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作為中國社會的主要輿論傳播場域，互聯網輿論空間的結構與發展，是把握中國傳媒變局的重要面向，本文從近年我國輿論場域的分化與主導態勢入手，借鑒法國社會學家布爾迪爾的場域理論，對社會轉型期的當代中國輿論場作解讀和闡釋，嘗試尋找不同場域間可溝通的共同性、自主性與獨特性的可行之道。

關鍵詞：布爾迪爾﹔慣習﹔場域理論﹔當代闡釋

互聯網作為一種新的“現實空間”，正在全方位立體化地影響和重塑著我們的生存環境和日常生活，網絡空間已經成為了陸、海、空、天之外的“第五大疆域”。作為中國社會的主要輿論傳播場域，互聯網輿論空間的結構與發展趨勢，是把握中國傳媒變局的一個重要面向，也是審視社會傳播的公共領域對中國政治社會發展產生影響的一個重要切口。

網絡輿論不是可以避而不談的微塵鴻毛，也不是談之色變的洪水猛獸。當前，所謂的網絡民意往往只是情緒的宣泄，在互聯網上，人人都可以成為信息來源，事事都可能成為新聞“頭條”，碎片化、情緒化的網絡空間越來越難以傳播真正意義上的公共意見，網絡空間日益成為社會輿論的策源地、集散地和交鋒地。

一、我國輿論場域的分化與主導態勢

觀察我國的傳媒生態，輿論格局的變動是一條宏觀而必要的線索。2008年，新華社前總編輯南振中首先提出了“兩個輿論場”的說法，指出中國存在兩個輿論場：一個是以黨報、國家電視台、國家通訊社為主的“主流媒體輿論場”，一個是依托於口口相傳特別是互聯網的“民間輿論場”。從最初由隱而顯的“民間輿論場”，到后來可以與“官方輿論場”分庭抗禮，兩個輿論場的存在，意味著客觀上單一中心話語權力有了轉移，也意味著觀點多元的趨勢在強化。盡管對於一個事件的解讀會出現完全不同的結果，這與輿論場背后所代表著不同的利益群體有著重要關聯，也無法回避輿論場之間的封閉狀態對於觀念分野的深刻影響。

從最初使得“民間輿論場”由隱而顯，到后來與“官方輿論場”分庭抗禮，中國的互聯網輿論場在2014年前后經歷了以微博衰退為代表的重度失活過程，曾有年輕人這樣調侃：“看半天微博，需要看七天的新聞聯播才能治愈”，這說明了觀念和話語上的分立，其作用是實質性的。我們從近來頻發的熱點事件中可以看到，無論是發生於地方基層官民雙方的沖突，還是一些有爭議的司法案件的審理，代表著不同利益群體輿論場間的分野狀態阻礙了理性溝通平台的建立和交流。

互聯網輿論的生成模式、主流價值的基調以及利益訴求指向的變化，常常折射著技術、政治與經濟等多種變量在互聯網空間中的相互作用與力量博弈。我國隨著2013年官方以打擊網絡謠言、2014年著力推動主流媒介融合、2015年劃定網絡轉載“白名單”（可供網站轉載新聞的新聞單位名單）等方式，對網絡輿論場進行治理與影響力的滲透，曾經主要由數字社交媒體所形成的“民間輿論場”逐漸被“官方輿論場”所吸納、融合與主導。

2016年初，由年輕網民“小粉紅”發起的“出征FB”的“表情包大戰”與網絡民族主義的集群式傳播行為，從整個罵戰和斗圖到最后變成互相討論美食和美景，說明隻要有交流的意願，總比都不說話要強。Facebook大戰的目的，不在於說服任何一方，而是讓雙方都知道，對方不是隻能看標簽的敵人，而是活生生的人，反映了互聯網造就了年輕一代政治參與的新行動模式與話語風格，也反映出在輿論格局“國進民退”的轉變中，官方力量對新技術、新主體的吸納與策略性的利用，這也可看做是一種互聯網對官方輿論引導策略與方式的改變。

