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青年記者》

不得不承認，今天一個以做記者為志向的人很容易產生挫敗感。如今是媒介發生極大變革、信息傳播空前便捷的時代，但不是嚴肅新聞生產者的黃金時代。

“謊言重復一千遍也不是真理”

臉書上一名假新聞生產者曾對嚴肅大報《華盛頓郵報》的記者說：“我想唐納德·特朗普入主白宮是因為我。”他指的是美國總統大選中，各方利用社交網絡散播虛假信息來開展輿論戰，此類信息影響了選民。更早之前，英國退出歐盟的公投，不少人也受到了虛假信息的影響。

不僅是政治大事，此類現象發生在各個領域。日本福島核電站爆炸后，“核泄漏”謠言制造的恐慌使中國一些超市貨架上的食鹽遭到瘋搶，不少家庭幾年后仍未吃完當初囤積的“謠”鹽。今年5月，網上流傳的一個說法稱，按照新的民用航空安檢規則，護照不再是國人的有效登機証件。雖然一些媒體根據對各機場的採訪作了澄清，但謠言愈演愈烈，以至於中國民航局公安局專門下發通知說，護照可以作為有效乘機身份証件。一個很容易証偽的簡單傳聞，最終卻要以一個官方機構另發文件來辟謠。

辟謠的成本已經水漲船高了。輿論池的水位在迅猛上升。今天是信息過載的時代，是真正的“眾說紛紜”的時代，每個人都在基於自己的立場和認知來表達來傳播，一個流行說法叫“去中心化”，很多人為此叫好，卻忽視了它的風險。

以前，具有公信力的媒體証實或証偽一些信息，往往可以起到一錘定音的作用。現在，底蘊深厚的《紐約時報》仍是受眾心目中的“灰色貴婦”，但嚴肅媒體提供的內容，在信息汪洋中的佔比已經極低。虛假信息在任何年代和任何領域都會制造波瀾，不同的是，今日的波瀾是汪洋大海。一貫影響力巨大的《紐約時報》對美國大選的走勢預測發生了很大偏差，就是其中一例。

我曾有過“成功”的辟謠經歷。2009年，國內一家著名醫院為一則傳聞所困擾——據稱，一名美女醫藥代表向這家醫院多名醫生提供性賄賂以推銷藥品，引起了艾滋病病毒在該院醫護人員中的傳播。此事成為該院的“艾滋門”，至少持續了一個多月，具備在網絡上走紅的勁爆元素：美女、性賄賂、艾滋病、潛規則。傳聞持續20多天之后，該院發布了一則聲明：“經查，網絡上流傳的關於我院數名醫生染患艾滋病的消息純屬捏造。”“迄今沒有出現一例在我院感染艾滋病病毒的患者和醫務人員。”

這份生硬的聲明，效果適得其反。許多人質疑它回避了公眾的疑惑。院方沒有正面回答該院是否有員工感染艾滋病病毒，而是強調沒有一例“在我院感染”——無法排除院外感染的可能——醫藥代表與醫生之間的病毒傳播完全可以不發生在醫院。糟糕的是，如同許多發生了“負面”新聞的機構一樣，這家醫院拒絕一切採訪。

《中國青年報》當時派我去了解此事。我在當地花了半個多月才弄清楚，該院一名外科醫生在體檢時被發現攜帶艾滋病病毒﹔該醫生感染病毒另有原因﹔網傳的醫藥代表有名有姓有照片，符合網民“有圖有真相”的邏輯，但照片實為一名日本女演員的肖像。

花了很多力氣了解了事情的來龍去脈后，我聯系該院提出採訪請求。院長答應接受採訪，但最終仍未露面。該院其他工作人員簡單介紹了情況，回避了不少問題。最終，《中國青年報》刊發了調查性報道。登載謠言的難以計數的網頁幾乎在一天之內就如退潮般消失。一個謠言被戳破了，嚴肅媒體取得了一次勝利，代價是派一名雇員出差採訪了半個多月。從此事來看，可以說“謊言重復一千遍也不是真理”。

但社交網站那時尚未興盛，謠言還沒像病毒一樣在便捷的交互途徑和海量的信息中不斷復制，產生層出不窮的變種。而今，嚴肅媒體的調查性報道像是老牌的抗生素，但謠言已成了免疫力超強的超級病毒。

“當真相在穿鞋的時候，謊言已經跑遍了全城”

“去中心化”了，信息的生產和傳播成本都幾乎是零門檻。嚴肅媒體有時像個不受待見的小媳婦。我們必須按照職業規范，謹小慎微地去核實和發布或大或小的信息，但有時在市場上並不討好。相反，對大眾情緒的消費成為一門引人關注的生意。一個反差是，嚴肅媒體投入大量成本的調查性報道，閱讀率往往不如那些迎合公眾心理、消費公眾情緒的爆款文章，不少媒體都面臨這種窘境。

