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在台北的街頭，素面的黃智賢與擔任政論節目《夜問打權》主持人時的樣子略有不同，仍會被認出。作為一名被標簽為“統派”的“名嘴”，她曾在地鐵車廂裡遭人吐口水，也曾在十字路口被人悄聲鼓勵“加油！”不論怎樣，“無愧於心、無愧於天地”，她信條不改。

　　打工7年，找尋人生意義

　　黃智賢年少時的經歷就堪比別人好幾輩子。她考上台灣最好的女子中學——台北第一女子中學，卻高二輟學。因為做醫生的父親希望她女傳父業，愛好文學的她寧可不讀，也堅決不肯。

　　她從送報開始打了7年雜工。端過盤子、做過油漆工，在高速公路隔離帶拔過草，還開過夜班計程車。7年，黃智賢隻有兩個目標：看書、攢錢。為了看書，選擇的都是體力活，下班后，沖個涼，又可以精神抖擻地看她心目中的“四書五經”“莎士比亞”等經典。

　　“我不是體驗人生，我要找尋人生的意義。”當計程車司機時，載到醉酒小姐和圖謀不軌的客人，她寧可賠上車資，也想辦法幫小姐脫身，隻求“良心愉快”。這段底層生活，讓黃智賢“見識到很多尖銳的沖突，廚師不高興，拿著菜刀對罵﹔一起端盤子的女孩不小心摔斷了七八根肋骨……經過這7年，我知道什麼叫掙扎在社會最底層。”

　　25歲，黃智賢攢了一筆錢，到美國去讀大學。寒暑假不用打工時，她就開著她的老車子，走遍美國48個州，“隻有夏威夷和阿拉斯加沒去過。”畢業后她又到英國讀碩士，順便把歐洲走了個遍。黃智賢說，“這些經歷在我內心都變成很好的種子，讓我看到很多東西。”

　　“仇視外省人，就是仇視我”

　　2003年宋美齡過世。黃智賢更驚異地發現，台灣媒體對這位重要女性沒有全面客觀的評價，還有民進黨籍“立委”罵她是“母狗”。黃智賢氣憤地打電話到台灣一家報社罵了半個小時，接電話的報社總主筆建議她寫成文章。她自此闖入政論界，越寫越多后，被人激將，又走到電視鏡頭前成為“名嘴”。

　　黃智賢自認口才不好。但“民進黨一直罵外省人，我的同學、朋友、同事，從小愛護我的老師，很多是外省人。”2004年，黃智賢出版新書《戰栗的未來》，批評民進黨在台灣建構“類法西斯環境”。書的扉頁，她寫道，“羞辱一個外省人，就是羞辱像我這樣的本省人。”

　　“我非要講這句話不可。上學時，我的外省人老師會用自己的薪水買小禮物，獎勵給作文好的學生，沒分是外省還是本省。而我在科學園區的同事，他爸爸是浙江人。抗戰時期，他爸爸大學沒有念完，便響應‘十萬青年十萬軍’的號召投筆從戎，打日本鬼子。這樣的人被罵‘外省豬’，我實在無法忍受。”

　　黃智賢說她有種危機感，“我認為台灣走上一個錯誤的方向，這個錯誤會讓我心愛的台灣受到很大傷害。”

　　“希望我可以無愧於天地”

　　出身於本省家庭，哥哥還是民進黨籍“立委”，黃智賢炮火猛烈批評民進黨，一度差點讓哥哥與她斷絕關系。黃智賢坦言，雖與哥哥的政治理念不同，但他們約定：一不要貪污，二不要講讓彼此仇恨的話，不要讓祖先蒙羞。

　　不要讓祖先蒙羞，這種想法很中國。黃智賢笑說自己內心非常中國。因為小時候摔斷腿，被西醫判定治好也會跛，不想中醫僅靠敷藥就讓她完好如初。2005年，黃智賢甚至跑到長沙攻讀中醫博士。不為當醫生，隻想更了解中醫。

　　因為中醫，黃智賢對中國認同更強烈。她說，“我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這有什麼矛盾的呢？”她認為，不管從現實到歷史，台灣與大陸一定要統一。“如果終要統一，你現在還用‘台獨’教科書教育台灣年輕人，你會讓年輕人不了解大陸、對大陸很輕蔑，造成一代或兩代台灣人統一后徹底地失落。”

　　黃智賢坦承，“台灣沒有政論節目主持人敢講我是中國人，我大講特講。講‘二二八’歷史真相，講日據時代的歷史真相。這樣做不會討好，但不得不做。”豈止不會討好，替外省人講話，黃智賢被罵是“台奸”，而反“台獨”被罵“親中賣台”，“他們沒法反駁我的觀點，隻能人身攻擊。”

　　2008年，黃智賢一度退出政論界，去賣蒟蒻冰。其實依靠她的藍營人脈或是當“立委”的哥哥，她可以做點大生意。但連買高鐵票，她都不想用特權。她說，“我也喜歡物質，但要我去說謊、去妥協、去爭取，那就算了。不管做什麼事情，我都希望我可以無愧於天地。這就是我的價值觀。”

　　2014年台灣學生攻佔“立法院”，黃智賢去上政論節目。開始前，工作人員請她不要批評學生，不然她會被封殺，她照批不誤。“我不知道我對不對。反正嚴重地違逆我的價值觀，我就跟你干！”黃智賢大笑自嘲：“金庸小說讀太多了，都是金庸惹的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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