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克裡斯托弗·諾蘭的《敦刻爾克》在國內公映了。這是一部幾乎沒有同類的電影，它與所有名聲卓著的戰爭片不同，更與導演的前作不同。

以敦刻爾克事件在戰爭史上的重要性，理應被拍過許多次，但事實上，它在電影裡出現的概率遠比想象中小得多。於好萊塢，那場事件發生在美國參與前，滿足不了美式英雄主義的熱血。於電影創作者，它又不太像合格的戰爭，過分安靜，除了無邊等待，隻有時而襲來的空中戰機。所以，當諾蘭宣布他新片的主題時，輿論一分為二。一邊說：“哦，那是他們英國人的主旋律，諾蘭再合適不過。”另一邊不斷嘀咕：“愛玩懸疑、愛弄結構的諾蘭，他甘願平鋪直敘一段歷史嗎？”

國內的點映場和零點場過后，分歧依然存在。只是，完全相左的意見裡，有一條是確定的———《敦刻爾克》也是導演諾蘭的一種“撤退”。

看慣歷史的豐功偉業，不妨聽聽凡人的一聲嘆息

大撤退的結案陳詞早寫在歷史教科書上，唯一存疑的是納粹德國放棄大勝局面的動機。但披著倫敦濃霧殺入好萊塢的諾蘭一點都不糾結於史學研究者或者陰謀論家的觀點，遠離他們，隻講述一小隊人的逃亡。

從斯皮爾伯格的《拯救大兵瑞恩》到伊斯特伍德的《父輩的旗幟》，我們看慣了歷史英雄的豐功偉業，不妨聽聽凡人的一聲嘆息。這是導演諾蘭做出的一種“撤退”。

歷史上，敦刻爾克大撤退從來不是一場勝利。諾蘭從一開始就清楚這事的性質：他的祖父曾服役於英國空軍，並於戰時犧牲。他從小耳濡目染的“敦刻爾克精神”絕非驍勇善戰的代名詞，而是指向逆境中的勇氣、決心和團結。甚至，電影《敦刻爾克》與少年諾蘭在課本上習得的那個敦刻爾克也有不同。它不是丘吉爾修辭術中“敗而不敗的撤退”，不是“日后孕育出勝利的偉大的撤退”，也不見得有那個抽象的“人類命運轉折點”的氣概。

不把撤退美化成愛的史詩，而是構建起每一個士兵、營救者的恐懼和不確定，這是諾蘭對這場戰爭的價值取向。所以他克制住自己對英雄主義的渲染，隻謹慎地呈示普通人在戰爭裡的“生存即正義”，微觀的、當下的、知覺的、行動的，簡言之就是戰爭背景下的個體逃生經驗。

影片分三條故事線：陸軍士兵湯米在防波堤上經歷的一周，英國平民道森在海上駛過的一天，英國空軍戰斗機飛行員法裡爾在空中為撤退護航的一小時。

三條線三種視角，都是凡人，也是每一個人。他們沒有盜夢者那樣的絕智，也無需承載宇航員所肩負的人類大義。在二戰時逼仄的海天之間，一顆流彈掠過前后，這些無名小卒影響不了任何大勢。奇跡的是，那被圍困的40萬人，丘吉爾本預估隻能撤回三四萬，但結果有逾33萬人穿越了英吉利海峽———電影裡負責逃亡的“湯米”就是史書上記載的33萬分之一﹔奧斯卡最佳男配角得主裡朗斯飾演的“道森”便是成百上千伸出援手的英國普通民眾﹔湯姆·哈迪飾演的飛行員幾乎全片躲在面罩底下，惟最后幾分鐘露了真容。《敦刻爾克》沒有主角，又人人都是主角。

更稀奇的是，全片裡沒有希特勒的鏡頭，沒有德國士兵的正臉，就連丘吉爾著名的演講都不曾正面提及。“戰爭不會以撤退取勝。但應該注意到，一次勝利就蘊藏其中。”這句話只是藏在一篇新聞報道裡，藉由士兵的口間接告知觀眾。大撤退后，一列列火車退回安全之境。經過鄉野小站時，有士兵要了份新鮮運抵的報紙，讀出聲來，裡面有時間、地點、數字，也有首相的演講。那上面寫著諾蘭對整個事件的全部態度。

