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紅貴（左）與黃驥

　　當地時間2月17日晚，黃驥和大塚龍治共同執導的中國電影《笨鳥》獲得第67屆柏林國際電影節“新生代”競賽單元“評委會特別獎”。2月20日，剛從柏林回到北京的黃驥接受了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專訪。

　　《笨鳥》講述了一個“留守少女”的故事：秋末冬初的中國南方小鎮，母親常年在外的16歲少女林森，正在准備高考。然而，成長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班上被霸凌的林森，偷了“霸凌女”的手機並送給了好友梅子。在梅子的慫恿下，林森開始不斷偷手機，和梅子一起轉賣給不認識的男人，兩人用賣手機換來的錢做了新發型，卻被發型師灌醉，醒來后再也聯系不上梅子。林森不得不獨自賣手機，也因此結識了同校男孩大威，可大威卻帶給了她最殘酷的第一次……

　　從第一部短片《橘子皮的溫度》(2010)在柏林國際電影節新生代首映，到首部劇情長片《雞蛋和石頭》(2012年)獲得荷蘭鹿特丹國際電影節金老虎獎，《笨鳥》是黃驥的第三部作品。背景都是南方小鎮，主角都是迷茫的留守少女，后兩部的主演都是姚紅貴——影片捕捉了她三年的成長。

　　《笨鳥》中呈現的湖南安化茂密的森林、容易起霧的環境、陰雨綿綿的天氣，為電影增添了浪漫色彩，也為主人公林森的前路增加了不確定性。

　　出生於1984年的黃驥，在18歲時才第一次離開家鄉——湖南一個偏僻的小縣城，獨自到北京電影學院求學，那時候的她，大概也有這樣的迷茫。

　　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以下簡稱“中青報”)：電影為什麼取名《笨鳥》？

　　黃驥：《笨鳥》就是一個即將成年的少女，她想發出自己的聲音，或者是讓別人聽到自己的聲音，但她又不知道怎麼做。所以就像林森，她會做一些非常笨拙的事情，而可能導致的結果就是，她發不出自己的聲音或者飛不起來。她想說，她想唱，她想飛，她想變成這樣一隻鳥，但最后她其實只是一隻笨鳥。

　　中青報：你是如何從一個小鎮女孩成長為一個電影導演的？

　　黃驥：我小時候生活在農村，村裡的老人都會提前去拍一張遺像，這是一件十分有儀式感的事情。拍之前，他們都會洗頭、洗澡、刮臉，穿上新衣服，非常隆重。老人去世后，遺像就會挂在家裡的堂屋牆上，家庭成員逢年過節會祭拜。這種儀式感的對比對我的沖擊特別大——這些人活了一輩子，如果沒有留下照片，后人慢慢就不知道他是否存在過。就這樣，我從小對影像和存在的關聯特別感興趣，后來自然就想到考電影學院。

　　高三那年，我第一次離開家鄉，第一次坐火車，買的站票到了北京，考上了北京電影學院文學系。當時杜慶春老師問我，生活經歷對你做電影有什麼影響？我說，我的家鄉是一個小鎮，處在鄉村和城市之間，能同時看到鄉村的喜怒哀樂和外面的花花世界，我站在兩者之間。

　　中青報：你的電影執著於湖南、執著於留守少女，其中有你的影子嗎？

　　黃驥：《橘子皮的溫度》講的是剛升入初中的小女孩對父親介於男女和父女之間的感情，這來自於我對我父親的情感﹔《雞蛋和石頭》源自我小時候被性騷擾的經歷﹔《笨鳥》則來源於我高中和男朋友第一次親密接觸時不太愉快的經歷。

　　中青報：少女對“性”的迷惘和無助，一直是你電影中的重要話題。

　　黃驥：我的電影主角都是留守少女。她們的生活中缺一個人去愛護她、引導她，所以她缺乏表達愛的機會，也沒有表達愛的練習——我一直認為，表達愛是需要經過練習的。當她不知道怎麼表達自己情感的時候，性格就比較被動。我自己也是如此。

　　作為一個女性，她在成長的過程中，最難以啟齒的就是性方面的遭遇。電影裡的少女，都遇到了身體成長給她們帶來的本能感覺，卻不知道怎麼處理和接受，也得不到有效指導，導致她們有其他人所不能理解的情感。

　　從18歲離開，到10多年后我重回小鎮，小鎮上的年輕女孩們生活在和我不一樣的時代，她們依靠手機和外界保持著聯系，有別於我那隻能依靠座機的上世紀90年代。但我們都是從留守兒童長大，一樣因父母的缺失而向異性求愛。

　　在對“性”從來都遮遮掩掩的中國，留守女孩們對“性”是無知而愚昧的，我在女孩們身上看到了那個孤獨、笨蛋的自己，那個在無知無識中被傷害的自己。

　　中青報：所以，你的電影都會有紀錄片的色彩嗎？

　　黃驥：這些影片並不完全是我自己的故事，只是以我自己的情感經歷和親身體驗作為最基本的出發點。拍《笨鳥》時，我也考慮，是拍我高中時期的上世紀90年代，還是拍現在的年輕人。后來決定，就讓年輕人去演他們自己，真實是最重要的，我們和姚紅貴這些演員一起生活了6個月，觀察他們，再反饋到劇本。我們要讓觀眾覺得，劇中人真的存在於這個世界。

　　我的每一次拍攝都會先做採訪。《笨鳥》採訪了各個年齡段和不同文化程度的女性，從十幾歲的少女到70多歲的老人。我們發現一個共性，雖然年齡跨度這麼大，但對第一次和異性親密接觸的體驗是類似的——所有被問的女性都說，第一次挺難受的，沒有人很放鬆，而且都認為這是自己的錯。

　　中青報：姚紅貴你連續用了兩次，她的哪一點吸引了你？

　　黃驥：拍《雞蛋和石頭》時，她是初中生，12歲。當時我在老家找演員，找了很多都不滿意。偶然的機會，我在一個偏僻的初中發現了她。她不愛講話，但不講話的時候，感覺她的眼睛和身體語言已經在講話，所以我決定用她。

　　拍《笨鳥》時，紅貴高三，最初沒想到再用她。后來跟當地的年輕人接觸，發現她們都比較安於小鎮生活，得過且過，但紅貴對外界有好奇心，又不知道怎麼做——這種矛盾和掙扎是電影人物必須要有的。所以，她白天上課、晚上拍戲。現在，她已經在湖南一所大學學表演了。

　　中青報：《笨鳥》屬於青春電影嗎，你想表達的似乎不只是少女成長？

　　黃驥：可以說是一部青春電影，但講的不只是青春期的故事。我想通過少女的成長，描繪整個小鎮人的生活。比如，《笨鳥》中講到以健康之名去詐騙的團伙，這在小地方很多。他們在大城市騙不下去轉移了。小鎮的老人們經濟狀況比以前好很多，卻不知道怎麼花錢，不知道怎麼辨別，就落入陷阱。其實，小鎮的年輕女孩們也是如此，她們不知道怎麼過更健康、更有意思的生活，買個手機、做做頭發，幾乎就是全部了。

　　中青報：你的下一部電影還會繼續這個主題嗎？

　　黃驥：會的。關於繁華都市的電影已經太多了，偏僻落后的小鎮發出自己聲音的途徑很少，我希望用一個女性的經歷和情感，繼續真實地描寫我的家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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