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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創一體化”編輯出版機制的探索與實踐

邱  然
2017年06月12日11:5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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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網絡的發展、數字出版的強勢突起,傳統出版業受到了極大的挑戰。由此,傳統出版業也進入了一個大變革、大調整的時期。在工作機制上,“編創一體化”成為一種新型的方法。這種新機制改變了傳統以作者為主導的出版形式,採用融創作、編輯於一體的形式,以圖書的策劃和編輯為主導,從實踐和事實本身出發,打造源於實踐、源於實際、源於實情的文化產品。本文以《習仲勛與群眾路線》的出版為例,探討“編創一體化”的特點。

“編創一體化”的產生與現狀

在全球化、信息化背景下,傳統出版業在編輯能力、編輯理念、編輯組織方式、編輯手段等方面進行全面革新,由此形成了“大編輯”的思想理念和行為方式。“編創一體化”是“大編輯”理念的一個重要內涵,是目前常見的一種出版機制。目前,很多圖書採用了這種出版機制,尤其是名人傳記、紀實文學、教材教輔等圖書,具有明確的讀者對象和相對固定的出版風格,出版單位在第一時間參與到文化產品的創作之中,不同於傳統的文稿形成后再介入出版流程。這種有著廣泛現實和實踐基礎的做法有良好的讀者基礎,有更適應當前讀者的明顯優勢,因此,“編創一體化”的編輯機制得到了更加廣泛的重視和利用。

創作和出版彼此依存,相輔相成。在傳統出版模式下,作者把創作的成果交給出版社,而出版只是創作的一種呈現方式,出版是被動的。在“編創一體化”的機制下,出版顯示出強大的引領性和主導性,有效聚集創作資源,由被動轉變為主動。

即便如此,目前出版界仍有人對“編創一體化”持否定論。否定論認為,出版單位和編輯是出版過程的中間環節,承擔的是出版責任,隻能充當作者和讀者之間的橋梁,不應越界。筆者認為,應辯証看待“編創一體化”的工作機制,既不能把編輯局限於修改加工文稿的狹小范圍,也不能由編輯代替作者創作,而應當根據選題的不同類型和具體情況區分。

“編創一體化”的特點及實質

“編創一體化”的內在機制是,在圖書出版之前,編輯就與作者就選題的內容、結構等進行協商,而進入創作過程之后,採用團隊作業的方式推進。具體流程是出版社編輯首先通過大量的選題積累和廣泛的市場調研提出選題。經出版社集體討論並被採用后,編輯與作者組成創作團隊,協同整個選題的創作。出版社的編輯與作者就作品立意、結構內容等進行商討和溝通,甚至直接參與到文稿的整理和創作之中。

“編創一體化”最突出的特點就是區別於傳統出版形式,改變作者主導的形式,增強編輯在出版中的引導作用和組織功能,使編輯的功能立體化、多樣化、豐富化。在信息化時代,隨著新媒體的發展,出版內容更要求精准化和創新化,這就要求編輯在策劃選題之初就有一個明晰的定位和具體的規劃。在這種情況下,“編創一體化”就凸現顯著優勢,能夠在選題形成之初就實現創作者與讀者的互動。例如時下流行的“眾籌”,還可以讓讀者也參與到選題的策劃、創作中來。“編創一體化”打破了編輯和作者乃至讀者之間的界限,可能出現“編創換位”“編讀換位”,即內容的創作、採編和使用的邊界可能會模糊甚至消融。由此,編輯工作者肩負起更多的工作職責,工作內容也隨之多元化,而編輯活動本身也拓寬了范圍,具備更大的發揮空間。

從讀者的角度來談,從選題提出,到選題採納,再到參與創作,編輯工作的每一步都圍繞一個核心,即市場。市場是讀者態度的直接反映,決定了作品的走向和生死。“編創一體化”的機制使編輯與信息時代密切相連,與市場密切聯動,與讀者反應密切相隨。

“編創一體化”的優勢分析

作為一種新型的出版方式,“編創一體化”具有傳統出版方式並不具備的優勢。下面以採訪實錄系列圖書為例,探討這種編輯機制的優勢:

由於目標明確,市場定位精准,“創編一體化”在獲取效益方面具有明顯優勢。周密的市場調研和反復的討論可以大大減少作品創作與出版的盲動性,帶來良好的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2013年4月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決定從2013年下半年開始,全黨開展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為了響應黨和國家號召,把群眾路線教育落在實處,中央黨校採訪實錄編輯室的編輯積極策劃了群眾路線訪談圖書,專門組建《習仲勛與群眾路線》採訪實錄小組,深入各地進行實地訪談,通過實實在在的故事和一對一的當面採訪,挖掘一手材料,生動詮釋了群眾路線的內涵,成為廣受歡迎的群眾路線讀本,實現了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的雙豐收。

