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報》在視頻直播方面的探索和嘗試開始於2016年，與騰訊新聞合作，充分發揮各自在平台、技術和內容等方面的優勢。2016年初的“春運回家路”春運系列報道隻能算是一場視頻直播的演練，在2016年兩會報道中，《新京報》的視頻直播進入全面啟動階段。發展到今天，《新京報》在視頻直播中涌現出眾多有社會影響力的新聞，比如，“聚焦2016全國兩會”“讓全中國牽挂的懸崖村孩子”“天津濱海新區爆炸”“7月北京河北暴雨”“雷洋事件”“魏則西事件”“保定6歲兒童墜井事件”等，《新京報》記者在新聞現場的一線，為公眾全方位直播了事件的整個過程，在新聞的時效、深度、人情味等方面，都展示了主流大報的專業規范和職業素養，收到了良好的社會效果。

然而，移動端視頻直播模式畢竟還處在探索階段，利弊並存。是否能為傳統媒體融合轉型提供新思路，還有待實踐的檢驗，從直播的實際效果來看，依然存在諸多需要克服的難題。

技術平台中的融合實踐

傳統媒體能夠在移動視頻直播的熱潮中集合優勢的採編播力量，在這種新的傳播形態上做出探索和努力，是應對媒體融合轉型的新舉措，在形式上也是緊跟時代趨勢。尤其是在移動媒體生態的激烈競爭中，《新京報》利用社交平台，與騰訊的合作，可以獲得更多精確的用戶數據，用戶的需求和反饋意見，在豐富用戶體驗，拓展用戶選擇空間方面發揮積極的作用。

直播的形式開辟融合轉型新渠道。所謂融合轉型，就是轉變媒體的服務方式。從2016年上半年開始，得益於視頻、文字、圖片、動態圖的有效結合，直觀立體的形象展現，較低的准入門檻等優勢，移動視頻開始攻佔媒體市場，吸引了越來越多用戶的注意力資源。不但專門的視頻直播網站如映客、斗魚等迅速興起，傳統視頻網站如優酷、愛奇藝等也緊跟其上，視頻直播改變了新聞資訊的內容生產過程和傳播方式，重塑了新聞現場，也為傳統媒體與新興媒體的融合提供了新的契機。

視頻直播並非是一種新的形態，在當前的媒體生態環境中，這種移動視頻的直播需要再生並創造出新途徑和新元素才能應對數字技術的巨大挑戰。在傳統媒體普遍被唱衰，面臨生存困局的狀況下，《新京報》在媒體融合轉型的過程中已經採取了多種嘗試和努力，如網頁端的新聞直播、“我們視頻”以及《新京報》官方微信公眾號的相互配合。《新京報》的探索為自身發展爭取了更大的空間和平台，與移動端的視頻直播如斗魚、優酷以及帶有營銷色彩的聚美優品直播相比，《新京報》在媒體的專業操守和職業規范上，依然樹立了大報的權威和自信。

多平台的聯合豐富用戶使用體驗。社會化媒體的使用體驗與這個平台上人與人之間的互動緊密相關，用戶的使用體驗可以分為兩大部分，一是產品形式上的體驗，二是產品情感上的體驗。產品獲得的便利性在同質化產品競爭激烈的情況下，能為競爭增加一個重要砝碼。設計平台的積極友善、愉悅安全的情感體驗也能增加用戶對信息平台的黏性，因為社會化媒體產品不僅要為用戶提供社交圈的啟動機制，也需要持續性地為用戶提供社交圈的擴展機制，在潛在的連接關系和興趣中帶給用戶良好的情感體驗。

直播視頻的便利性在於用戶可以隨時選擇觀看，尤其是利用碎片化時段，如在地鐵、公交或機場等需要時間等待的場所，隻需一部手機就可獲得直播的新聞信息，將碎片時間利用起來，這是所有直播視頻共有的優勢。《新京報》豐富用戶使用體驗的擴展性表現在其微信平台與網絡視頻直播的聯合，如在其微信平台的推送信息中，往往是圖片、文字報道與視頻相結合，文字提供新聞事件的深度解讀，視頻提供新聞現場的動態，為用戶的選擇閱讀或收看提供可選擇的范圍，在收視效果上，加深閱讀印象，增強傳播效果的同時也會減輕用戶的閱讀疲勞。利用媒體社交圈的擴展機制在網絡中形成新的關系，這是未來媒體發展的一個重要趨勢，也是在新的交流平台中獲得用戶依賴和認同的關鍵。

