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學者、商務印書館總經理於殿利（人民網 王子侯攝）

人民網敦煌9月19日電 以“命運共同體，合作新格局”為主題的2017“一帶一路”媒體合作論壇今天在甘肅敦煌舉行，本屆論壇由人民日報社和甘肅省委省政府聯合主辦，126個國家和國際組織、265家媒體的代表出席論壇。

下午，2017“一帶一路”媒體合作論壇舉行分論壇——絲路文化發展論壇，著名學者、商務印書館總經理於殿利以“‘一帶一路’文化先行”為主題發表演講。於殿利講到，在當今全球互通的新時代，人類的命運比以往的任何歷史時期都更緊密地聯系在一起，“一帶一路”倡議的提出可謂恰逢其時。讓中華民族為人類文明與文化發展做出獨特和更為重要的貢獻，讓中華民族的文明成果和文化為人類所共享，是中國文化“走出去”的最終目的和願望。於殿利表示，“一帶一路”文化開路，不僅是對古絲路精神的繼承與發揚，更重要的是為“一帶一路”倡議奠定堅實的意願基礎，從而促進各領域全面的合作共贏、互利共榮。

以下是演講全文：

“一帶一路”倡議是在人類文明發展的新的歷史時期，中國政府提出的國際合作發展的新方案。根據我們的理解，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是其最終目標，經濟合作與發展是目的和手段，文化交融是根本和基礎。經濟的發展與合作方式，說到底也是文化方式。文化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基礎和前提。文化上的相互理解構成一切方面相互理解的基礎與紐帶，相反，文化的差異與誤解就會造成交流的障礙，甚至會引發沖突。

一、知識與文化是連結人類的天然紐帶。人是群體性動物，離開了群體，單個人是無法在與各種動物的競爭中和惡劣的自然條件下，在地球上為自己謀得生存的機會的。18世紀德國著名哲學家和語言學家赫爾德說：“就本能的強大和可靠而言，人遠遠比不上其他任何動物” ，“人赤裸裸地來到這個世上，他是一種缺乏本能的動物。就此來看，人可以說是世界上最可憐的生物。” 海德格爾等存在主義哲學家更認為，人是“被扔到這個世間來的生物”，“孤獨無依，沒有救助，沒有躲避”， 始終充滿著恐懼感。17世紀德國政治哲學家塞繆爾·普芬道夫對人的可憐與恐懼給出了具體的描繪，他說：“一個人（成年人也不例外）孤獨地生活在這個世界上，得不到任何可以減輕負擔、豐富生活的幫助和便利。人赤身裸體而又愚蠢，尋野草樹根以充飢，覓荒澤坑水以解渴，在洞中躲避狂暴惡劣的天氣，時刻面臨著野獸的襲擊，心中充滿了恐懼。”所以，人類隻有團結起來、聯合起來，以群體和組織形式來彌補天生身體能力的不足。

然而，人類的團結與聯合絕不是簡單的力量聯合，而是一種更加偉大的聯合，即思維或思想以及所產生的知識的聯合，人類思維與知識的聯合，成為人類獨特的生存之道。正如赫爾德所說，人類體質的“這種缺陷決不可能是人的種屬特征”，“要知道，自然對於每一種昆虫都是一位最最慈愛的母親。她給予每一種昆虫它正好需要的東西。”“那麼，根據自然的類推”，它就應該也賦予“人所獨有的東西”，這種“人所獨有的東西”“是人類種屬的特征”。“人所獨有的東西”產生於大腦，就是思維和思想，赫爾德稱之為“理性”。

人類就是靠著大腦的長期記憶能力，以及信息在頭腦中的積累越來越多而形成的歸納、分析、總結和判斷等思維能力和學習能力，發展了能夠趨利避害的知識和知識體系，依靠這些知識發明了生產工具以及后來愈益發達的科學技術。這是人類獨特的生存本領。在這方面，人類通過發明語言和生產工具提高自身的實踐能力，語言和工具又反過來促進思想或理性的不斷提高。所以，黑格爾說：“人是知識的這種特定存在和自為存在。” “人隻不過是他出生以后成為人的可能性。” 由可能變為現實的條件，是他通過知識和文化變成一個有理性的人。海德格爾也說，人是萬物中的繼承者和學習者。

