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0月17日，漢口陷落的前幾天，繼在延安和華北八路軍各前線部隊採訪調查之后，美國記者、進步作家艾格尼絲·史沫特萊悄悄地南下了。她以英國《曼徹斯特衛報》記者的身份，以為中國紅十字救護總隊考察江南敵后情況撰寫調查報告為由，去尋找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四軍和游擊隊。

　　她拒住軍部最好房子，

　　因為不想脫離群眾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九日，我進入長江下游南岸一帶的游擊區邊區。我們一行有二十多個人，有上海來的學生、印刷工人，還有武漢來的畫家和學生。坐著竹筏子，順小河到長江邊，兩岸群山籠罩在晨霧裡，蛟龍起舞若隱若現。遠處有青綠翠竹在隨風點頭，蒼鬆紅楓，臨洞憑吊，水鏡鑒影，迎風嘆息。護送我們的新四軍游擊隊小分隊沿著曲曲彎彎的山路喜氣洋洋地走著，時而大喊過河，時而朝坐在竹筏前面持槍的戰士打招呼：‘加油！’戰士們唱著《游擊隊員之歌》，歌聲響震山谷。”

　　在其長篇報告文學《中國戰歌》中，史沫特萊用散文詩一樣的語言，描述了她剛一進入新四軍防區時的情形。

　　1938年10月29日，史沫特萊一行從長沙出發，前往安徽南部新四軍駐地，並最終於11月9日抵達新四軍控制的游擊區。

　　史沫特萊抵達設在雲嶺的新四軍軍部后，引起一陣轟動。幾個星期前，一位參加新四軍不久、名叫吳江的青年作家，在新四軍的《抗敵報》發表文章，特別提到史沫特萊是美國革命作家、魯迅先生最為堅定的外國親密戰友，她還曾支持過印度的獨立運動。現在，這位美國女作家來到了新四軍，軍部立即舉行歡迎大會。葉挺安排她住在軍部最好的房子裡，然而，史沫特萊認為這樣會使她脫離群眾，她是一名記者，更是一個戰士，應該而且必須和群眾在一起。她要求住在醫院裡，同護士們一道工作。

　　史沫特萊到軍部醫院工作時總是穿著干淨的白罩衣，一天到晚在病房裡忙個不休，她除了為戰士處理傷病外，還把病房打掃得干干淨淨。她常常一大清早就跑到山上採摘野花，插在裝有清水的玻璃瓶裡，放到重傷病號的床頭。史沫特萊還積極參與衛生宣傳和部隊衛生建設，拿出自己寫書的版稅和英國大使捐的一筆錢，為新四軍建造了第一個專門滅虱、洗澡和治療癬疥的醫療站。

　　與醫護人員和傷病員們朝夕相處，史沫特萊欣喜地察覺到新四軍的醫院雖然缺醫少藥，但充滿著樂觀向上的朝氣和革命樂觀主義精神。在深入基層一線部隊的走訪中，史沫特萊更是深刻地體會到，與國民黨完全不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四軍、八路軍具有密切聯系人民群眾的優良傳統：他們對老百姓實施免費治療服務。

　　她深信，中國人民

　　終會將日本侵略者趕出去

　　在江南新四軍中生活了近一年后，史沫特萊踏上去往江北新四軍一線部隊的征途。在游擊隊和民兵的掩護下，他們巧妙地穿過平原、村庄，神不知鬼不覺地通過敵人的一道道封鎖線和一個個據點，跨過浩瀚的揚子江。在《中國戰歌》中，史沫特來無比深情地寫道：“我全身心充溢著對於中國人，對於中國游擊隊和民兵愛國者的熱愛之情。我由衷地熱愛他們……”

　　通過此行，史沫特萊真真切切地看到：在大江南北，日本侵略者隻能佔領大城市和一些據點，而廣闊的農村地帶則牢牢掌握在新四軍和游擊隊的手中。所有的地方，夜晚都是屬於中國人民的。她深信，中國人民終會將日本侵略者趕出去。

