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隻肥壯的羚羊並沒有逃走，只是用乞求的眼神望著他，然后沖著他前行兩步，用兩條前腿扑通一聲跪了下來，與此同時，兩行長淚從它眼裡流了出來。老獵人的心頭一軟，扣扳機的手不由得鬆了一下……”

　　導演陸川在央視《朗讀者》節目裡的處女秀，就是朗讀作家王宗仁的《藏羚羊的跪拜》，他要把這篇散文獻給多年來關注自然、默默守護可可西裡的人們。在陸川的朗讀中，那隻面對獵人槍口跪拜的藏羚羊並沒能挽救肚子裡未出世的孩子，卻讓獵人從此放下了獵槍。

　　“天下所有慈母的跪拜，包括動物在內，都是神聖的。”陸川自認為是個“見光死”的人，在鏡頭前做任何事情都會情不自禁地緊張，在鏡頭后面看監視器，才會覺得舒服。距離拍攝電影《可可西裡》已經過去了十幾年，當年在可可西裡的那段經歷成了陸川生命中一個重要的部分，不僅影響了他后來的創作，更讓他對生命和信仰有了全新的認識。

　　對於生和死的探討

　　以天葬的儀式開場，以天葬的儀式結束，不論是諭示生命的不斷轉世，還是象征著生死的無盡輪回，影片《可可西裡》已然將焦點鎖定在人類永恆的死亡主題上。那片土地孕育的每個生命神聖卻又脆弱，無人區的奔波追逐，還有那些野蠻的放逐，讓觀眾感受到的是生命的無助，以及命運的無常。影片沒有那種懲惡揚善的鮮明表達，充斥全片的隻有絕境中的掙扎，與自然抗爭，與盜獵者抗爭，與自己抗爭。

　　2004年，陸川編劇、導演的《可可西裡》上映，這部電影給他帶來了中國電影金雞獎、華表獎、香港電影金像獎等榮譽，同年他還憑借這部影片獲得東京國際電影節評委會大獎，它讓陸川成為第六代導演中的佼佼者。陸川曾經說過，《可可西裡》給他最大的收獲，是讓他找到了拍一輩子電影的方法，還有對自然的敬畏之心。

　　“我一直在想，如果我的第二部電影不是《可可西裡》，我可能不會是現在這個樣子，也不可能有后面的創作。拍完《可可西裡》的時候，感覺對於生和死的探討沒有做完，好像隻做了一半兒。”回憶當年拍攝《可可西裡》的經歷，陸川說，在拍這部電影之前，敬畏自然只是在書本上讀到過的概念，並不是自己內心真正的信仰，“等走過了可可西裡之后，經歷了那裡林林總總的一切，在藏地見証了很多的東西之后，對環境的敬重和敬畏之心就根植在我內心了”。

　　有一次，一個地方政府想請陸川去做一個實景演出，看過之后他發現這個演出可能會破壞當地的植被和水源，就放棄了這個項目。不僅創作，連日常生活裡很多小習慣也徹底改變了，見到穿皮草的人他會上前提醒，對以前喜歡的象牙雕刻也敬而遠之了，以前喜歡看馬戲，現在感覺到馬戲團是一個有悖於自然法則的挺殘酷的事情。去年，陸川的動物紀錄片《我們誕生在中國》和觀眾見面，“在拍攝這兩部電影的過程中間，我的很多生活習慣、很多想法都改變了。在將近五六年的時間裡，和野生動物打交道，接觸環保主義者，他們對我的改變很大。”陸川說。

　　1971年出生於新疆奎屯的陸川，2002年憑借自己編劇、導演的電影處女作《尋槍》在中國影壇嶄露頭角，《可可西裡》是他的第二部作品。對於陸川而言，拍攝《可可西裡》的那段日子讓他難忘，花了兩年時間在可可西裡選景，然后下去生活，再寫劇本再拍。所有參與這部戲拍攝的劇組成員都存在健康遭受損害的情況，而大家的目標隻有一個：為中國電影創作一部不一樣的作品。

　　陸川的電影之路是從閱讀小說開始的，盡管父親、劇作家陸天明和姑姑、作家陸星兒對他直接的幫助不是很大，但是，兒時的文學積累給他日后的電影創作提供了豐厚的營養。陸川坦言，自己一直沒有把電影當作一個職業來對待，“所以就很想去拍不同的電影，去嘗試不同的事兒。影評人和觀眾有時候會希望你保持自己的風格，但我想通過不同的層面、不同的切面去了解不同的人性”。

　　好壞評判標准在那片土地上徹底失效

　　1985年以前，可可西裡生活著大約100萬隻高原動物藏羚羊，不過隨著藏羚羊絨的價格暴漲，可可西裡爆發了對藏羚羊的血腥屠殺。從1993年起，可可西裡周邊地區的藏族人和漢族人在隊長索南達杰的領導下，組成了一支名為野牦牛隊的巡山保護隊，志願進入可可西裡進行反盜獵行動。陸川說，影片靈感來自有關藏羚羊、野牦牛被殘酷獵殺的新聞報道，最終，那裡的人們掙扎的生存狀態深深打動了他。

