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社交媒體、物聯網、雲計算 、可穿戴設備等傳感器遍布世界，海量數據被收集利用，人類進入“大數據時代”。各行各業盲目夸大“大數據”的力量，然而對其相關研究和利用各界還處於探索階段，各界對大數據的期待掩蓋了它巨大的風險。我國已經進入風險社會，大數據時代的風險社會伴隨著網絡技術、數字媒介技術等的長足進步，以及新聞傳播模式的新發展，孕育了更多的風險表征。

關鍵詞：大數據﹔風險社會﹔新聞傳播 

一、“大數據”時代和新聞傳播行業

最早提出“大數據”時代的是全球知名咨詢公司麥肯錫，麥肯錫稱：“數據，已經滲透到當今每一個行業和業務職能領域，成為重要的生產因素。人們對於海量數據的挖掘和運用，預示著新一波生產率增長和消費者盈余浪潮的到來。”新聞傳媒業在大數據時代也順應浪潮，出現了新的變化和挑戰。

彭蘭從新聞業的角度談到，大數據時代下，媒體行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戰。大數據技術一定程度上對現有的新聞生產模式與機制產生影響。這主要體現在：大數據技術滲透到新聞生產的核心環節，機器新聞、數據新聞業等成為未來重要的新聞報道形式[1]﹔鄭璐則從傳播的角度看待大數據時代的新聞傳播。她提到，大數據時代的網絡信息，其傳者和受者的邊界已經模糊，內容的閱讀和制造過程已經高度同步並被再次傳播更是體現了大數據時代的信息傳播呈現時空交互發展的特點[2]。大數據時代是機遇與挑戰並存的時代。我國已經進入風險社會，大數據時代的風險社會伴隨著網絡技術、數字媒介技術等的長足進步，以及新聞傳播模式的新發展，孕育了更多的風險表征。

二、風險社會

1986年，德國社會學家烏爾裡希·貝克在《風險社會》一書中首次提出了風險社會理論。該理論認為，世界正在進入一個不同於傳統的現代化社會的風險社會。這種風險是理性決策信賴的，今天的風險就是昨天的理性決策。

牛俊美（2014）談到：“現代社會“專家系統”嵌入到日常生活中，大部分風險都由專家來評估，但科技知識的發展存在過多不確定性，由此造成權力壟斷。[3]”

在消除社會風險方面，新聞媒介可以充分發揮引導、監測、教育等功能，通過快速、准確地發布信息，消除恐慌。但與此同時，媒體本身也可能轉變為風險源，甚至容易人為地制造災難。

大數據議題的“熱炒”，媒體亦是重要推手之一，“大數據”概念被業界、學術界等各界廣泛採用。各行各業盲目夸大“大數據”的力量，然而對其相關研究和利用各界還處於探索階段，各界對大數據的期待掩蓋了它巨大的風險。劉建明（2013）直言“大數據時代”本身就是“迷思”，大數據只是一種決策的量化手段，應以遵循人文精神為前提[4]。

三、大數據時代新聞傳播的風險表征

一方面，大數據時代下，人們在利用帶有“大數據“標簽的技術過程中隱含有技術風險。新聞媒體使用大數據輔助新聞報道時，最顯著的隱含風險就在於數據本身的諸多問題。

另一方面，全球化時代下，由於風險的知識已經遠遠超出普通人經驗觀察的范圍，有關“風險社會”的幾乎所有知識都是媒介性的。通過媒介傳播的風險知識是普通公眾感知“風險社會”的唯一方式。由於網絡傳播的固有特性，信息在傳播過程中不斷被重構變化，容易衍生出新的風險。

1.數據本身的風險及隱私問題

大數據時代，數據真實性保障更加困難。由於採集終端性能的限制、技術不足、信息量有限、來源種類繁雜的原因，對所有數據進行真實驗証存在很大的困難。所以盲目地依賴大數據反而會適得其反[5]。大數據分析得出的只是一個預測出來的趨勢走向，但結論不等於真相。

大數據時代，個人信息泄露風險加劇。人們習慣讓渡個人隱私數據，獲得個性化的信息服務。大量事實表明，大數據未被妥善處理會對用戶的隱私造成侵害[6]。目前用戶數據的收集與使用等都缺乏監管，主要依靠行業自律。

在新聞媒體行業，如數據新聞在利用大數據進行新聞報道時，數據的採集、分析、制作、分發都要涉及受眾，受眾在享受新鮮報道形式的同時也面臨個人隱私等信息泄露的隱患。大數據新聞需要對於數據來源的公開性、安全性予以保障，這既是對受眾的數據負責，保証其隱私權，也是新聞媒體在進行報道時應負的責任。

2.傳播的碎片化和泛娛樂化

大數據時代，信息爆炸對比用戶有限的時間，用戶注意力成為稀缺資源。便利、快捷地獲取消費信息是用戶的需求。用戶越來越多地利用碎片化的時間進行閱讀。另一方面，智能手機裡安裝的APP，每天運動記錄下的步數等等數據都讓用戶的喜好個性變得明確，針對用戶喜好的個性化閱讀變得普遍。在這樣的情況下，碎片化同時體現為閱讀的碎片化和受眾的碎片化[2]。

在對公眾議題的關注上，娛樂化信息成為人們認知世界的主要方式，人們對公共事務的關心進一步弱化。娛樂圈明星離婚等事件在新華社、人民網等媒體發布的新聞報道和社評中，多次引爆網絡話題討論的熱度。

