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大多數人來說，5月22日這一天都是個稀鬆平常的日子。我們一如往常那樣早出晚歸、趕公交，擠地鐵、上班下班、買菜燒飯，完全看不出這一天與前天、昨天、明天有何不同。可是，120年前的這一天，即1897年5月　22日，坐落於黃浦江與蘇州河交匯處的禮查飯店，卻發生了一件足以改變中國文化史的大事：就在這一天，幾個外國人，在這裡舉辦了上海乃至中國大陸的首場電影放映。

　　以這一場首映為開端，電影就如同蒲公英的種子，在中國廣袤的土地上隨風飄散，孕育四方，從上海、天津、青島，到北京、沈陽、哈爾濱，從東南沿海的通商口岸，到中原腹地的水陸樞紐，電影不僅在這片陌生的國土上生根、發芽、開花、結果，並且經過多年的頑強生長，終於在20世紀30年代長成了一株足以彪炳中國近代文化史冊的參天大樹。

　　電影首映不是在徐園嗎?

　　過去的各類史書都在告訴我們，中國最早的一次電影放映，發生在1896年8月11日，地點是閘北的徐園又一村茶室。可是，近年來，隨著對史料文獻的不斷發掘、考証，學界對“徐園首映”的結論又有了新的認識和判斷。

　　2007年，中國電影資料館副研究員黃德泉著文稱，徐園放映的其實並不是今天意義上的電影，而是當時在上海早已普及和常見的幻燈。他的理由是：第一，《申報》　廣告表明，徐園放映的是所謂“西洋影戲”。而事實上，“西洋影戲”的廣告早在同年6月的　《新聞報》　就已經出現過。既然這樣，8月11日又何來首映之說？　第二，檢索當時的報章可知，“西洋影戲”這一說法，並非特指今天所謂的“電影”，而是也可用來指稱“幻燈”。1875年3月23日的　《申報》　就有“2月　26日夜起開演外國奇巧影戲”的廣告語。

　　如果1896年徐園放映的“西洋影戲”是“電影”，那麼20年前這個“外國奇巧影戲”又是指的什麼呢？

　　這就涉及到，電影剛傳入中國時，國人究竟是如何來為它命名的。根據黃德泉的考証，19世紀末，中國人對“電影”最常見的稱謂有“機器電光影戲”“活動影戲”“英法行動影戲”“留聲電光戲”，以及“活小照”“靈活影畫戲”等等諸種，可謂千奇百怪、五花八門。但說來說去都離不開“活”“動”“電”“光”這一類與現代科技和感官體驗息息相關的形容詞。第三，如果說“電影”在當時是一種讓普通市民感到新鮮刺激的“奇技淫巧”，為何徐園首映竟未在報紙上引起些許反響？為何這種熱鬧議論偏偏要到差不多一年以后的1897年5月才開始大量出現在上海的中英文報紙上？

　　還有，世界各地的早期電影放映都具有流動性的特點，短期內會出現很多不同場所的放映廣告，很少會像影院出現以后那樣固定在某一地點長期放映。如果說1896年徐園放映的是“電影”，那麼為何同期上海別的地方沒有類似的放映？　再者，徐園廣告標出的“游資每位二角”，顯然不單是“影戲”的票價，而是還包括“客串戲法”、“電光焰火”、“秦淮畫舫”、“五彩蓮燈”等其他游覽項目。比較一年后有據可查的電影票價，貴的“每位收洋一元”、“小孩及女仆每人收洋五角”，難道在徐園隻要花五分之一的價格，就能又看影戲又有別的游覽項目？　這些林林總總的証據，都讓“徐園首映”的真實性受到質疑。但接下來的問題是，假如徐園放映不是電影首映，那麼，真正的電影首映確切的時間、地點又是什麼？