人類經驗和知識的獲得光靠一個人、一群人、一族人、一代人都還遠遠不夠，人類必須把難得的經驗、知識和技術相互傳遞、代代相傳，不斷積累得愈益強大，人類的生存能力才愈益強大，這是人性的天職。對此，人類的先賢們早有領悟，例如赫爾德就曾指出：“如果每個人隻為自己從事發明，無謂的重復勞動就會永無止境地延續下去，進行發明的知性便被剝奪了最寶貴的特質，即生長。” “人的所謂理性，就是一切人類力量的總和形式 。

有鑒於此，我們說，從最根本的生存需求出發，知識和文化是把人類聯結在一起的天然紐帶，相互傳授知識，共同積累知識，是人類的必然選擇。人類必須具有命運共同體的自覺意識，知識與文化就是這個命運共同體的核心和基礎，這是由人類的種屬性特征決定的。“一帶一路”倡議符合人類的這一種屬性特征，知識與文化有理由成為“一帶一路”的開路先鋒和鋪路石。

二、人類共有的知識文化塑造了共享的現代文明。人類現代的知識和思想孕育和奠定了現代社會的文化根基，開啟和極大地促進了現代文明的進程。現代的知識、思想和文化是全人類共同創造的，全人類相互借鑒、相互影響的共同智慧拉開了現代社會和現代文明的大幕。

現代民族國家的形成是人類歷史上最重要的時代之一，無產階級革命導師恩格斯指出，“這個時代是從15世紀下半葉開始的”，“這是人類以往從來沒有經歷過的一次最偉大的、進步的變革，是一個需要巨人而且產生了巨人的時代。” 這些巨人包括達芬奇、馬基雅維裡、布魯諾、哥白尼、牛頓、林耐、萊布尼茨和開普勒等。他們的思想和著作使 “舊的世界的界限被打破了。” “給資產階級的現代統治打下基礎” 。

隨后隨著啟蒙運動的思想浪潮席卷全世界，來自各個民族國家的巨人和巨著更是層出不窮，如最早否定“王權神授”提出“天賦人權”和“主權在民”思想的蘇格蘭第一位人文主義學者喬治·布坎南、被馬克思譽為“英國唯物主義和整個近代實驗科學的真正始祖”、“近代自然科學直接的或感性的締造者”的弗朗西斯･培根、被譽為“近代哲學之父”、“近代科學始祖”的16-17世紀法國思想家笛卡爾、被譽為17世紀“典型資本主義國家”理性主義的先驅的荷蘭思想家斯賓諾莎、英國著名思想家洛克、17-18世紀意大利思想家維柯，等等。英國的亞當･斯密等經濟學家、英國的大衛･休謨、法國的盧梭和孟德斯鳩、德國的康德、赫爾德和溫克爾曼等思想家，以及德國的萊辛、歌德和席勒等文學家等，更是奠基了現代經濟學與政治學，開創了充滿理性光芒的哲學、語言學、古典史學、心理學和倫理學，以及新的資產階級文學等的新紀元。他們的新發明和新發現構成的堪稱科學的新成果，都直接催生和鑄成了新的現代社會和新的國家和國家形態的形成和演進，他們用新方法和新工具創造的新知識和新科學，開啟了現代新世界的大門。

不僅如此，新知識和新思想直接促成了世界范圍的偉大社會革命，例如影響全人類的英國資產階級革命、法國大革命和創造了一個新型國家的美國獨立戰爭，在其爆發、走勢和最終結果的各個進程中，知識、思想和文化都發揮了至關重要、相互影響的作用。18世紀法國啟蒙思想家狄德羅、達朗貝爾和伏爾泰等發起、規劃、編撰和出版的《百科全書》，是向舊制度宣戰的知識武器。《百科全書》的影響不僅在法國，“《百科全書》賣遍了‘歐洲的兩端’，有一些甚至還遠銷到非洲和美洲” 。美國獨立戰爭催生了一個新國家，而對北美十三州打贏這場戰爭起到關鍵作用的是托馬斯·潘恩的一本小書《常識》。《常識》被視為美國獨立運動的教科書和重要思想武器，美國重要開國元勛之一、《獨立宣言》的主要起草者、托馬斯･杰斐遜和美國國父、率領軍隊打贏戰爭的華盛頓將軍等就深受《常識》的影響，並以此為榮。接任華盛頓的美國第二任總統、被譽為“美國獨立的巨人”、最重要的開國元勛之一的約翰·亞當斯就曾說：“如果沒有《常識》作者手中的筆，華盛頓手中的劍也是沒用的。”