二、布爾迪爾場域理論的解讀與思考

1.場域的多樣化，是社會分化的結果

場域的概念，最開始源自於物理學，是為描述重力電磁力等物體相互作用時的“場”現象而提出的專有概念。而在法國社會學家布爾迪爾的場域概念中，場域被定義為位置客觀關系的一個網絡或一個形構。“一個場就是一個有結構的社會空間，一個實力場有統治者和被統治者，有在此空間起作用的恆定、持久的不平等的關系，同時也是一個為改變或保存這一實力場而進行斗爭的戰場”[1]。

布爾迪爾認為，社會空間中有各種各樣的場域，場域的多樣化是社會分化的結果，這種分化的過程就是場域的自主化過程。實際上，自主化是指某個場域擺脫其它場域的限制和影響，在發展的過程中體現出自己固有的本質[2]。他認為，場域越是從社會場域和權力場域中獲得了自主性，這個場域的語言就越具有科學性。場域中的競爭和策略，不僅取決於符號商品的價值，也取決於此場域的自主性，因為自主性強的場域遵循的是“是非”邏輯，自主性弱的場域遵循的是“敵友”邏輯。

人的一切行動均被行動所發生的場域所影響，場域並不僅僅是指物理環境而言，也應該包括他人的行為以及與此相連的許多因素。場域不僅是一個圍繞特定的資本類型或資本組合而組織的結構化空間，也是一個充滿斗爭的領域，競爭的目的毫無疑問是為了佔有稀缺資源和相對優勢的地位。同時，場域是建立在資本的基礎上的由處統治地位與被統治地位的主體組成的結構性空間，他們在場域中都要遵循特定的規則進行斗爭。在很大程度上，場域的構建是依靠自身的內在發展機制來實現的。“場域”、“慣習”和“資本”是布爾迪爾社會實踐理論的核心觀念，他融入了文化學、人類學、語言學、哲學、藝術、歷史等學科的內容，錯綜復雜，包容豐富，“場域”是其社會學中對於空間的一種關鍵性的隱喻。

2.場域和慣習，是約束與構建的關系

布爾迪爾 對“場域”的認識和把握，採取了從“中間入手”（即“場域”）的策略。他認為：“作為包含各種隱而未發的力量和正在活動的力量的空間，場域同時也是一個爭奪的空間，這些爭奪旨在繼續或變更場域中這些力量的構型。[3]”在一個場域中，往往存在著各種積極活動的力量，它們之間的不斷“博弈”（game）使場域充滿著活力，也使場域類似於一種“游戲”，這種游戲中的慣習和資本就是游戲中的王牌，慣習和資本決定了游戲的形式和結果。

場域是客觀的關系系統，在場域中活動的人是有知覺、有意識的，因此場域系統都有自己獨特的“性情傾向”系統，這個系統就是布爾迪爾所謂的“慣習”，它是布爾迪爾場域理論中的重要概念。慣習作為一個持久的、可轉移的稟性系統，在潛意識層面發揮著作用，包括個人的知識和對世界的理解[4]。一方面，慣習和場域的關系是約束關系，場域形塑了慣習，慣習又是場域內在需要的外顯產物﹔另一方面，慣習和場域的關系又是構建關系，慣習將場域構建成一個有意義和有價值的世界，在慣習和場域的約束和構建關系中，不能排除歷史因素的作用，因為在同一個場域，慣習會隨著社會的變遷和發展發生相應的變化。

整個社會分化為形形色色的“小世界”（即場域），作為一個社會空間，場域應該有自己的邊界。場域之間的關聯是復雜的，它們之間有相互連接的紐帶。場域不僅是一種社會空間，也是相對獨立性的社會空間，相對獨立性既是不同場域相互區別的標志，也是不同場域得以存在的依據。場域的相對獨立性表現為不同的場域具有不同的“邏輯”和“必然性”。場域是由社會成員按照特定的邏輯要求共同建設的。它是社會個體參與社會活動的主要場所，也是集中的符號競爭和個人策略的場所。