今年5月7日，數學大師吳文俊在北京逝世。當天上午，我核實信息后，通過《中國青年報》的網站、客戶端、法人微博、微信公眾號搶發了獨家消息。過了一個多小時，我們又發表了一篇約兩千字的詳細報道。對這兩則報道，其他媒體轉載頗多，關於此事的熱門微博，基本都以我們的報道為源頭。但沒過多久，就有微信公眾號運營者撰文，對吳文俊做了一番介紹，雖然通篇“整合”乃至抄襲了我們的報道，主題卻是批評國內媒體隻追星，不關注大師，朋友圈裡又一篇閱讀“10萬+”的文章誕生了。尷尬的是，我們的微信文章閱讀隻有5萬多次。明明是我們這類媒體出於對大師的關注發布了新聞，網文生產者也是看到報道才得知消息，甚至可能通過報道才認識了這位大師，但他們不需要核實信息，也不需要任何採訪，侵權使用我們的信息，反而可以站在制高點上“倒打一耙”批評媒體，並且頗有市場。我試著與幾名轉發那篇網文的朋友交流，卻沮喪地發現對方不在乎事實，而是根深蒂固地相信“媒體不關注大師”。

這才是當今輿論場上常見的一幕。無數例証表明，“謊言重復一千遍也不是真理”的說法過時了，媒體記者早已失去了這樣的自信。常見的是，“真理重復一千遍也沒有人相信”。丘吉爾的名言比任何時候更加適用：“當真相在穿鞋的時候，謊言已經跑遍了全城。”

我們面對的受眾正在分化。在眾說紛紜的聲音廣場，嚴肅媒體仍會保有大量受眾，但另一些受眾會選擇自己想聽的信息，追隨其他的信息生產者甚至是假信息生產者。還出現了一類“我不相信”的人群：不信媒體，不信任何機構和個人，歸根結底不信任何信息。“我不相信”原本應是基於獨立判斷和批判精神做出的選擇，但這些人顯然與此無關。他們只是選擇誰也不信。某種程度上，這些人是所有信息的免疫者。出現這類人群，並不僅是嚴肅媒體失去用戶的悲哀，任何機構都面臨難以對外“說明自己”、無論說什麼都不被信任的尷尬。一個社會需要建立在互信的基礎上，而這種現象是一種威脅。

造成這種局面的因素十分復雜。中國傳統上是一個人情社會，一些人總覺得信息背后仍有“內幕”，否則不合情理。生命力頑強的虛假信息都是看上去“合乎情理”的，但嚴肅媒體所追求的真相，偏偏是“不通情理”的。

謠言成為“遙遙領先的預言”？

需要警惕的是，公權力機構的信息披露出現問題，會造成巨大殺傷力。我們經常看到，針對一些問題，政府部門不斷地“辟謠”，但當謠言得到証實，就成了“遙遙領先的預言”。

2015年8月12日，天津港一處危險品倉庫發生了火災爆炸事故。不少人關注爆炸可能引發的公共衛生和環境傷害問題，但持續多日，事故現場可能存放的危險品信息仍無官方說法。網上出現了不少猜測和謠言，官方的失語則對信息的混亂進一步產生了助力。表面來看，天津官方每天均召開新聞發布會，但基本都是通報傷亡情況和搜救進展，回避了公眾真正關心的事故原因、責任方和公共衛生問題。事發第5天，天津官方在新聞發布會上回答記者關於事故現場處置“總指揮是誰”的提問時居然表示，“這個問題下來以后我再盡快詳細了解”。一周之后，如今已“落馬”的時任天津市委代理書記、市長黃興國才以“總指揮”身份首次面對媒體。國務院事故調查組事后在報告中稱：“天津市政府在應急處置中的信息發布工作一度安排不周、應對不妥。”

嚴肅媒體無法為這種局面負全部責任，但必須承擔自身的責任。改變或許需要一代人的成長。但需要警惕的是，出於對閱讀量“10萬+”文章的追求，使得一些媒體自覺或不自覺地也去效仿一些熱門的自媒體，做信息的聚合器，“整合”式寫作、“解讀”式寫作、段子式寫作，以聳動標題和偏頗卻刺激的語言吸引眼球，新聞娛樂化傾向明顯。所謂“整合”往往是對現有信息的梳理羅列，有時甚至只是抄襲的委婉說法﹔所謂“解讀”則與嚴肅的解釋性報道相去甚遠，不過是從某一角度，從受眾心理的角度出發去詮釋新聞事件。甚至基於自己的受眾，對信息作裁剪式報道，造成事實上的局部失真。

今天的許多現象都與新聞史上發生過的報業“黃色新聞”大戰頗為相似。報業將“新聞”進行渲染和一定程度的捏造，使用刺激性的圖片和標題。但最后，嚴肅媒體贏了。信息生產泥沙俱下的時候，我們必須選擇做一股“清流”。無論處於何種環境，一家嚴肅的新聞機構都不應自亂陣腳、削足適履。其他信息“裸奔”的時候，社會更需要“穿上鞋子”的嚴肅新聞。

“一千個人眼裡有一千個哈姆雷特”

“一千個人眼裡有一千個哈姆雷特。”對新聞作品亦然。新聞生產者總以提供事實為己任，但新聞產品本質上仍是語言的產物，而語言又承載著情感，總是存在被誤讀的可能。怎麼看新聞與怎麼寫新聞歷來是兩回事。世人看新聞如照鏡。人們從鏡中看到的自己與別人眼中的自己是不同的，每個人都傾向於相信自己所看到的東西。新聞業應該一如既往提供平整的鏡面，而不去迎合任何目光。

特朗普當選總統后，《紐約時報》出版人和主編發表了一封公開信，在反思大選結果時重申自身使命。某種程度上，這封信展示了一家百年媒體的定力：“我們會誠實地報道美國和世界新聞，不畏懼、不偏向，在所有為讀者呈現的報道中，始終力求理解和反映所有的政治視角和生活體驗。這也意味著對權力開展問責，公正持平，堅定無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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