這種創作機制直接從現實生活取材,具有真實、生動、鮮活的特點,確保文化產品的獨創性和真實性。由於編輯在大量論証和調研的基礎上提出選題,並且參與創作過程,和作者一起深入實際,確保內容的真實性和原創性,在選題重復和趨同化的圖書市場中顯得難能可貴,具有更大的參考價值和收藏價值,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轉化成歷史記載,流傳廣泛而久遠。例如,《習仲勛與群眾路線》採用“編創一體化”的方式,由編輯和作者組成的採訪小組奔赴各地採訪,採訪曾經接觸過習仲勛同志的群眾,由群眾講述他們所見、所聞的習仲勛同志的歷史故事,再現“群眾領袖”習仲勛的風范,還原習仲勛踐行群眾路線的歷史細節,生動詮釋了群眾路線的真諦。在採訪過程中,採訪小組還使用筆錄、錄音、錄像等技術手段,確保取得第一手的真實資料,確保文稿內容的真實性,把編輯工作融入創作之中,在文稿完成之際就進入排版設計流程。

作者和編輯一體化的創作團隊,加快了創作效率,縮短了創作與編輯之間的距離,有利於更快、更好地完成作品。這種團隊創作體制集中了作家和編輯多人的智慧,不僅可以彌補單人創作可能存在的缺陷與不足,而且使作品更為完善和成熟。例如,中央黨校採訪實錄編輯室為創作《習仲勛與群眾路線》組建了專項小組,由編輯和作者同時參與採訪和稿件的整理與寫作。編輯發揮自身的職業特長,設計採訪問題,並組織協調採訪﹔而作者發揮自身的寫作特長,整理文字,撰寫稿件。稿件寫作完成后,編輯第一時間根據採訪實際情況,直接進行編輯加工,確保文稿快速、准確地完成。由此可見,這種機制有助於作品的順利完成和總體質量的提高。

“編創一體化”的局限性及應對策略

不容否認,“編創一體化”並非放之四海而皆准,並非適合所有的圖書選題,它本身帶有的局限性也不容忽視。接下來,筆者分析這種方式的局限性及其規避策略,以做出有益探討,避免使用不當而造成不必要的損失。

“編創一體化”優勢的發揮受圖書類型的限制,並非適用於所有圖書類型的出版。圖書類型豐富多樣,讀者需求多種多樣,“編創一體化”比較適用於口述歷史類圖書的出版,有助於提升圖書內容的實用性,從而使圖書在質量、市場效益等方面都獲得好的效果。而對於想象性、虛構性、專業性很強的圖書而言,這種方式並不適用。這類圖書的典型特點就是盡可能地發揮作者的想象力或者在某個專業領域的特長,為讀者提供獨特的文化產品,而“編創一體化”的機制在一定程度上束縛了作者的想象力和創造力,限制了作者專業水平的發揮。從長遠來看,這種機制會降低此類圖書的可讀性和新造性,使讀者喪失閱讀興趣,造成文化產品質量滑坡。因此,採用“編創一體化”的機制,必須選擇正確而合適的圖書類型。

對於有影響力、有思想深度、有專業研究領域的作者,必須減少編輯介入的程度。因為,無論在思想高度上,還是在專業水平上,編輯受自身水平的限制,可能無法准確地判斷文稿的價值和思想,難以提出有價值的恰當的編輯意見。一般來說,作品的專業性越強,編輯越應該減弱介入程度﹔作者的學識越高,編輯越應該降低介入的層次。

這種編輯機制創作進度緩慢,在出版行業競爭日益白熱化的當今市場,無疑對出版決策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他們具備超前的眼光和堅定的魄力。以《習仲勛與群眾路線》採訪小組舉例來說,為了深入實地採訪,在立項之初就制訂了詳細的採訪計劃,提前聯系採訪對象,預約採訪時間和地點,列出採訪名單和採訪時間計劃表。採訪小組行程兩萬多公裡,歷時多年,採訪多位歷史親歷者和見証人,最終出版《習仲勛與群眾路線》。

諸如此類的選題,在執行之初,就應該做反復論証和大量調研。因此,採用“編創一體化”的機制,必須建立在充足的前期准備基礎之上,不能盲目化和隨意化,而應該按照預先制訂好的計劃嚴格執行。這就要求編輯具有全面的知識儲備和靈敏的信息嗅覺,具備高效工作、全程把控的能力。

“編創一體化”要求編輯和作者之間通力合作,協調工作,步調一致,互為補充。這就對編創團隊的人員配備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編輯熟悉作者的創作方式和風格,提出切實可行的創作意見和編輯意見﹔要求作者充分理解和配合編輯的策劃方案和市場定位。反之,則是南轅北轍,降低工作效率,拉低創作水平。因此,在團隊配備方面,必須建立在編輯和作者充分了解的基礎之上。

“編創一體化”具有獨特的優勢,編輯介入創作過程也是傳統出版轉型的重要方式之一。然而,這並不意味著徹底打破編輯與作者的界限,並不意味著編輯與作者的趨同化。換言之,編輯的介入過程應該有一定的限度,並且要遵照作者的意見和感情,不能妨礙作者的自由創作。

綜上所述,“編創一體化”是一種新型的、獨特的、高效的出版機制,拓展了編輯工作的內涵和外延,豐富了編輯工作的形式。然而,它自身的局限性就要求編輯不斷提高自身素質,增強對市場的敏感度,提高對信息篩選的決策能力,恰當介入創作過程之中。與此同時,這種出版機制對作者也提出了新的創作思路和方法。

(作者單位: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

來源:中國新聞出版廣電報

 

(責編:程惠芬、戴莉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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