　　黃德泉在他的研究中，將電影的上海首映時間鎖定在1897年5月。這一結論，隨后也得到了北京電影學院劉小磊、北師大唐宏峰、香港影評家羅卡、澳洲學者法蘭賓、日本學者山本律等諸多中外學者的肯定和認可。唐宏峰還特意著文論述“幻燈”和“電影”在19世紀中外文化史中扮演的不同角色。她認為，“影戲”“西洋影戲”“西洋影劇”“外國影戲”這些詞匯，既可以用來說“電影”，也可以用來指“幻燈”。即便在電影傳入多年以后，也仍有大量文獻使用這類詞匯來描述“幻燈”的存在。

　　不過，黃德泉一開始並未指明上海首映的確切時間和地點。這一任務在不久后由羅卡和法蘭賓兩位學者率先完成。他們在　《香港電影跨文化觀》一書中首次公布，上海首映的時間是1897年5月22日，地點是禮查飯店的艾斯特廳　(Astor Hall)，放映人名叫哈利·韋爾比·庫克　(Harry Welby Cook)，放映所用設備是美國發明大王托馬斯·愛迪生發明的Animatoscope(當時譯作“愛泥每太司谷浦”)。早稻田大學的青年學者山本律也發表英語論文，她的觀點與羅卡、法蘭賓的考証結果不謀而合。三人依憑的直接証據，都是當時上海的兩份英文報紙《字林西報》　　( North China Daily News)　和　《北華捷報》　(North China Herald)。

　　這天晚上究竟發生了什麼?

　　1897年5月15日　《字林西報》　刊出一份放映廣告，題為　《“愛泥每太司谷浦”盛大開映之夜》。這是目前發現的最早的一則電影預告。文中將電影稱為“愛迪生的最新發明”，風靡倫敦、巴黎、紐約等地的“十九世紀的奇跡”，此行乃為“中國首映”。對於“愛泥每太司谷浦”，預告介紹道：“它能逼真地再現日常生活場景，讓你誤以為眼前的畫面是正在發生的事情”。關於放映的內容，廣告中說，你將看到“驚濤拍岸”、“英國閱兵”、“蛇形舞蹈”、“沙皇游巴黎”、“海德公園的單車騎行”、“威尼斯的共渡樂”等天下奇觀。放映時間是1897年5月22日　(星期六)　晚8:30入場，9:00開映﹔現場有音樂伴奏﹔票價1美元，預訂1.5美元。可在布魯厄公司或飯店入口處購票。發布者署名為“哈利·韋爾比·庫克獨家經營”。

　　在隨后的幾天中，《字林西報》　又分別於1897年5月18日、22日相繼刊載預告。其中，5月22日當天刊於《字林西報》　頭版的預告，在“愛泥每太司谷浦”標題之上，又添加了一句“盛大開映之夜！　就在今晚！”。據山本律考証，《字林西報》　總共刊載過9次“愛泥每太司谷浦”的放映廣告。其中，艾斯特廳放映有4次，分別是5月22日　(周六)　一次，5月25日　(周二)和5月27日　(周四)　各一次。還有6月　3日一次是兒童放映專場。開映時間從晚9:00提前到晚7:00﹔成人票價1美元，兒童及保姆票價0.25美元。6月4日起，因禮查飯店場地局限，放映移師靜安寺路張園　(又稱張氏味莼園，今南京西路以南、泰興路以西的區域)。這次場地變更，於1897年5月30日首次在中文報紙　《新聞報》　上登出廣告：“新到愛泥每太司谷浦以前在禮查演做，今因看客擁擠，擇期五月初五日　(陽歷6月4日)，借張園安塏地大洋房內演舞。計價每位洋一元，特此布聞。”隨后，在6月1日、6月4日的　《新聞報》　上也有張園的放映預告。