3.資本是利益關系的結構性考量

布爾迪爾把所有的東西都轉換了一層利益關系的結構考慮。在場域中，個體展開競爭，隱含著對抗，充滿著力量。他看到了這種階級矛盾、階級對立，同時也有階級融合作為某種現實存在。個人行為結構的能動性成長是跟人的習性相關的。習性是天生的，是隨著人出生的階級、所經歷的社會階層、所接觸的信息而逐步培養的。資本不是完全固定的，就像文化資本是積累的，可以通過努力來積累，有的可以通過轉換。任何一個場域都是相同相近的人共同游戲、共同博弈的一個空間組合。

由於人的能力結構和個性特征的差異性和多樣性，決定了能夠進入的場域的多少。這種場域的相互轉換，包括轉換結構、轉換方式、轉換形態就成為人去開拓發展其社會關系或者獲得社會認可的一個主要路徑。到了現今信息化時代，這種場域的轉化和分叉的機遇性和多樣性會更多，個體隻有在那個場面結構當中，作為互補性的結構存在，這個游戲才可以持續下去，否則就是斷裂，就是斗爭，就是水與火。

場域是社會實踐的空間，慣習則是社會實踐的邏輯，資本是社會實踐的工具。任何人處在這種社會利益、社會沖突、社會角逐的尖銳結構當中，人的任何能量動力都是一種資本化的結果。布爾迪爾把資本分為經濟資本、文化資本和社會資本。經濟資本是可以立即直接轉換成金錢，並以財產的形式被制度化﹔文化資本可以轉化為經濟資本，它以教育資格的形式被制度化﹔社會資本是以社會義務組成的資本，在某些情況下可以轉化為經濟資本。由此可見，布爾迪爾的資本是廣義的資本概念。經濟資本是顯性的資本，社會資本和文化資本是隱性的資本，三種資本是可以相互轉化的，現在社會上出現的政商結盟，就是資本轉換的一種結果。

三、布爾迪爾場域理論的當代闡釋

1.正視輿論場域分化所代表的社會沖突和矛盾

從社會轉型的維度考量，社會轉型催生社會分化，打破板結的社會結構，將社會分出大大小小具有相對自主性的場域，在本研究中，將“場域”概念借用到輿論領域進行討論，是因為在輿論議題中，同樣存在著為了爭奪對現實社會的話語解釋權利展開斗爭的領域。在民間輿論場這一輿論空間之中，由於觀念和立場的差異所形成不同的群體，群體內部有較為一致的價值取向，佔據了一定的輿論話語空間，而群體之間出現了一定程度的對抗和斗爭，在輿論領域中，不僅存在著斗爭，且對抗的參與者們紛紛搶佔輿論話語空間，形成了對峙的輿論狀況。研究者把這一現象，稱為輿論場域分化[5]。

輿論場域的分化現象，其外在表現的是同一輿論群體在不同輿論議題上具有一致性的輿論立場，而不同的輿論群體其立場有著顯著不同的穩定性，其內在的動力是輿論群體內部的個體與所處輿論空間的一種動態平衡，以及輿論群體之間為了爭奪話語和符號權力而進行的爭奪。

場域分化主要表現為網絡不同輿論群體之間的意見沖突。在各類的輿論議題中，由於網絡不同輿論群體對社會構架的不同期許，對國家發展道路的不同判斷，以及對國家、社會與個人三者互動關系中主次不同認知，圍繞著效率與公平之爭，在各類輿論議題中表現出顯著的輿論立場差異。通過虛擬空間的激烈辯論和情緒釋放，緩解了現實生活層面的暴戾情緒，對社會的整體穩定也能帶來一些正面影響。而執政黨及官方媒體通過對輿論的積極回應，客觀公正地告訴人們事件的真相，用實事求是的態度面對受眾。針對確實有問題存在的情況，及時處理並告知公眾，也能夠對民間輿論場的分化起到一定的回應和彌合效果。

