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民的名義》之前，高亞麟是《家有兒女》中的夏東海、劉星的繼父﹔在《人民的名義》熱播之時，高亞麟制片人、發行人身份更多地被提及，在投資時做好了賠40%的心理准備。如今，該劇不僅沒有賠錢，還獲得了巨大的社會話題效應和業界好評，收視率更是破4，實現了口碑和收視的雙贏，成為2017年現實題材劇的第一個爆款。昨日，高亞麟接受北京晨報記者採訪時表示，雖然當時在做《人民的名義》時就是以《大宅門》、《北平無戰事》等經典大劇為參照的，但火爆成一種文化現象還真是沒想到。而他當時敢投這個劇的原因很簡單，第一是題材的稀缺，近十年都沒有過了﹔第二是劇本的藝術，周梅森老師是寫反腐題材政治小說第一人，劇本沒得挑。至於目前該劇遭遇的“剪輯混亂”、“情節注水”等質疑，高亞麟也沒有回避，“任何一個作品肯定都有遺憾、肯定不完美。影視藝術本來就是一個遺憾的藝術，也挺好，讓我們做下一部戲有了進步的空間。”

　　轉型制片人才覺演員最輕鬆

　　在公眾的認知中，高亞麟一直是演員﹔直到《人民的名義》熱播，他的幕后身份才浮出水面。作為該劇的制片人、發行人，高亞麟感慨之前當演員簡直太輕鬆、太幸福了，“從題材的選擇、劇本的選擇、導演的選擇、整個班底的選擇，包括整個預算的控制都要操心。我們這次控制得非常好，演員的整個投入隻佔總投資的一半，我覺得這是一個合理區間。因為這部分再大的話制作一定粗糙，沒有錢制作了，這個是堅決不對的，我以后無論做什麼戲都會秉持這個原則。另外還要考慮到發行，完全不是一個行當，需要的綜合能力更強。我越當制片人就越想當演員，因為好輕鬆啊。”

　　該劇在籌備過程中，很多投資方都是隻答應、不簽約，來來回回投資組盤子成了籌備期間最大的困難。在這樣的情況下，演員陸續簽約幾乎都是沖戲來的，沒有計較片酬。“都是人情牌請出的，他們的片酬都是折上折，沒有一個人是按市場價，如果都按市場價的話，我覺得這個戲投資得翻一倍以上才能做到，要不然根本不可能達到這樣一個規模。有很多還不是有錢就能做到的事，像侯勇老師、豐毅老師、凱麗老師、許亞軍老師，我覺得個個都是男一號女一號。真的已經不是錢可以衡量的了，真的是情義無價。”

　　搭上多年的人情、冒著賠錢的風險以及轉型幕后的勞心，高亞麟堅定地認為《人民的名義》是一個值得投資的好項目，“為什麼看上了這部反腐大劇，其實很簡單，因為它特別具有當下性和時代記錄意義。十八大以來，政府最大的一個動作就是反腐，從打蒼蠅到打老虎。其實新聞裡報道的比電視劇要熱鬧得多，戲裡寫的永遠不如現實精彩。這部劇雖然也叫反腐劇，但是它其實已經跨越了反腐劇，它是一個記錄當下眾生相的現實主義力作，我覺得這個形容可能更加准確。”

　　至於此類題材最敏感的尺度和紅線到底在哪裡，會不會擔心審查等問題，高亞麟倒是沒有顧慮，“其實把握這部劇的反腐尺度，當時還沒太費勁。因為出品方之一是最高檢影視中心，范子文主任是這方面的專家，無論在法律上還是在尺度上他都最有發言權。梅森老師在這方面也非常精通，所以在這方面我費的心不多。專業的事情還是交給專業的人吧。”

　　客串貪官需要擺脫“偶像”包袱

　　劇中，高亞麟扮演漢東油汽集團董事長劉新建，曾任前省委書記、“終極大BOSS”趙立春的秘書。作為國企的老總，他伙同趙瑞龍侵吞國家資產7個億……有網友評價：“好爸爸變成大貪官了，這比趙德漢多出5億，這下一屋子怕是藏不下了。”

　　首次挑戰貪官角色，高亞麟不太過癮，因為戲太少了，“我最早出道的時候演過《亂世英雄呂不韋》裡的嫪毐，其實就是個大反派。后來演了《家有兒女》中的夏東海之后就再沒人找我演反派，我其實特別想挑戰一個大反派，這次終於有機會了。”高亞麟自曝，差點演蔡成功，當時因為時間的問題沒有演成。

　　從伴隨著一代人記憶的“好爸爸”到言行極其夸張、動輒試圖跳窗逃脫的“大貪官”，高亞麟也是要擺脫“偶像”包袱的。“對我來說，其實最大的挑戰可能就是如何擺脫過去人們對我固有的印象。因為自從演完《家有兒女》的夏東海以后，我好像已經被定型了。所有的人，尤其是年輕人一見我都是叫夏東海，有的是直接叫爸爸，就是陽光老爸成了我的標簽。如何讓人忘卻這個標簽，演這麼一個大反派，可能這個對於我來說是個壓力。而且要顛覆花了這麼長時間打造的一個陽光老爸的形象其實也很擔心，怕演好了也麻煩，演得不好更麻煩。”

　　劇集火爆到如此程度，包括高亞麟在內，很多老戲骨們都罕見地成為了流量擔當。“吳剛老師已經火到這種程度，這個還真沒想到，但是我覺得也是意料之中。因為吳剛老師、白志迪老師真的都是貨真價實的老戲骨。這部戲真是又回到了手藝才是王道，名利都是身外之物，可能我說這話顯得老氣橫秋，但真的是唯一的道路。”在“小鮮肉”霸屏的市場環境下，有沒有想過也找一兩枚來吸引下年輕觀眾呢？高亞麟明確地給出了答案“從來就沒有想過，因為沒有意義。”

　　而事實上，即便起用的是一水兒的老戲骨，年輕觀眾依然成為了該劇的忠實擁躉，“年輕觀眾喜歡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我一直在說這個。隻要是成年人了，就有了明確的好惡之分，三觀都已經確立，這種題材的出現正說明年輕觀眾有了自己的審美取向和價值取向，我覺得這個是特別開心的事兒。以前都是好多人在猜測、認為年輕人應該怎麼樣，老是想去迎合，這次《人民的名義》恰恰是扭轉這個局面，好的東西應該是引領而不是去迎合。”（馮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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