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媒體時代,越來越多的女性獲得了表達自我的機會。但是,互聯網的消減和解構的特點,也讓很多嚴肅話題被編成段子,甚至出現了一些諸如“綠茶婊”“女司機”等對女性污名化的網絡詞。

近日,在由中華女子學院與荷廣傳媒橙雨傘公益共同舉辦的首屆“媒介與婦女”跨界論壇上,中國傳媒大學媒介與女性研究中心副主任王琴指出,在信息良莠不齊的飛速傳播的時代,某些領域裡對女性的污名化在加重。把關人的缺失,確實在某種程度使得女性的形象在媒體中受到損害。

此次論壇邀請來自學術界、媒體界、公益界等不同界別的參與者,共同就“媒介與婦女”的相關議題進行討論,力圖用跨界的智慧破解當下傳播中的問題,運用媒介的力量促進性別平等。

減少家暴細節描寫避免二次傷害

在日常的新聞報道中,一些暴露受害者隱私的現象仍屢見不鮮。究其原因,公益組織女童保護基金品牌部負責人徐豪認為,媒體從業人員還需加強與受害者交流溝通的技巧。

徐豪建議,在處理一些經歷過性別暴力的受害者,心理狀態不適合接受採訪時,可以援引已有的資料,例如警方的公告、庭審的記錄、法院的文件、相關的錄像資料等,它們也許沒有受害者的自述那麼吸引人,但是這種採訪更具有實效,也更有善意。

中華女子學院女性學系教授孫曉梅指出,“在面對性別暴力受害者方面,我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需要媒體不要再對受性侵、受家暴的人進行細節的描寫,司法部門也要培訓專門的詢問技巧,相關專業的組織機構、心理醫生也要跟上。”

流動女性應被媒體積極呈現

在我國,流動人口有2.6億,而其中40%是女性。流動女性在媒體中呈現了怎樣的形象?中國婦女報社前副總編輯、打工妹之家創辦人謝麗華以《偉大的妹妹》及《人民的名義》為例,對流動女性的形象呈現表示了遺憾,並希望媒介產品可以更積極地呈現她們。

來自中華女子學院女性學系的曲珍博士,從研究者的角度對此現象進行解釋:“在流動人群這個群體中遇到的困難,很多時候跟背后的性別意識缺失有關系,包括媒體報道。”她認為,在流動人口中,孩子上學難的問題雖然得到了媒體的關注,但媒體可能並未注意到這背后的性別問題。

“比如,因為更多女性是隨遷流動的,所以多數是非正規就業,相比男性而言更難拿到長期穩定的社保証明,這樣就會阻礙她們拿到相關証件進而阻礙其孩子接受教育的機會。”曲珍說。

媒體需避免傳播刻板印象

中華女子學院院長劉利群教授指出,女性的發展離不開媒體的力量,女性群體既要不斷努力完善自我,淬煉女性內心強大力量,同時要善於利用媒體,並與媒體建立合作關系,用共同的力量影響世界、改變世界。

聯合國婦女署中國國別主任湯竹麗表示,傳統的刻板印象不僅再一次強調了當前社會規范中的性別不平等,最重要的是仍然在給年輕的一代灌輸這種概念。“然而我認為,媒體不僅應該給我們提供信息,更應該用批判性的眼光評估這些信息是如何傳達給我們的。”湯竹麗指出,媒體極富潛能,也能夠幫助世界變得更好、更平等、更包容、更公正。

擁有荷蘭媒體經驗的荷廣傳媒中國區總經理馬雷,則分析了荷蘭媒體的女性呈現方面的經驗。他介紹,荷蘭將媒體對於女性的呈現上升到了國家戰略,如果受眾在媒體上看到對女性不公正報道之后,可以首先聯系媒體內部的新聞監察官,如果得不到滿意的答復,可以到法院、新聞委員會、廣告法委員會進行訴訟。同時,荷蘭從1997年起建立的分級制度,可以保証電視、電影、游戲裡一些對女性不公正的、暴力和色情的內容不被未成年人獲取。

推進性別平等需要女性榜樣

女性媒體人如何推動媒體界性別平等的發展?中國婦女報社副總編禹燕從年度性別平等十大事件評選談起,就媒體高層融通策略進行了分享。她指出,性別平等的推進是自上而下的系統工程,就上而言需要決策層的頂層設計,而在推進媒體高層溝通時應注意三個策略:把“我說”轉化為“我們說”﹔把“要他說”提升為“他要說”以及把“偶爾說”轉化為“經常說”。同時,媒體人應兼具性別智商和性別情商,才能更有效地提升自我的傳播力。

前BBC資深編輯珍妮·安德森結合自己的從業經歷強調了女性榜樣的重要性。她認為,雖然隨著互聯網的發展,媒體形態的多樣化,女性的觀點有了更多的展示平台,然而女性的“母親、妻子、女兒”身份,常常被認為比她自身的身份更重要,這種性別角色期待依然未曾改變。為此,她建議媒體人應親自動手,在媒體中展現更多關於女性科學家、女性冒險家、女性專業人士的積極表現。

聯合國婦女署亞太地區公民社會咨詢小組成員蔡一平表示,媒體的他律固然非常重要,但與此同時,媒體的自律一樣很重要。受眾的類型決定了媒體的類型,反之亦然。而促進媒體與受眾之間良性的互動,把自律、他律、媒體的素養和受眾的素養教育結合起來,才能有效解決女性形象在媒體上建構的問題。（記者　余瀛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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