2.壟斷與合意，是權力關系的一種可能現實

布爾迪爾說過“被統治者是統治者的同謀”，“抵抗可能是走向異化，而屈服也許是通往解放”，它反映了集權的強大，使得統治者與被統治者在同一種場內能夠實現一種共生關系。統治者與被統治者屬於同樣一種結構性關系場內，被統治者能夠甘心接受統治者的支配，能夠在他的權力運行的邏輯內而沒有太大的革命性反思和批判力量，就是因為有合意，它體現了統治者與被統治者雙方的這種同謀。（合意在中文裡有另外一種說法叫“共識”。）

合意關系的實現是因為壟斷關系，從傳播學的視角來說，就是統治者對信息通道壟斷的佔有，以至於被統治者和統治者其實處於信息不對稱的狀態，被統治者不能夠與統治者獲得相同的信息資源，從而在社會資源、文化資本、社會資本還有經濟資本上面產生分別和差異。這種合意其實是一種虛假的認同（被暴力裹脅的認同）。這種裹脅是一種利用虛假的擬態環境，使得被統治者並不能意識到他在處於這種被統治的狀態下，反而感覺到有一種形式上的很大的權力。

互聯網技術不僅提供了公共討論和社會交往的全新可能性，也導致了嚴重的認同危機。認同在本質上“是一種意義感、身份感和歸屬感，它表征著個體對自我、他者和社群的一種認可和接納程度，在最寬泛的意義上說，都屬於溝通和交往的產物。[6]”

3.沖突博弈和互動通融，是當下輿論場的主流特性

在多元的意識形態以及新媒體環境下，輿論所建構的沖突和質疑框架都可能會放大轉型期中國社會的風險。博弈與沖突場域關系的持續存在，各場域之間既疏離又交集，既妥協又和而不同，不同輿論場的劃界涇渭分明，不同輿論場間的矛盾反復呈現。各大輿論場域均有各自的參與人群和議題方式，在輿論空間構建中分別發揮著各自的能動作用，不同觀念、立場和利益關系的大范圍正面交鋒，它們在公共意見表達中或各行其是，或彼此呼應，或嚴重對立，或謀求認同。在放大社會歧見紛爭的同時，凸顯了通融社會輿論場的嚴峻命題，各方在喧囂嘈雜聲中尋求理性的發聲和利益的平衡成為一種現實必需[7]。

在空間層面，不同輿論場的沖突其實是草根舞台與主流陣地之爭。當今不同輿論場間相對割裂的傳播通道和輿論陣地，源於互不兼容的領地式的傳播平台以及彼此迥異的傳播方式，導致不同輿論場的各方在自己相對獨立的輿論空間裡，要麼封閉起來唱獨角戲，要麼敞開大門搞攻擊戰，使得本就匱乏的輿論場互動，呈現為扭曲的對抗形態。攻防轉換之間，輿論陣地得失，被無端拋棄的是彼此的包容和社會責任。

當代社會發展的方向和趨勢，應該是不同場域的重疊與融合，社會的巨大轉型必然帶來輿論場域的重新定位與劃界，人們更關注場域之間應該如何溝通與交流，更加希望可以打破彼此的壁壘，從而尋找不同場域之間可傳釋、可交流、可溝通的共同性與約定性，同時又能保持各自場域自身的自主性與獨特性。

參考文獻：

[1] (法)布迪厄等.李猛,李康譯.實踐與反思[M].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

[2] 高宣揚.布迪厄的社會學[M].上海:同濟大學出版社,2004.

[3] (法)皮埃爾·布迪厄.藝術的法則:文學場的生成與結構[M].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1.

[4] (法)皮埃爾·布迪厄.藝術的法則:文學場的生成與結構[M].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1.

[5] 車月.新媒體環境下的輿論場域分化研究[D].中國傳媒大學,2016.

[6] 胡百精.互聯網與對話倫理[J].當代傳播,2015 (5).

[7] 袁勇.輿論場交鋒:博弈、沖突、互動與通融[J].新聞愛好者, 2013(8).分化與共生：布爾迪爾場域理論的當代闡釋

分享讓更多人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