泛資訊的內容擴展用戶選擇空間。考慮到用戶在社交媒體中的行為特征和接受習慣，一種影響因素是直播的視頻本身是個性化的，這是社交媒體平台化演進的必然趨勢和結果，另一種影響因素是用戶價值選擇和言論表達的個性和多元化，這就決定了進行視頻直播的選題需要同時滿足這兩方面的條件。

筆者收集了《新京報》2016年全年的視頻直播的新聞標題，進行了樣本分析，直播的新聞標題共計194條，話題涵蓋社會、民生、法治、娛樂、環保、科技、創客，突發事件等，其中，以社會新聞的直播數量最多，佔全部新聞總量的將近50%，社會話題的新聞視頻直播能吸引從精英到草根幾乎所有階層的參與和討論，新聞的傳播效果也會比較理想。

用戶在信息接收的過程中，其關系是普遍連接的，時間碎片化並且伴隨低度耐心的心理狀態，因此，新聞的選題和報道內容需要適合直播的特點，為用戶營造比較輕鬆、積極、愉悅的收視環境。從對近200條新聞的文本分析中可以看到，嚴肅的時政新聞和復雜的財經內容則較少在直播視頻中出現。在《新京報》的“直播”與“我們視頻”兩個欄目中，雖然有重復疊加的選題，但二者在本質上是相互配合的，“直播”為用戶提供的是事件的全景全貌，是一種伴隨式的信息服務，而“我們視頻”類似於短訊，既有短消息的文字報道，又增加了五分鐘之內的新聞事件核心內容的視頻。

技藝追求中的提升空間

無論是傳統媒體還是新興媒體，媒體新技術創新驅動下所嘗試的“視頻直播熱”還沒有確定的模式和機制，雖然在媒體資源配置、新聞的生產傳播及平台分享上成為市場競爭新的著力點，但在視頻質量的專業水准，把握直播的核心內容，在多大程度上吸引用戶的參與，增加用戶的黏性和互動效果等方面，還有較大的提升空間。

視頻質量有失專業水准。傳統電視視頻的播放往往需要一個后期制作加工的過程，在時效性和實時性上沒有移動視頻直播的效果突出，從選題到拍攝到后期制作，層層把關。比如，新聞的選擇有嚴整統一的主題，視頻拍攝中的推拉搖移跟甩鏡頭的到位，后期剪輯中的畫面流暢銜接，配音，解說詞等，都有統一規范的規定，需要嚴格執行，最終提供給受眾的新聞產品體現著明顯的新聞組織的條理性、邏輯性和連貫性。

移動視頻直播的質量在這些層面上降低了標准。便攜式手持直播雲台、實時直播流量包、移動直播台等設備即可完成現場直播，但問題是，在畫面的拍攝質量上降低了要求，拍攝的構圖、框架、清晰度等，都讓位於迅速及時的展位和發送傳播。雖然在重大的時政新聞上會進行編輯加工后再播發，如2016年的兩會直播，現場記者拍攝完成后傳回后方的編導團隊進行編輯把關，隨后在新京報網、新京報客戶端和騰訊新聞網中直播，但是在一般的社會新聞中，減少了編輯把關環節，手機拍攝的畫面畫幅在播放中比例不合適的情況下會特別影響新聞的傳播效果。有的視頻是直接採用網友的拍攝素材，在拍攝的專業水准上自然與規范的視頻作品有一定的差距。

視頻時段過長降低用戶耐心。傳統電視直播中，往往是精心挑選的新聞事件，在視頻的呈現上，也是將最規范內容，最標准的畫面剪輯組接完成，提供給公眾，公眾接受到的總是事件的核心部分。按照我國廣播電視新聞獎的評選標准來說，電視新聞的“短消息”時長控制在1分30秒之內，“長消息”通常為1分30秒到4分鐘。

新興的移動短視頻則不同，幾乎是沒有時長限制的，伴隨式播放，用戶可以隨時收看或者選擇離開。查看《新京報》的直播視頻，長達3到5個小時，在這樣的時間長度中，直播的開篇，銜接內容，甚至現場記者“嘮家常”式的畫面都包含在其中，降低了視頻直播的效率，在某個信息密度較低的時段，就可能丟失一部分用戶。

