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映20天，一部以慰安婦為題材的電影《二十二》綜合票房達1.69億元，一舉成為近年來國內院線紀錄片市場票房新冠軍。這樣的成績，完全超出片方的想象。從驚喜到平靜，導演郭柯坦言：“《二十二》已不再是一部作品，而是一個社會現象。”

　　《二十二》究竟有何魅力，又是如何在今夏院線市場成為一匹勢不可當的黑馬？

　　做有情感的片子

　　盡管慰安婦題材敏感，容易引動感情，但觀眾看到的《二十二》克制、平淡，自然而不刻意。畫面背后，是郭柯對自己拍攝理念的堅持。郭柯認為，拍攝中最大的困難不是資金、不是技術，而是“怎麼跟老人相處，判斷有些東西該不該拍。像哄小孩一樣把她內心的東西‘騙’出來，其實是能做到的，但是這樣做沒有意義。”

　　為了多投入感情，達到最純粹的表達效果，郭柯選擇了最“自由”的方式，不同於以往“規規整整”地拍戲，不講究拍攝方式、主題、影像，也不被資本、周期、劇情等因素捆綁，沒有刻意的設計，只是“跟著感覺走”，去觀察和接受大自然給的東西，去體會和捕捉“一切都給你准備好了”的事物。

　　從制作角度來看，“《二十二》不能說是一個很精細的片子，但這恰好是它的一個特點。它是歷史的、紀實的影片，有凝重、紀實這樣的優點。”紀錄片研究中心主任張同道認為。

　　社會關愛成就票房

　　相比於作品本身，郭柯相信是大家對老人們的關愛轉化成了票房，他隻不過是通過影像這種媒介，把愛心匯聚起來。無論是明星對影片的贊助聲援，還是普通民眾對超前點映、眾籌和轉發的支持，通過名人效應和新媒體傳播的力量，觀眾的共同情感通過一部電影集結起來，最后轉化成票房。

　　《二十二》引發關注，不是偶然。張同道分析：“這個片子的主題是非常凝重的，風格也是很嚴肅的，它所思考的問題雖然不是和每個人相關，但其實是和我們的民族相關，是和我們的歷史相關，這個相關性就構成大家看這個片子的理由。”同時，影片放映正值抗戰勝利紀念日的特殊時期。“《二十二》連接了今天和歷史，這是一部紀錄片非常重要的功能，它集中了社會的一種情感表達。”張同道說。

　　有人質疑《二十二》濫用題材，沒有深挖。郭柯卻說：“我還真不關心電影怎麼做，我隻關心這些老人現在的狀況，所以就要最真實地展現她們。一部電影多麼渺小啊，為什麼把人都忘了？”面對“慰安婦”和“老人”兩個身份，郭柯選擇把“老人”放在前面。

　　“尊重老人，把她們看成活生生的人，不要把她們標簽化。”這是郭柯提供的一個對家國記憶的觀察窗口。沒有撕心裂肺的苦痛，沒有苦大仇深的羈絆，多數時候，老人們在鏡頭前的表現是平靜的、緩慢的、沉默的，甚至是樂觀的。她們的溫度，才是應有之義。

　　紀錄片市場走向復興

　　除了制片方與觀眾在情感上的契合以及對電影進行宣傳的合力，《二十二》票房奇跡的誕生也有賴於國內紀錄片產業的復興態勢。

　　排片量小、票房佔比低，紀錄片作為一種小眾化的電影類型，長期在主流商業市場表現低迷。但去年，像《我們誕生在中國》《我在故宮修文物》《舌尖上的新年》等一批紀錄片取得了不錯的反響。據《中國紀錄片發展報告（2016）》統計顯示，去年“純”紀錄電影票房總計8032萬元，創下紀錄電影新高。

　　張同道表示，如果在前幾年市場隻追求商業大片的環境中，《二十二》就沒有成功的可能。乘著中國電影市場變化的東風，《二十二》成為了那匹黑馬，讓社會認識到紀錄片用一種什麼方式參與到社會文化的生態建設中。

　　隨著分眾市場的形成，紀錄片慢慢在公眾放映中獲得一席之地，這說明觀眾更成熟，市場的需求更趨多元化，而不至於都變成清一色的商業大片。“商業大片是給大眾帶來了娛樂，但是也讓人的思想變得簡單，美學變得簡陋。”張同道認為，紀錄片在院線市場的推廣是很有必要的，而分眾市場的形成作為電影市場的一個巨大變化，與中國文化建設、文化發展、文化成熟是有關系的。（張 賀 姚祎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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