不及細想但又細思恐極，神作庸作隻在一念之差

一直以來，諾蘭的思維游戲太深入人心，以至於他的電影常被視為檢驗智商的標准。很難講這是一位導演的幸或不幸。這個在17年裡拍攝了九部電影、創造了約40億美元票房的導演，他最沉迷的主題是如何模糊幻境與真實的界限，最拿手的技巧是把故事設計成復雜的思維迷宮。觀眾也樂得在他制造的謎題前反復咀嚼，體會闖關成功、得到最后一片拼圖的樂趣。但，成敗皆蕭何。若觀眾對諾蘭電影的最大期待隻在乎敘事構造，那麼這部電影視聽層面的“好看”無疑會打些折扣。

從這一層面講，觀看《敦刻爾克》需要對“懸念”的期待作些修正。因為故事的條理簡直一目了然：被圍困，渴望逃離，幾經輾轉，安全撤退﹔影片的主題也無時不在，漢斯·季默模擬時鐘滴答所制作的“謝帕德音律”幾乎塞滿了90%的片長，時刻在提示觀眾“時間，生存”!

看上去，“時間”這一主題“很諾蘭”。但新作與 《星際穿越》 裡那般“天上一日，地上一年”的設定截然不同，跟 《盜夢空間》 裡從現實直到第四層夢境的復雜規則比起來，更是淺顯得多。《敦刻爾克》 的一周、一天、一小時規整得跟現實一樣。所謂三線交叉，也不過是先后出發並最終抵達了同一個終點———在陸上被圍困、掙扎了一周后的小兵，從英吉利海峽另一邊駛船出發了大半天的普通民眾，機上攜有僅能支撐一小時飛行燃油的英國空軍士兵———等待營救的、施以援手的、空中護航的，三方同框，周、日、時就像時針、分針、秒針一齊越過了“12”。一丁點兒都不讓人費解。

《敦刻爾克》不是燒腦片，更不是泰坦尼克或者鋼鋸嶺那樣的故事。諾蘭沒打算炮制一個濃烈的故事，就連幾處潛伏的起承轉合他都不想給足。比如，在船上施救的男孩與被救的英國兵之間，海面上撥雲見日、星星點點的英國小國旗乍現視野的那一刻，護航空軍最后的歸途等等，這些在其他影片裡都可能成為情緒爆點的埋伏，諾蘭統統點到為止。

對跌宕的故事、飽滿的情緒有所求的觀眾，怕是要不滿了。但欣賞這類克制的人會理解：導演只是從幻境退回到了真實本身，許多事情發生時，哪兒有那麼多驚心動魄、天人交戰，有的不過是被命運驅趕的緊迫。從諾蘭用第一個搖搖晃晃的鏡頭把觀眾投放到漫天傳單的巷子裡，《敦刻爾克》裡，便沒有無所不知的“上帝視角”。對於觀眾，所見即所感，無需拆解任何謎題，跟上逃命的節奏便是。

諾蘭放棄了自己最卓著的數理智力結構，轉而跋涉在被命運驅使的無意識之海。許多一閃而過的人、事、對話，不及細想，但電影結束后又會細思恐極，這就是 《敦刻爾克》 在一些人眼裡是神作，但在另一些人看來是被過譽的根本緣由。

記者手記

有種“以退為進”叫作膠片電影

優秀的戰爭片都會反映命如草芥的殘酷，《敦刻爾克》也不例外。它的畫面雖不血腥，但一個個小人物的死卻是極快速的，根本不給人抒發悲情的時間。絕大多數時候，觀眾會代入那些小角色，對下一秒將發生什麼完全猝不及防。

制造出如此沉浸感的，不得不提諾蘭的膠片拍攝。無論這部新片能否躋身2017年度最佳榜單，它都是屬於膠片的史詩。三年多來，它僅僅是第三部用70毫米膠片制作的電影。前兩部是2014年諾蘭的 《星際穿越》和2016年昆汀的 《八惡人》。

當下電影業的形勢，似乎跟1940年敦刻爾克事件發生時的歐洲很像。有人這樣比喻，3D、CG 等科技“裝甲部隊”，已經攻佔了95%以上的電影。全世界都已數字化的今天，諾蘭、昆汀等一小撮導演面對的戰局，相當慘烈。他們不僅需要堅持用膠片拍攝、用膠片制作，還得隨時面對膠片放映的缺失困境。

但現在看來，這批導演的前景，可能與“敦刻爾克”類似，有著柳暗花明的那刻。以《敦刻爾克》為例，藉由70毫米膠片，諾蘭把觀眾召喚回二戰時期。薄霧靄靄的天色下，顆粒感明顯的畫面，穿過歲月，回到歷史難以言明的地帶。被3D或者數字拍攝所支配的觀眾，越來越稀罕這種退守在膠片時代的質感。

如此看來，諾蘭在拍攝手段上對膠片的固執，退即是進。（記者　王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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