布爾迪厄認為，人們如果想要對電視傳達的內容進行理性分析與思考的話，必須將自己變成“快思手”，但一般人都不具備成為“快思手”的能力，隻能成為在快速流動的炫目畫面前應接不暇的圖像刺激接受器。《新京報》的直播視頻雖然沒有靠炫目的畫面吸引用戶，但長時段的直播，難免會使用戶產生視覺疲勞。盡管其幾個小時全程直播的目的是為給用戶提供最完整的事件過程，但直播過程中片頭片尾中間銜接環節，“東拉西扯”的特征沒有避免，擠佔了本就有限的用戶的有效時間，減少了理性判斷與分析的可能和空間。過長的時間段，增加了信息挑選的復雜程序，增加了用戶把握新聞中關鍵內容的難度，也有可能在用戶自主選擇時段的過程中錯過關鍵信息。

開放性平台未充分增強互動。社會化媒體產品的核心是“互動”，產品的獨特賣點、文化個性以及盈利模式等，都取決於產品對“互動”這個核心環節的理解與設計。開展與用戶的廣泛互動是提升質量，增強用戶黏性的重要部分，也是現在社交化媒體的最普遍手段。從技術的層面來講，社會化軟件為互動提供了極大的可能，互動的手段、模式、場景和回報等都是需要考慮的因素。

《新京報》視頻直播關於話題的選擇雖然不再局限於重大突發事件的報道，而是擴展到社會、民生、文化等多元話題和廣泛資訊，這些都是將互動效果考慮在其中的因素。但是，相較於社會化媒體的互動設計，《新京報》的視頻直播在調動用戶積極性和創造力方面還有極大的探索空間。

在“直播”板塊設置有留言的“評論”，在“我們視頻”板塊，以用戶“點贊”的多少來獲知新聞的傳播效果，而在官方微信公眾號，互動的頻度和留言內容顯然高於網頁端。當然，在重大或突發事件上，《新京報》的視頻直播還是贏得了公眾強烈的反應和認可。

從騰訊后台的統計數據顯示，關於時政新聞，2016年初《新京報》聯合騰訊新聞直播全景兩會，在100多個點位的40多路直播信號中，團隊完成了16天總共98小時的視頻直播。3月1日到3月3日，騰訊新聞視頻直播的訪問量超過6000萬，3月6日的首個直播開放日中，播放量達到400萬，這一數據說明了直播的受眾關注度。關於社會新聞，如6月1日的“讓全中國牽挂的懸崖村孩子們怎麼過六一？”的視頻直播，雖然時間長度達到了5個小時，但是在高峰時段仍然獲得了20萬的觀看量。再如，11月8日，保定男童墜入40米深枯井的救援直播，1000萬人觀看，再現了全民救援的力量，調動的不僅是線上的媒體資源，更調動了線下的救援團隊、民眾力量和公眾的情感。尤其在這次報道中，其直播的規范、道德、倫理和人情味等得到業界和社會公眾的認可，從技術層面上升到了“技藝”層面，盡管救援的結果是以悲劇收尾，但這個前所未有的直播過程與力量的調動，為之后的視頻直播都提供了參考和借鑒意義，社會價值重大。

直播形態的新圖景

當前的社會生活環境已經由媒體所塑造，無論是政治經濟、文化娛樂還是社會休閑，媒體文化成為當前社會生活中文化的主導形式與場所，尤其是媒體的數字化加快了革新的進程，傳統媒體更是在普遍被唱衰的氛圍中竭力開辟新路徑。視頻直播並非一種新的媒體形態或傳播方式，在此之前，經歷了從普通視頻到現場直播再到圖文直播的階段，當這種形態與移動媒體和數字技術相結合的時候，必將創造出新的傳媒熱點。2016年傳媒“直播”的話題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興起和發展起來的。在傳統媒體和新興媒體融合轉型的發展過程中，直播的探索無疑成為一種新渠道。移動視頻直播的社會效果還沒有在質的層面上獲得明確認定，但作為一種嘗試，在“直播”發展演變的過程中，還需要解決一系列的問題和矛盾，比如，直播便捷與視頻質量的關系，視頻時長與用戶耐心的關系，用戶選擇與用戶互動體驗的關系等。

媒介首先是一種人類技藝的產物，其次才是技術的產物。因為技術層面關注的是競爭、效率、控制、效益等，而技藝則上升到審美、對話、道德和倫理完善的層面。從長遠來看，從技術層面上升到技藝的追求，應該是媒體持續創新發展的動力和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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