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對話新聞研究的現實背景

王陽 袁愛中

2017年04月24日10:03  來源:視聽
 

摘要:對話新聞是以對話性作為理念和方法的新聞實踐。對話新聞的概念出現於20世紀末,之后中國研究者進行了不同角度的探討,目前尚未出現具備概括性和解釋力的對話新聞理論。當務之急是明確對話新聞研究的現實背景(社會背景與學術背景),以便有針對性地構建中國對話新聞理論體系。本文從全球化及社會轉型趨勢明顯、新媒介技術環境影響加深、新聞業面臨危機呼喚理論創新三個方面分析中國對話新聞研究所面臨的現實背景。

關鍵詞:對話新聞﹔現實背景﹔全球化﹔媒介技術﹔危機﹔理論創新

對話新聞的概念出現於20世紀末。清華大學李希光教授與以色列Oren Soffer教授幾乎同時涉及到了對話新聞的概念,前者將其稱作“對話式新聞”,著眼於跨文化傳播與文化適應過程中不同國家媒體間的對話、溝通與交流,意在確立全球化、跨文化、媒介化的國際語境中,不同國家通過新聞媒介進行相互交往的理念與原則。Soffer將“對話性”原則作為客觀性原則的對立面,著眼於新聞生產過程中的實踐原則、指導規范、基本價值理念,認為對話性是對客觀性反思的結果。21世紀以來,中國研究者對對話新聞進行了不同角度的探討,目前尚未出現具備概括性和解釋力的對話新聞理論,當務之急是明確中國對話新聞的現實背景和學術背景,為構建中國對話新聞理論體系奠定基礎。本文將從全球化及社會轉型趨勢明顯、新媒介技術環境影響加深、新聞業面臨危機呼喚理論創新三個方面分析中國對話新聞研究的現實背景。

我們認為,對話新聞是以對話性作為理念和方法的新聞實踐,是包括消息源主體、傳播主體(職業新聞傳播主體、民眾個體傳播主體、非民眾個體的組織傳播主體)、接收主體(受眾、觀眾、讀者、用戶)、影響主體、控制主體(國家、政府、政黨及媒體管理人員)在內的所有新聞主體之間的對話性過程。對話性是對話新聞的本質特性,對話新聞同時具有價值理念與操作方法兩個層面的涵義。對話新聞的價值理念直接來源於西方對話理論的基本特征及已有對話新聞研究中對對話性的闡釋,對話新聞作為一種操作方法或者說新聞的生產與傳播方式,來源於新聞傳播活動的過程或新媒體時代的新聞傳播實踐。

一、全球化及社會轉型趨勢明顯

中國目前的新聞傳播研究與新聞傳播實踐面臨著國際和國內兩大背景。從國際范圍看,一方面,以經濟全球化、文化全球化為標志的全球化趨勢仍然是當今世界的主要特征﹔另一方面,經濟上的反全球化、文化上的在地化或地方化趨勢越發明顯。全球化是現代化在全球的擴散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地方性知識的限制塑造了多元化的現代化道路,即帶有傳統文化烙印、民族心理及思維影響特征的現代化。后發國家和地區的舊秩序發生解域,文化同質與文化差異同時存在,在這個過程中,新的權力結構網絡尚未形成,動蕩性構成短時間內的社會特點。

全球范圍內,不平等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依然發揮作用,中國目前處於這一支配性的權力體系之中,時而需要面對來自西方國家的不確定性責難。在信息秩序方面,中國依然處於后殖民時代的信息弱勢地位,新聞傳播話語權缺失,難以發揮在跨文化新聞傳播或國際傳播中的積極作用,還要不斷面對西方媒體的歪曲、誤解和妖魔化。因此,跨文化新聞傳播及國際傳播面臨著復雜的外在形勢,它們自身也變得越來越復雜,正如阿芒·馬特拉所說,“全球化語境中的傳播不僅意味著對發展與進步、文化與經濟、制度全球化、媒介應用、地緣政治活動等的把握,而且意味著對解構與結構、排斥與認可、非法與合法、中心化與邊緣化、優勢與劣勢、選擇與放棄等的選擇。”在此背景下,對話成為跨文化傳播的可能途徑,對話既是承認多樣性、差異性的策略,也是避免文明沖突的必然選擇,這也是李希光教授提出“對話式新聞”的背景和初衷。可以說,對話新聞是全球化時代跨文化傳播的主要形式,急切地需要相應的理論作指導,因此,對話新聞研究、對話新聞理論體系的建構是當務之急。

社會轉型是一個有特定含義的社會學術語,是指社會從傳統型向現代型的轉變,或者說由傳統型社會向現代型社會轉變的過程。在這個意義上,它和社會現代化是重合的,幾乎是同義的。中國正處於轉型社會階段,由計劃經濟向法治市場經濟轉型,由專制性社會向民主社會轉型,由總體性社會向分化性社會轉型,由傳統社會向風險社會轉型,由傳統文化價值觀向現代文化價值觀轉型。轉型期社會矛盾累積,社會利益分化,群體性危機事件頻發,危機傳播、公共關系傳播成為傳播學研究的重要課題,而且,它們將對話理論作為重要的理論資源,國內對話傳播近年來也取得了諸多成果。新聞學界總體上還未對轉型社會背景作出理論回應,筆者認為,對話新聞研究是改變這種窘況的一種努力。