　　前面講過，徐園映后缺少媒體回應，對於剛剛傳入上海的電影有些說不過去。相比之下，1897年5月的放映就要熱鬧得多。5月24日　《字林西報》除了在頭版刊登放映預告之外，還在四版刊出一篇觀影報道：“上海僑民首次見証了奇妙的機器，盡管它的稱謂各不相同，但在故鄉卻已廣為流行　(Has become so popu１ar at home)”。文章說：“這種機器———至少此次放映的這台———性能並不完美，放映中不時會發生畫面抖動……但是，觀眾依然被逼真的場景所吸引，不時爆發出熱烈的掌聲”。文章寫道：“整晚的放映，除去穿插的一些幻燈片，總共包括20條短片。其中，火車進站、沙皇游巴黎、工人離開朴茨茅斯船廠、布萊頓國王大道、以及海水浴場和大變活人的魔術場景，最是讓人過目不忘”。

　　從這些文字記載我們可以了解，5月　22日首映的主要觀眾，應與　《字林西報》　的讀者一樣，都是旅居上海的西方僑民或禮查飯店的外籍住客，因此文中才屢屢出現“故鄉”一詞。而上海本地百姓，若不識英語，不讀　《字林西報》，不以美金支付票款，則不僅很難獲知放映信息，即便知道，恐也無力支付昂貴的票價。所幸時隔不久，《新聞報》　就刊出放映移師張園的消息。一周之后，最早的中文觀影筆記也出現在6月　11日　《新聞報》　及8月16日的　《游戲報》　上。《新聞報》6月11日、13日連載的一篇題為　《味莼園觀影戲記》的文章寫得頗為詳細。作者感嘆道：“此種電機，國置一具，可以仰邀宸覽，民隱無所不通。家置一具，隻須父祖生前遺照，近接形容”。又言：“夫戲幻也，影亦幻也，影戲而能以幻為真技也，而近於道矣！”也許這就是國人首次目睹電影這一“十九世紀奇跡”之后最原始、最生動的感受。電影本是虛幻的光影世界，卻能以虛光幻影逼真地再現生活，除了供人娛樂消遣，還能幫助人們認識世界，“進於道矣”。這幾句話，說得頗有水平，恰如其分地道出了電影之所以能夠迅速融入中國本土文化的秘密。

　　“愛泥每太司谷浦”的這一輪放映，一直持續到1897年10月，放映地點除禮查飯店、安塏地大洋房之外，還有天華茶園、奇園、頤園、蘭心大戲院　(地址在近圓明園路、香港路口)、同慶茶園等本地百姓常去的公共娛樂場所，票價也從禮查飯店的1-1.5美元，降到安塏地大洋房的1洋元，再到天華、奇園、頤園、同慶茶園等地的0.4-0.5洋角。最末一次放映預告出現在　《申報》　上，放映時間是1897年　10月6日，地點是同慶茶園。在此之前，1897年8月3日的　《字林西報》還刊出過一條哈利·韋爾比·庫克意欲轉讓“愛泥每太司谷浦”的廣告。這給我們留下了有趣的想象空間：他把電影帶入中國，短短兩三個月內，在上海賺得盆滿缽滿，大概是有些意興闌珊了，才把這台幫他大發橫財的機器，轉手賤賣給了他人。

　　為什麼選在禮查飯店?

　　外白渡橋北岸的浦江飯店　(1959年更名)，即是舊日的禮查飯店，不過歷經數次重建，才有了今天的規模和氣象。它是上海乃至中國開辦最早的西商旅店，1846年由英商艾斯特霍夫·禮查(Astorhof Richard)　初建於外灘公館路段　(今金陵東路)。1860年又由美商亨利·史密斯購得物業，易地重建於現址。新店更名為Astor House Hotel，但禮查飯店的舊稱依然被國人沿用下來。

　　19世紀后半葉，禮查飯店成了西風東漸的前沿陣地。1867年，這裡最早使用煤氣﹔1882年，最早的電燈在這兒亮起﹔1883年，又最早接通自來水管﹔1897年，西式交誼舞會也從這裡傳入中國……既然在接受現代文明上一貫領風氣之先，那麼電影於此落腳首映，自然也就應運了它的天時、地利。