在現代風險社會中，傳播的碎片化和泛娛樂化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媒體在風險傳播過程中的中介作用，受眾的碎片化和公眾議題的泛娛樂化弱化了媒體的傳播觸及程度和媒介公信力。媒體的中介作用削弱意味著風險主體之間的溝通失靈的可能性增大，風險演變成危機的機會大大增加，這對於社會穩定是極大的威脅。

3.傳播過程的偏差化

傳播偏差是信息傳播過程中出現的一種信息失真現象。它使得傳播偏離了傳播者的原有意圖，沒有達到預期傳播效果而是導致了其他非預期的結果[7]。究其原因，既包括由於新聞報道的出發點、傳播模式、傳播主體等的原因，又包括因社會發展的大環境如政治形態、受眾知識水平等因素對信息接收造成的傾向性引導。

信息傳播是一個非常復雜的過程，大數據時代下的新聞傳播，因為信息偏差現象的頻發滋生了社會風險。2016年7月武漢水災，武警、解放軍等沖在抗洪搶險的一線。 “一張抗洪官兵渾身泥水吃饅頭的照片”在媒體的報道下，大概是想表達對軍人們艱苦奮斗的敬意，但卻引發公眾對軍隊后勤保障不力的質疑。發布軍人“吃泥水饅頭”照片的媒體或許不太了解互聯網輿論場的變化，也可能了解但未予以重視，便造成了傳播偏差的情況。

四、化解風險的需考慮的問題

1.針對數據本身的問題

針對數據本身的問題，既需要依靠技術的發展、科技的創新來解決。也要依靠使用大數據的主體強化風險意識，主動規避可能產生的風險。

在貝克看來，解決“隱形的風險”，還是應該依靠技術的發展進步。馮登國等（2014）詳述了針對大數據安全和隱私保護的各項關鍵技術，技術上對於數據安全和隱私問題的保護都在不斷發展進步中[8]。

另一方面，各行各業在利用大數據進行分析決策時，都要注意數據的准確性、數據能否公開等問題。對數據的挖掘、處理分析過程中，應遵從專業素養和倫理道德，切忌偽造數據，進行虛假傳播，影響正確的決策和判斷。新聞傳播行業在利用大數據進行報道時，還應該注意提高從業者在數據挖掘、分析處理上的專業能力[9]。

2.針對網絡傳播滋生的風險問題

針對網絡傳播滋生的風險問題，可以從兩個角度考慮。從新聞媒體的視角來看，媒體是公眾了解風險的主要渠道，承擔著風險溝通的重要中介功能。風險社會中，新聞媒體應積極報道受眾關心的問題，避免過度娛樂化的議題選擇。

在風險發生之前，對公眾的風險意識的教育是媒體的責任范圍﹔在風險出現后，新聞媒體要從受眾角度出發，盡可能將真實、准確的信息傳遞給受眾，保証信息溝通渠道的暢通。對於有爭議、沖突的問題，應該認真調查后傳播給受眾，並且正面引導輿論走向。

在引導輿論的方面，利用大數據技術如情感分析等分析網絡輿情，把握輿論走向的規律，有效地引導輿論走向。這對於增強媒體公信力有很大幫助。

從受眾的角度來看，媒介素養的教育和培養是一個值得重點關注的問題。其一，在當今復雜的媒體局勢下，受眾所接收到的信息真假難辨﹔其二，受眾自身的文化水平、媒介素養等參差不齊﹔其三，中國目前正處在社會轉型期，各種社會矛盾尖銳。在以上三個條件成立的情況下，如果一些虛假、帶有煽動性的信息進入受眾視野，就可能帶來無法想象的不良影響[10]。

此外，媒介素養的教育不應該隻局限於從技術層面教育公眾如何搜尋、獲取信息。對於如何理性思考問題、如何鑒別信息真偽，如何做有社會責任感的，言論負責的公民等等，都應該列入媒介素養的教育范圍。

大數據時代不僅僅是信息技術領域的革命，海量信息正在改變我們的生活。但是在利用大數據的過程中，我們也要認清其不可避免的固有風險，打破對大數據的盲目崇拜造成技術烏托邦的假象。

 

參考文獻：

[1] 彭蘭.“大數據”時代:新聞業面臨的新震蕩[J].編輯之友,2013(01):6-10.

[2] 鄭璐.大數據時代的“兩個風險社會”[A].中國科協第八屆常委會青年工作專門委員會、國務院學位委員會辦公室、中國科協組織人事部.第十一屆全國博士生學術年會——信息技術與安全專題論文集[C].中國科協第八屆常委會青年工作專門委員會、國務院學位委員會辦公室、中國科協組織人事部.2013:10.

[3] 牛俊美.論現代技術風險的責任倫理困境及其出路[J].學理論,2014(22):94-96.

[4] 劉建明.“大數據”的迷思與新聞媒體的應對[J].中國廣播電視學刊,2013(07):6-8.

[5] 蔣家河,陳振華.風險傳播視角下對大數據的反思[J].青年記者,2016(18):28-29.

[6] 馮莉.風險社會視域下大眾傳媒的危機傳播[J].傳媒觀察,2012(01):33-35.

[7] 李璐玚,閆名馳.傳播偏差在大眾媒介傳播過程中的產生原因[J].新聞知識,2012,(06):40-42.

[8] 馮登國,張敏,李昊.大數據安全與隱私保護[J].計算機學報,2014(01):246-258.

[9] 田龍過,杜娟.風險社會視域下數據新聞生產的反思[J].出版廣角,2017(05):54-56.

[10] 郭小平.風險傳播視域的媒介素養教育[J].國際新聞界,2008(08):5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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