　　直到今天，在陸川的記憶裡，可可西裡都是一個讓人望而生畏的存在：缺水缺油，冰天雪地，狂風怒吼，流沙肆虐。可可西裡在蒙古語裡的意思是“美麗的少女”，名字雖然美麗，卻是一個被欲望、罪惡、死亡籠罩的地方，那片土地上發生的事情總是現實而殘忍，暴力而血腥。在那海拔4700米的無人區，危險的荒漠之地，有人可以因為貪婪去掠殺藏羚羊，有人可以因為5元錢殘忍地做幫凶，好壞善惡、理想現實、震撼憤怒無奈，所有這一切，都在那片土地上糾纏博弈。

　　人類為什要蹂躪這片美麗的土地，為什麼要殘害這些藏羚羊呢？因為有些女人要用羊毛裝扮自己的美麗，於是有些人便通過獵殺藏羚羊以滿足金錢欲望，還有一些人只是為了生存。

　　作為一個非典型的英雄，《可可西裡》中的主人公日泰身上混雜了理想主義和殘酷現實的尷尬，他不是警察，只是以西部工委的名義行動的自願巡山隊成員，他對在冰上抓住的捕魚的人罰款，現場開條子並從口袋裡把公章拿出來蓋章，他指示隊員賣皮子，他不顧隊員和自己的性命去追那個老板，似乎這一切都會讓我們對這個人物的正義性和純潔性產生懷疑。

　　在這部電影裡，劉棟作為巡山隊員，被隊長日泰呼來喚去左右驅使不但毫無怨言，同時他身上也顯現著鮮明的生命本性追求，而最驚人的一筆，卻是他毫不臉紅地伸手向做“三陪”的女友要錢，然后再轉身拿著最底層女性的血肉錢，趕去捍衛一群志願者的崇高使命。

　　“在可可西裡，我們沿用多年簡單明了的好壞評判標准徹底失效，好與壞可以在瞬間轉換，一如生死。盜獵者為了生存而盜獵藏羚羊，而巡山隊員為了給隊友治病也賣羚羊皮。世界上沒有絕對的善惡，惡人會在某些情況下選擇善。”陸川說，現實中，“好”與“壞”並非涇渭分明，更多時候道德屈從於生存，那裡的人們用堅定的毅力奮斗在生命的禁區，用人們無法想象的意志生存，“可可西裡，是天堂，是地獄，還是見証生命與信仰的聖地”。

　　想要給觀眾留下的不是眼淚，而是思考

　　2004年，第17屆東京國際電影節上，中國唯一一部參賽影片《可可西裡》獲得了評委特別獎。領獎台上，陸川落下了男兒淚。

　　生活中，陸川自認是個“淚點奇低的人”，最主要喜歡流淚的場合是看電影，經常情不自禁眼淚就下來了，有時候在飛機上對著電腦淚流滿面，弄得空姐一頭霧水。

　　在可可西裡，劇組所有人都身體不舒服。在《可可西裡》的拍攝中，一次意外讓陸川失去了一個伙伴，他流下了痛苦的眼淚，可在電影剪輯時他又狠心刪掉了很多煽情的橋段，他想要給觀眾留下的不是眼淚，而是思考。看過太多的生與死，感受過大自然可怕的力量，陸川想要把人類生命的脆弱傳遞給觀眾。

　　為了拍《可可西裡》，陸川多次跟隨當地的巡山隊員進入無人區巡邏，他最迫切要表達的就是真實。2003年8月，影片正式開拍，陸川率領劇組進入可可西裡無人區，“我覺得煽情是對可可西裡的不負責任，因為那裡拒絕眼淚，隻有絕望、平靜與內斂”。

　　《可可西裡》全部都在海拔3800米以上拍攝，其中有30%的內容是在無人區拍的。為了追求真實效果，劇組還在可可西裡高原最高峰布格達爾峰海拔6200米處取景拍攝。在布格達爾峰，劇組遇到了電影裡巡山隊經常碰到的事，在風雪中露宿，極度缺氧，頭痛、頭暈、嘔吐，高原反應強烈，電影拍到最后，原本有100多人的劇組隻剩下60多人，電影的拍攝也超期一個多月。

　　陸川把《可可西裡》當作一部紀錄片來拍，片中演員基本是非專業的，陸川逼著演員們去感受最真實的絕望，一次次去跳冰河，一次次去陷流沙，到最后，他們已不是在表演，而是一種生存本能的反應。

　　經歷了《南京！南京》《王的盛宴》《九層妖塔》的種種爭議，2016年8月陸川帶著紀錄片《我們誕生在中國》回歸公眾視野，並獲得良好的口碑。

　　可愛的熊貓，聰明的金絲猴，神秘的雪豹，影片以中國獨有的3個野生動物家庭為主線，講述的是一個個暖心成長與生命輪回的故事，有歡快和感動，情節不像《可可西裡》那樣陰暗而絕望，可看完后觀眾似乎能感覺到，那個拍過《可可西裡》的陸川好像又回來了。

　　拍野生動物沒有特別多的淚點，沒辦法組織很強烈的戲劇性去抓觀眾，隻能后期用素材去拼接一些故事。“剪完了連起來看時，突然就被其中一些平淡的情節打動了，比如熊貓母子之間那種依偎還有擁抱，非常的純淨溫暖，以至於我會有種感覺，那種溫暖的力量有時候可能會比那種暗黑的力量來得更凶猛，更加能夠觸動人的心靈。”陸川說。（吳曉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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