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美國大選看后真相時代社交媒體的乖張

陳凱

2017年02月15日14:55  來源:傳媒
 

2016年,全球各類政治強震不斷,歲末終於以美國大選為壓軸而落幕。眼前不安分年景的動蕩超越了人類正常的理解力,“后真相時代”的概念因為其對荒誕現實的解釋力而一舉突圍,成為牛津年度詞匯。“后真相”意指對民意的形成,客觀事實的影響遠比不上個人情感和信念的影響。

如果說,真相已不再重要,那麼是否可以說以追求真相為終極職責的媒體的職業倫理基礎已經融化?作為一個具有神性光芒的機構,被奉為“第四權力”的媒體,更多地依賴於價值觀而非商業層面的獨特作用,其重任之一是承擔整個社會的公民教育職責,因為理想制度的落地最終必得依賴具備美德的理性公民,媒體是否恪盡職守致力於公民政治素養培育事關重大,其履職狀況則要接受全民的檢驗。

借由美國本次大選,潛伏多年的媒體亂象終於在政治領域集中爆發,引發潮水般反思與批判,火力點更多對准的是完全罔顧媒體固有價值邏輯的社交媒體,有學者公然提出“社交媒體正在扼殺民主”的觀點,質疑社交媒體的反民主特質。在真相已被沖擊得無關緊要的后真相時代,重啟媒體的公正性這個被塵封多年的話題,具有更強烈的現實指向。

媒體應該是什麼?在社會發展過程中,媒體不可或缺,為保証社會能夠良性運轉,媒體必須承擔社會化的公民教育職責。理想的話,媒體應該通過累積性報道培育具有強烈道德意蘊和社會倫理向度的公民,他們深諳手中選票的分量,秉持務實嚴謹的態度,以實現社會正義為價值目標,推舉出符合公共利益的政治人選。但是,人生從善如登,隻有借助於媒體這根拐杖,才會在不斷提升自我的過程相對輕鬆一些。這要求媒體做到兩點:一是提供真相。如果公眾終日被虛假信息包圍,很難期待惡之花能開得絢爛。在任何社會制度中,真相從來被認為佔有神聖位置,而尋找事實真相責無旁貸地由媒體來承擔。提供真相的媒體是社會在既定軌道上不跑偏的方向盤,唯有如此,社會才能向好。二是保障知情權。媒體有義務為受眾呈現多方聲音與全面報道,培養民眾能夠容納多元觀點的開放心態,基於開放心態而做的選擇才能相對客觀公正。但是人類理性的局限注定了想要做到這點並非易事,本性上,我們寧願相信與自己觀點趨同的信息,而下意識地過濾異見。可以說,客觀公正的媒體在人性進化過程中發揮著逆水行舟的作用,幫助人類抵抗並克服固有弱點,與偏見抗衡,讓生命成長。

如果媒體放棄基本的職業操守,會產生怎樣的惡果?本屆美國大選正是一個鮮活的例証。

媒體變成了什麼?8年前,奧巴馬乘著社交媒體東風入主白宮﹔八年后,幫助特朗普挑落既定秩序的依然是翻手為雲覆手為雨的社交媒體。當代表著未來趨勢的社交媒體在美國反向爆發出驚人破壞力之時,幾乎所有人都被震撼得目瞪口呆,就連被譽為互聯網總統的奧巴馬都倒戈,認為社交媒體上的誤導性信息使人們無法辨別是非,美國人將不知道去捍衛什麼、為什麼而戰斗。

在復盤大選過程中,人們終於發現社交媒體亂象已到了令人戰栗的地步,是后真相時代的主要推手,其顛覆媒體固有價值觀的行為突出地表現為以下兩點。

首先,被商業邏輯主宰的社交媒體界面充斥著謊言與假新聞,本屆大選,不顧底線的逐利性終於被放大至挑戰文明社會的極限。Buzzfeed研究發現,大選期間,假新聞在社交網絡上傳播速度更快,更有商業價值。例如,遠在南歐的巴爾干半島,那裡的年輕人決意借美國大選發財,發布各種要麼純粹造假、要麼嚴重摻假以固化讀者偏見的帖子,諸如“教皇背書支持特朗普” “希拉裡即將被定罪” 等假信息,這些假信息點擊率都超過百萬,憑借這些點擊率靠獲取臉書和谷歌廣告分成賺得盆滿缽滿。更為致命的是,很少有人關注后續對假新聞的糾錯報道。真相在社交媒體時代被嚴重屏蔽,假幣已成功地驅逐良幣。

其次,社交媒體軀體上缺少社會責任的基因,在虛擬公共空間,各路人馬為換取點擊率不斷降低底線,發布“你想知道”的內容來迎合原有觀點、加強偏見,導向極化社會,由此導致的社會異化程度令人驚訝。

研究表明,由於社交媒體天然的傳播屬性,比起嚴肅的事實報道,以驚懼、憤怒或懼怕為情感色彩的消息總能得到更廣泛的傳播,而中立客觀的報道很難得到共鳴。就是這些符合既定口味的大量同質化信息將人們層層包裹在“過濾氣泡”中,不明事理的人們看到的內容越多,自身便越偏執,造成群體非理性情緒不斷蔓延強化。

現實再一次展示其荒誕的一面:毀掉我們的,不是我們所憎恨的東西,而恰恰是我們所熱愛的東西。

社交媒體如此乖張是無解之題嗎?其實早就有智者對技術發展可能帶來的惡果提出過預警。2002年,凱恩斯·桑斯坦在《網絡共和國:網絡社會中的民主問題》中預見:新媒體有可能造成一個分裂的傳播世界,網上的“群體極化”和極端主義更容易發生,危及西方社會的民主體制﹔2004年羅伯特·W·麥克切斯尼表達這樣一個觀點:市場的趨利性會傷害現有民主,眼裡隻有利潤的商業化媒介集團一味迎合受眾終將帶來“極具破壞性、非理性的結果”。

不難理解,媒體終歸是有別於其他商業的產業,無論形式如何轉換,本質難以輕易脫離,其強烈的外溢效應與政治屬性注定一旦使用不慎,就很可能會不經意間從政治幫手變成政治殺手,傷及普羅大眾。

當然除了批判更應當致力於建設。令人悲觀的是,世上不是所有的問題都能找到答案。美國關於媒體改革的備選項既不充分也缺少創新,很多人回到故紙堆,翻出建立更多非盈利新聞機構的陳舊想法。人類歷史上,僅靠情懷去抵抗利益誘惑的成功案例少之又少,難有理由對此保持樂觀。不過,也應該看到重構新聞機構的話題重新被關注的背后是已產生一定質變的現實。第一,媒體與政治孿生關系顯性化,正視並矯正媒體行為更加具有現實緊迫性。大選過后,以《紐約時報》為代表的一眾主流大報訂閱量呈現近年來少有的翻倍增長態勢,讀者回流或許能給仍懷揣新聞理想的傳統媒體以力挽狂瀾之信心與實力﹔第二,傳統媒體暴利時代已成過去,如有部分媒體轉型為非盈利機構並適度承擔相應的社會責任也許是可行且不算壞的選擇。 

(責編:石思嘉(實習)、宋心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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