　　但是，這裡我們要說的重點是人和，而要說人和，就不得不提到一位名叫劉易斯·馬塞納·約翰遜　( Lewis Marcena Johnson)　的“美國人”。在當時上海的報刊和后來的史書中，他有另一個名字，叫作“雍鬆”，這是當時對他姓氏的中文音譯。在很長時間裡，我們對他生平所知都不多。隻知道他在1896年10月曾接受禮查飯店的禮聘，出任經理一職。直到數年前，新西蘭奧克蘭大學的中國留學生付永春博士，在浩如煙海的英文報刊中爬梳出些許記載雍鬆生平的文字，才讓我們了解到關於他的一些隻言片語。

　　事實上，雍鬆並不是美國人，他出生在加拿大新斯科舍省的雅茅斯市。父親是當地的一名工廠主和富商，一度還當過雅茅斯的市長。長大成人后，雍鬆獨自遷往檀香山，在那裡開辦了一家投遞公司，承攬夏威夷各島之間的物流傳遞。1895年，雍鬆和朋友合伙盤下檀香山市中心魯阿駑大街的一家旅店，開始做起旅店生意。這一年，他把愛迪生發明的“電影視鏡”引進旅店酒吧進行放映，每人每次收費10美分。

　　1896年10月，雍鬆帶著未婚妻，經橫濱、香港來到上海，接掌禮查飯店的經理。1897年4月，他結識了幾位從香港來滬的西商，其中就有攜帶“愛泥每太司谷浦”來上海放映的哈利·韋爾比·庫克和莫利斯·查韋特　(Maurice Charvet)等人。因為有過放映“電影視鏡”的經歷，雍鬆敏捷地覺察到其中的商機，於是跟對方一拍即合，由他負責將禮查飯店的艾斯特廳辟為臨時放映場，而庫克則負責在報紙上刊登放映啟事。

　　前文提到，《字林西報》　上的放映預告，大多以庫克名義發布，而5月30日開始在中文報紙上刊發的放映預告，則多次使用了“雍鬆”的名字。也許這讓后來的許多中文讀者產生了誤解，以為雍鬆就是最早在上海放映電影的先驅者。當然這一看法也不錯，因為雍鬆事實上也正是上海首映的組織者和發起人之一。隻不過他和庫克之間，有點類似后來的影院經理和片商的關系。而且他屬於甲方，所發揮的作用甚至可以超過庫克而居於首位。是他決定將艾斯特廳辟為放映場地，又是他決定將放映遷往張園﹔是他請來英籍鋼琴師阿爾伯特·林頓　(Albert Lindon)　在現場為觀眾提供即興音樂演奏和配樂。這些由他拍腦袋想出來的主意，不過都是些招攬生意的噱頭，后來卻成了早期默片放映的標配。即便在專營影院問世之后，他的這些套路也依然得到了繼承和沿用。

　　雍鬆在上海隻停留了不到一年時間。1897年10月，雍鬆夫婦與查維特一道乘船奔赴香港，於10月16-20日在港島皇家市政廳劇院繼續他們的電影放映。這年年底，雍鬆告別新婚妻子，以雇佣軍身份奔赴呂宋島，投身菲律賓獨立戰爭，在獨立運動領袖及菲律賓首任總統埃米利奧·阿奎納多將軍麾下擔任軍需官。1898年6月，菲律賓宣布獨立。在阿奎納多總統的就職典禮上，雍鬆成為唯一的外國嘉賓。那一刻把他的人生推向了巔峰。而在遙遠的中國，他也成了一個被后人不斷銘記並贊美的重要角色。或許連雍鬆自己也沒想到，他那一樁偶然的小生意，竟然為中國文化史開啟了一段全新的旅程。

　　今天，當中國電影產業蓬勃發展之際，我們暮然回首，重拾記憶，以一種更為開放包容的史觀，來重新檢視我們身后的來路。這時，我們會發現，我們腳下的足跡，其實仍與120年前的禮查飯店緊緊連在一起。那是我們旅途的起點，不管我們跑得多快多遠，它也應該被我們牢牢記住。

　　(作者為上海戲劇學院教授、上海電影家協會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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