一方面抒發香港社會的群體思鄉情緒,寄托導演對內地的心理依戀和尋根情結。

三、解構英雄,崇尚權力與法治

“英雄是一種立足現實又指向未來的願望理想和行動力量的化身。英雄是推動歷史不斷前進、社會不斷發展、人性不斷豐盈的根本的力量源泉。人們心中永遠葆有英雄崇拜的情懷,英雄敘事仍然是電影影像生產與消費的基本母題。”④

早期的香港警匪電影十分注重對英雄形象的塑造,以獲得觀眾的心理崇拜或道德認同。《英雄本色》中的小馬哥、《喋血雙雄》中的殺手亞庄、《辣手神探》中的警察袁浩雲、《暗戰》中的華仔等,他們或遵循社會正統的價值體系,除暴安良、伸張正義﹔或反抗社會的不公,堅守內心的良知,以暴制暴﹔或徘徊於法律與制度的邊緣,尋求道義與倫理的價值認同。影片賦予人物以全新的“英雄理念”,“英雄沒有黑白之分只是性格不同,他隻注重人物身上的英雄特質而不理會角色的概念屬性。”⑤

新世紀的警匪電影,“英雄”與“義氣”逐漸冷卻,人性與制度成為敘事的核心。在電影《門徒》中,警察臥底阿力精心策劃抓捕阿坤的情節中,道義與情感在冰冷的法律面前蒼白無力,身份的歸屬淡化了阿力出賣朋友的愧疚,僅以一句“我是警察”去彌合英雄的缺失,凸顯出人性的冷漠與悲涼。《竊聽風雲》系列電影中,警察已褪去了正義果敢的英雄光環,被塑造成見財起意、生活悲慘的社會底層。面對金錢的誘惑,他們不惜鋌而走險,最終家破人亡、鋃鐺入獄。影片《毒戰》更是通過警匪的殊死較量把人性的罪惡推向極致,毒梟蔡添明因意外車禍被警方抓捕,為順利逃脫法律的制裁,他以出賣下線為誘餌誤導警方視線,甚至連忠心跟隨自己多年的徒弟也成為他自私欲望的犧牲品,隨著毒梟大案的“順利告破”,他內心的罪惡仍在醞釀……這些影片以一種近乎悲涼的手法描繪了人性深處的惡念與貪婪,仿佛一股揮之不去的黑色陰霾使人絕望。

2012年上映的警匪大片《寒戰1》獲得了2013年度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影片、最佳導演、最佳編劇等九項殊榮,成為香港警匪電影發展鏈條的轉折節點。影片以創新的理念摒棄了傳統警匪電影中警匪之間的矛盾沖突,轉而投向對香港社會秩序的價值認同和法治歸屬。影片採用雙線敘事結構展開敘事,在警匪對抗的敘事副線襯托下,警署內部對執法權的激烈爭奪成為影片的敘事內核。警察與匪徒的生死碰撞更像是警隊証明自身能力的花樣秀場,警隊內部的黑色陰謀與勾心斗角早已掩蓋了警察身份的正義屬性,法治精神取代江湖道義已成為影片全新的價值導向。如果說《寒戰1》是對香港法治精神的正面褒揚,那麼《寒戰2》已融入對政治腐敗的批判與反思。在權力崇拜的精神引領下,制度與法治是凌駕於道義與人性之上的正義符碼,英雄的獨立個性隨之隱退,日漸消解於社會政權機制的價值體系之中。

2016年,由黃百鳴監制,林德祿執導的電影《反貪風暴2》導演不再努力刻畫忠義神勇的英雄警察形象,而是通過人物的自我救贖與人格升華來推動敘事。重案組幫辦劉保強沉迷賭博但又迷途知返,最終以自我的犧牲完成了對人性與正義的宣揚,回歸至法治的原點。同時,影片重申了正義與法治在香港警匪電影中的核心價值,擺脫了傳統警匪電影中警察與廉署的對立沖突,通過“警廉合作”構建出影片的敘事內核,通過正義與邪惡的碰撞凸顯以法治港、反腐為公的價值理念。

四、結語

香港警匪電影由早期的強盜片、黑幫片發展而來,隨著香港電影產業的逐漸成熟,香港警匪電影已經沖出香港本土的地域限制和文化束縛,融入了更富有商業氣息的敘事元素和價值理想。香港電影人通過“警”與“匪”的力量對話,傳達出獨特的情感理念與藝術追求,以求在人物的自我救贖中實現對人性的呼喚,在善惡的理性碰撞中迸發對正義的渴望。

注釋:

①郝建.影視類型學[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59.

②張寅德.敘述學研究[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2.

③[美]羅伯特·麥基著,周鐵東譯.故事——材質、結構、風格和銀幕劇作的原理[M].北京:中國電影出版社,2001:39.

④李啟軍.英雄崇拜與電影敘事中的“英雄情結”[J].北京電影學院學報,2004(3):1-8.

⑤孟浩軍.杜琪峰電影完全接觸[J].北京電影學院學報,2000(4):44-54.

(責編:石思嘉(實習)、宋心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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