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諾瑤制圖

　　77集電視連續劇《白鹿原》終於落幕，但其引發的熱議仍然在持續。這使人想起前年上演的另一部電視連續劇《平凡的世界》，似乎有異曲同工之處。兩部電視連續劇都是根據當代經典文學作品改編，同時也都是西部鄉土文學改編的電視劇。從文學上來看，兩部作品可以說是新時期以來中國當代文學的兩座高峰。《白鹿原》被教育部列入100本大學生必讀書目之一，而在近年來對大學生的多次讀書調查中，《平凡的世界》則總是名列第一。兩部作品又都獲得過中國最高文學獎茅盾文學獎。可以說，它們就是當代文學中的經典。但兩部小說的影視改編卻又總是不能令眾人滿意。相比1980年代對四大名著的電視劇改編和1990年代對《紅高粱》《活著》《妻妾成群》等作品電影改編的巨大成功，《白鹿原》和《平凡的世界》兩部小說的影視改編則表現得相對偏冷。一冷一熱反應出很多問題，如影視改編和泛娛樂化的問題，如鄉土敘事和都市敘事的冷熱問題，還有西部鄉土話題在政治上高熱和影視上偏冷的問題。出現這種情況的原因在哪裡？

　　審美需求與想象空間的屏蔽

　　拿小說中人物形象來說，有一千個讀者就有一千個田小娥，可到了影視作品中，當無數個田小娥形象被固化為“張雨綺版田小娥”和“李沁版田小娥”時，所有觀眾的直觀印象就會自然不自然地把田小娥形象放在張雨綺與李沁之間作比較、分高下。同樣，白嘉軒也已不是白嘉軒本人，白嘉軒硬生生變成了張嘉譯，因為張嘉譯對於觀眾來說實在是太熟悉了，熟悉到他的舉手投足、一言一行都能被觀眾認証為一種鮮明的“張嘉譯特征”。從審美角度看，是白嘉軒在演張嘉譯，而不是張嘉譯在演白嘉軒。讓張嘉譯、何冰、秦海璐等演員靠實力演技去征服觀眾、拉扯劇情，固然能成就一部作品，但是它成就的卻是另一部作品——影視作品，而不是小說作品。反倒是《平凡的世界》比較討巧，演員陣容、名氣和實力都並不強大，對小說作品的把握做到了基本的尊重和敬畏，其播出后反而捧紅了一些演員明星。

　　熒屏是殘忍的。小說中的人物性格塑造和心理成長需要“自覺”，而影視作品則是“喚醒”。對於接受主體也一樣，讀者的思維、想象是被作者的筆觸所牽引塑造，而觀眾的視覺卻是被導演的鏡頭所拉動展開，思維和想象受到了直觀局限。當讀者身份轉化為觀眾身份時，那種直逼眼瞼的視覺場景和臉譜化的人物形象，瞬間就會中止我們的想象，屏蔽我們的審美。當然並不是說改編就一定會失敗，但對閱讀過小說作品的人來說，電視劇無疑是一次割裂。電視劇《白鹿原》便成了殘缺的。

　　泛娛樂化與文學性的失重

　　時下，影視作品“泛娛樂化”傾向嚴重到了可以無所不用其極而討好觀眾、“腐化”觀眾的地步。總是選美走秀、顏值擔當、小鮮肉霸屏，總是多戀婚變案，總是緋聞打名氣，甚至不惜用丑聞佔據頭條。已經遠遠超出了波茲曼批判的“娛樂致死”的極限。根本的問題在於輕視影視作品的社會作用和教育功能，任其追求市場意義上的收視率和產業價值。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優秀的文藝作品，最好是既能在思想上、藝術上取得成功，又能在市場上受到歡迎。好的文藝作品就應該像藍天上的陽光、春季裡的清風一樣，能夠啟迪思想、溫潤心靈、陶冶人生，能夠掃除頹廢萎靡之風。《中華詩詞大會》《朗讀者》《見字如面》等節目就是正能量，收視率和反響度並未見絲毫示弱，而且這些節目也不乏文學性、娛樂性。這是最厲害、最有實力的“叫板”！同樣，電視劇《白鹿原》《平凡的世界》也是良心之作。我同意《白鹿原》電視劇編劇自稱“文藝片”的說法，所以完全不可以用收視率、用熱度去衡量其成功與否。

　　西部鄉土與現代都市的冷與熱

　　《白鹿原》和《平凡的世界》之所以能成為西部文學中的經典，成為西部文化中的一個重要現象，就是因為陳忠實和路遙有著濃烈的西部鄉土情結和崇高的文學追求。他們所關切的是自己靈魂浸染過的鄉村、土地、個人以及民族的命運，所以他們的文學之根也深深地扎在大地中和民族的文化中。這是他們成功的一個原因。此外，上個世紀90年代的鄉土敘事還是文學和影視的主流，但到新世紀以來，隨著城市化進程的步伐，城鄉結合的敘事和都市敘事慢慢變成了主流，而在追求視覺效應的影視媒介中，都市敘事早已成為主流。鄉土敘事式微。近些年來，鄉土題材的影視劇影響最大的也就趙本山的《劉老根》和《鄉村愛情故事》，而它的火熱還是依賴於強烈的娛樂化傾向。相比來講，摒棄娛樂化，嚴肅講述鄉土命運的《白鹿原》和《平凡的世界》則遭遇了相對意義上的“冷淡”，與追求顏值、荷爾蒙的《歡樂頌2》等影視劇形成了反差。

　　一時代有一時代之文學，一時代也有一時代之影視藝術。這些現象迫使我們不得不反思當下的藝術生活，也迫使我們必須重新思考如何改編過去時代的經典，以便更好地服務於時代，從而影響當下人們的精神生活。同時，也促使我們思考在“一帶一路”建設的今天，如何重述西部，重述崇高。這不但是小說家的任務，同時也是導演藝術家們的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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