二、新媒介技術環境影響加深

互聯網與移動互聯網構成了當今中國新聞業最顯著的技術特征。以移動互聯網為核心的新傳播技術對傳統新聞業時代的新聞生產實踐形成了巨大挑戰,社交媒體日益嵌入公眾的日常生活,社會公眾所依賴的傳統社會環境和交流方式被迫更改,甚至有人認為社交媒體引發了新傳播革命。

傳統新聞業時代,大眾傳媒媒介是一個相對獨立的職業化的社會子系統,具有一定的封閉性和自足性,大眾傳播媒介是影響甚至改變社會結構、社會關系的主導性力量,這種子系統經過權威的指導和過濾,經過對其他社會資源的吸納、轉化、組織和再生產,以大眾媒介系統的面貌作用於整個社會邏輯,完成組織結構對社會整體的輸出、收編、規訓等影響。這種情況下,多元社會主體的存在意義被無限遮蔽,其價值訴求無法被表達、彰顯,其生活與傳播實踐無從被媒介關照、回應,意義的豐富性被這套權力系統簡化,公眾主體性被壓制。而在社交媒體時代,上述組織結構、社會系統和話語體系無法闡釋新的新聞實踐特征,失去了其權威性和解釋力,新媒介技術改造了傳統新聞業時代的傳收關系,改變了傳統新聞業媒介的傳播理念和實踐樣態,作為新的結構性力量沖擊了傳統新聞業,形塑了后新聞業時代新聞業的結構特征。

社交媒體最顯著的特征是參與性與互動性。(1)社交媒體通過其技術優勢對多元主體進行了賦權,將社會公眾從傳統傳收關系中解放了出來,形成了多元主體的共同在場,公眾的知情權、表達權、參與權、監督權得到了更充分的實現,公眾不僅可以針對某個事件表達自己的意見和觀點,而且可以參與新聞的生產和傳播過程,用戶生成內容成為社交媒體的核心,交流、溝通、互動成為公眾參與新聞生產與傳播的最基本方式﹔(2)話語權的主體也從傳統的媒體機構轉向了更為多元、活躍的有影響力的個人或組織,實現了話語權或表達權的轉移﹔(3)社交媒體還拓展了社會公眾的關系,造就了多元的對話主體,實現了公眾之間更為廣泛的分享、交往和互動,“互聯網凸顯出個體的異質性,結合中國社會轉型,網民意見表達,因問題而聚集,形成的是多個去中心、去組織化的異質共同體,網民作為傳播主體成為可能”﹔(4)社交媒體提供了一個虛擬的公共空間,成為不同社會主體進行討論、協商的公共領域。信息的民主化、新聞蘊含的公共性理念,均在一種對話中得到實現,在這種語境下的新聞生產與傳播,一定程度上具備了公共性的價值。

復旦大學孫瑋教授在“傳播與中國·復旦論壇(2016)”上提出了“節點主體”的概念,節點主體“是基於移動網絡展現的人類新型存在狀態,主體不是由先在的單一、固定本質決定的,也不是由固化的社會結構所規定,而是在主體所處的網絡位置即網絡節點的不斷運動中動態地呈現出來的。因此,傳播的主體由大眾媒介主導的傳播系統,轉變成了各種關系網絡中的節點——多重身份表現的個人、群體,構成了與大眾媒介並置的傳播主體。”筆者認為,節點主體即社交媒體時代的社會公眾,是這個時代的傳播主體、溝通主體、對話主體。正是得益於新技術條件,對話新聞獲得了對話主體的條件、對話發生的條件、提升對話有效性的條件。

值得注意的是,社交媒體時代的關系法則為對話新聞提供了價值基礎。對話的概念隱含了關系的視角,而關系是互聯網時代理解傳播行為與社會行為、社會結構的切入點和最具合理性的維度。后新聞業時代,是一個無處不在、無所不在的“沉浸傳播”的時代,人們沉浸在媒介環境中,被網絡社會關系所形塑。同時,中心與邊緣的界限模糊,處處是中心,無處是邊緣。正如黃旦引用厄裡的話,“‘線性的隱喻’被‘聯系的隱喻所代替’,既不存在‘結構’也不存在‘功能’,既不存在‘宏觀’層次也不存在‘微觀’層次,既不存在‘社會’也不存在‘個體’,既不存在‘系統世界’也不存在‘生活世界’,”社會理論這些假定存在相互分離的實體和相互分開要素的概念已經失效,諸多網絡所造成的“關系”,同時也隻有“關系”,才是根本。可以說,在以關系為基本特征的社交媒體時代,我中有你,你中有我,通過混雜、分享、對話、轉變等方式完成社會主體的關系再造,因此,關系網絡的構建與秩序的生成,無疑是所有參與主體對話協商的產物。