　　在大別山，史沫特萊訪問了新四軍江北指揮部。接著，她沿著皖豫鄂邊界跋涉了整整一個星期，穿越雲海茫茫的崇山峻嶺和縱橫交錯的河川，沿途還訪問了駐扎在那裡的一些桂系軍隊。1939年11月末，史沫特萊到達李宗仁第五戰區長官部所在地老河口。

　　在國民黨部隊駐扎地區，她看到了當地駐軍與八路軍、新四軍迥然不同的面貌與作風：那些國民黨軍官成天出入茶館酒肆、鴉片煙館，吃喝玩樂，渾然不顧抗戰的整體氛圍。史沫特萊對同行戰友說道：“啊，這兒不是中國，讓我們趕快到新四軍那裡去，去追尋真正的中國吧！”

　　1939年2月的一天傍晚，迎著夕陽的余暉，史沫特萊來到了新四軍豫鄂挺進縱隊總部所在地的大洪山。山腳下的一片平地上，一對對生龍活虎的游擊健兒正在練習刺殺、投彈和匍匐前進。走近一個竹林掩映的村庄，一個扎著羊角小辮、穿灰布軍裝的女戰士正指揮一大群孩子放聲高唱抗戰歌曲。

　　面對這一情景，史沫特萊被國民黨部隊破壞的情緒頓時拋向九天雲外。她迅速邁開大步，向山上奔去，正巧，迎面遇見下山前來迎接她的新四軍挺進縱隊司令員李先念、政委陳少敏等人。他們同史沫萊特熱情握手，她興奮地說：“我在延安也有一套八路軍軍服，可惜沒有帶來，如果我穿上軍裝，打上綁腿，就同你一樣了。”見狀，陳少敏興奮地拉著她的手爽快地說：“史沫特萊同志，你馬上會得到一套新四軍軍服，讓我們並肩戰斗吧！”

　　她以筆為矛，

　　向世界介紹中國革命的真相

　　在大洪山的日子裡，史沫特萊把自己的全部愛心獻給了為反對日本侵略、爭取中華民族解放而斗爭的新四軍戰士們。

　　隨著敵后形勢日益緊張，日本侵略軍開始集結兵力發動大掃蕩，再加上長期艱苦生活，史沫特萊的健康狀況惡化。她竭力隱瞞並堅持在一線工作，卻逃不過李先念、陳少敏等人的眼睛。他們一再勸說史沫特萊離開大洪山到重慶去，在那裡她可以得到更好的治療，盡快恢復健康。史沫特萊接受了他們的勸告，於1940年3月中旬告別了新四軍鄂豫挺進縱隊的廣大指戰員和邊區人民。

　　抵達重慶不久，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爆發了。史沫特萊對此無比悲憤。那些不久前還與她一起並肩作戰的戰士們沒有戰死在抗日前線，卻遭到國民黨的暗算。1941年5月，史沫特萊決定返回美國。她在《中國戰歌》中這樣寫道：“至於今后，我手上有一項偉大的工作要做——要把有關中國的真相告訴美國，讓美國人知道中國人一向和正在怎樣戰斗。”

　　返回美國后，史沫特萊積極向美國國會和人民介紹她在中國所見到的一切，並作了數十場演講，痛斥國民黨軍隊的腐敗無能。她還聯合美國的進步作家與記者，在一些有影響力的美國報紙上發表評論，揭露蔣介石發動皖南事變的真相。

　　在上世紀40年代末期，因鮮明支持中國共產黨的左翼政治立場，史沫特萊受到麥卡錫主義迫害，被限制離境。直到1949年11月下旬，她才被獲准前往倫敦居住。1950年1月，英國政府宣布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后，她萌生了前往新中國定居的願望。然而，不及實施，史沫特萊便於同年5月因胃切除手術引發系列並發症而不幸逝世，享年58歲。

　　遵照史沫特萊生前遺願，在逝世一年以后，英中友協代表團把她的遺骸帶到中國。1951年5月6日，在史沫特萊逝世一周年之際，她的追悼會在北京舉行，緬懷她為中國革命事業所做的貢獻和她光輝的一生。當天下午，她的遺骸安葬於八寶山革命烈士陵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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