三、新聞業面臨危機,呼喚理論創新

回顧對話新聞理論在西方產生的新聞實踐背景和社會語境,可以發現,對話新聞理論是在客觀新聞理論遭遇危機的情況下出現並發展的,客觀新聞理論所指導的新聞生產與傳播實踐造成了缺乏人文關懷與社會價值、漠視社會公眾的權利、僵硬地再現社會現實、受眾成為純粹信息接收對象、新聞生產成為精英者的游戲、社會公眾缺乏民主參與的現實,人們開始探討對話新聞理論所倡導的雙向溝通、受眾主體性、社會公眾的新聞參與、新聞的話語建構等路徑是否更有利於美國新聞傳播業的發展,發揮新聞傳播業促進社會民主、公平正義、自由進步的實現。

中國對話新聞理論真正出現和被大規模研究的背景與美國部分相似。中國目前正在經歷新聞業的危機和新聞理論的危機,業界與學界缺乏共識,還未形成一個業界、學界普遍認可、接受的關於新聞的基本理解。一定程度上,對話新聞是改變這種局面的一種可能。

改革開放以來的新聞業改革還未根本上完成,中國新聞業又經歷了眾多新聞傳播外環境和傳媒內環境的變化。有人將新聞業的變化分為七個方面,第一是外在的轉型社會及科技環境,特別涉及互聯網、多媒體及流動媒體的出現﹔第二是有關新聞人員的變化,有記者角色的變化、公民新聞及策展模式的出現﹔第三是新聞機構內部的整合,及對外與其他機構的合作合並﹔第四是內容上的互換匯聚,如職業新聞與UGC平台﹔第五是新聞平台的多樣化,如門戶網站、微信平台、新聞客戶端等﹔第六是受眾的參與,涉及社交媒體的出現﹔第七是商業營運模式的改變,如新的盈利模式的探索。

面對這些變化,新聞業無法進行及時有效的應對,表現出了一系列的危機,比如傳統新聞業時代的新聞生產模式受到挑戰,其權威性和影響力被削弱﹔宣傳新聞主義觀念受到了新聞生產與傳播實踐的沖擊,逐漸喪失說服力和解釋性﹔黨的新聞事業面對新技術對公眾的賦權導致輿論膨脹感到憂慮,以致加緊了輿論控制﹔客觀性原則往往在公眾不知情的情況下,被用來歪曲事實、剪裁事實,完成“用事實說話”的目標,新聞的公共性和民主性價值被削弱﹔媒體集團的發展策略和路徑成為國家政策和策略的一部分,媒體的政治屬性增強,獨立性與專業性堪憂﹔商業邏輯影響了新聞價值觀,新聞內容越來越庸俗化、娛樂化,魚龍混雜,真假難辨,有價值的新聞信息被淹沒,公民媒介素養亟待提升﹔眾多新媒體形態為新聞業的發展提供了眾多機遇和條件,也產生了很多不確定性的變量,職業新聞機構遭受挑戰,一種良性的、新型的新聞事業模式還未形成。

面對新聞環境、媒體自身所發生的變化以及新聞業表現出的危機,業界的某些觀念和行為存在威脅新聞的核心功能(提供信息)和基本功能(監督社會、引導輿論)的危險,學界現有的新聞理論無法解釋傳媒實踐的多樣性和復雜性,新聞理論對傳媒實踐的指導性較弱,對問題和困境回應較少,得不到業界的認可。正如學者黃旦所說,在當前新聞傳播技術革命的背景下,新聞傳播學界仍然在用之前形成的一套概念和規范體系解釋現實。“新聞傳播研究中大量的都是常識性討論,看上去用了一個又一個術語概念,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最后都落在常識層面,也就是一般邏輯推演所得出的人人皆知的道理。”因此,他認為,新聞傳播學科需要實現包括研究方式由規范性研究向經驗性研究轉向﹔教學上由以媒介種類劃分專業轉向以傳播內容為類別﹔思維方式上引入網絡化關系,以重新理解和思考三方面的整體轉型。

如果說傳統新聞業時代的新聞是一種職業新聞,旨在為社會提供訊息,以促進社會的公共利益、實現社會民主化為目標,採用真實、准確、客觀的新聞專業主義方式,為整個社會和人類福祉而努力,那麼后新聞業時代的新聞到底發生了什麼變化呢?需要怎樣的理論描述和抽象呢?是否有更為合適的概念解釋網絡化時代的新聞及其實踐呢?在此背景下,筆者重提對話新聞的概念,並初步嘗試建構對話新聞理論的理論體系。在涉及是否有一個更具解釋力的概念來概括后新聞業時代(網絡新聞業時代)的新聞傳播特征時,有學者(如唐緒軍)提出了公共傳播的概念,筆者認為,該概念回應了當今新聞傳播與社會治理、公共管理的關系,卻對新聞本身缺乏針對性。而對話新聞具備理念層面與方式層面兩個層次的解釋力,同時具備實然層面的描述性、概括性與應然層面的抽象性、超前性,其應用范圍與新聞業本身更為貼近,也能更好地回應在新聞業的獨立性、專業性、自由化越來越受威脅的情況下,新聞業何去何從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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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石思嘉(實習)、宋心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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