在人類現代文明發展的進程中，還有一種先進的思想和知識同樣創造了另一種新型的社會和國家形態，那就是馬克思主義學說。馬克思主義產生於歐洲，其作為社會實踐第一個成果出現在俄國，誕生了人類歷史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中國人都熟悉的一句話是，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和學說開始在中國傳播，並最終結出了更為偉大的成果。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國現代社會形成過程中和現代化進程中，以商務印書館為代表的出版界和知識界發揮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當時的中國面臨著三重文化建設任務：其一，弘揚中華優秀的傳統文化，以使中國免受殖民主義文化的奴役﹔其二，引進和借鑒一切人類優秀的文化遺產，以使中國能夠跟上世界的腳步﹔其三，傳播馬克思主義的新文化，為中國尋求新的發展道路。商務印書館在現代學術和學科理念下實施的“整理國故”出版活動，不僅出版了被后世稱為“傳統文化集大成的”《辭源》，還出版了影響后世的《四部叢刊》《百衲本二十四史》等，使自己成為中國近代古籍整理出版的最大機構﹔商務印書館策劃、出版的以《漢譯世界學術名著叢書》為代表的翻譯工程，使中國社會有機會接觸“迄今人類所達到的精神世界”。在馬克思主義的傳播呈星火燎原之勢時，商務印書館作為當時中國最大、最具影響的出版機構，較早地出版了《資本論》等馬克思主義著作二十余種，也成為馬克思主義思想和學說的最重要傳播基地之一。

從世界現代文明發展的歷史實踐中，我們明顯可見，現代的知識、思想和文化無論起源於哪裡，最終都成為人類共同的財富，為人類所共有共享，並孕育和創造了人類豐富多彩的現代文明。知識和文化，在歷史實踐上証明了自己聯接人類命運的特殊角色地位。

三、中國文化理應為人類做出獨特和更為重要的貢獻。中華民族在人類文明和文化發展史上，做出過重要貢獻。古代著名的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就是最重要的成果之一。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不僅在經濟方面對人類物質文明的互通有無發揮了重要作用，在人類文化方面的交流與溝通更為重要。文化直通人們的心靈，文化溝通是打開心結的重要鑰匙，敞開心扉是人類願意把命運連結在一起的重要前提。

在當今全球互通的新時代，人類的命運比以往的任何歷史時期都更緊密地聯系在一起，“一帶一路”倡議的提出可謂恰逢其時。讓中華民族為人類文明與文化發展做出獨特和更為重要的貢獻，讓中華民族的文明成果和文化為人類所共享，是中國文化“走出去”的最終目的和願望。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獨特性，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實踐的獨特性，以及中華民族實現偉大復興中國夢的決心和信心，有理由讓世人相信，中華民族能夠擔當起這個偉大的責任。近幾年來，在“一帶一路”倡議大方向指引下，中國圖書在國家的大力支持下，加快了“走出去”步伐，取得了顯著成果。以外文出版社出版的多語種《習近平談治國理政》和新世界出版社出版的《歷史的軌跡——中國共產黨為什麼能》等為代表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圖書，以商務印書館出版的80個語種的《漢語圖解詞典》為代表的語言工具書、以中華書局出版的幾十個語種的《於丹論語心得》為代表的中國傳統文化圖書，以及以長江文藝出版社出版的《狼圖騰》為代表的當代文學作品等，都產生了重要影響。

各出版機構都高度重視把“走出去”工作，積極努力創新思路和方式。以商務印書館為例，為把“走出去”落實到“走進去”，近年來商務印書館努力實施三大創新戰略。其一，創新和強化與世界一流出版公司的合作，與世界著名出版機構建立新型的以“雙向出版”為基礎的長期戰略伙伴關系。所謂的“雙向出版”，簡單說就是引進與輸出並舉。比如，我們在中國出版牛津大學出版社的世界聞名的牛津英語學習詞典，牛津也翻譯出版我們具有中國文化標志意義的著名的《新華字典》和《現代漢語詞典》英漢雙語本。再如，我們出版荷蘭威科集團的《威科法律譯叢》，相應地，威科翻譯出版我們的《中國法律譯叢》。這樣，雙方的合作就建立在完全對等和平等的基礎之上。

其二，把“走出去”與主題出版有機地結合起來。經過多年的交流與合作，我們發現外國出版商和讀者不僅對中國的傳統文化感興趣，對中國現代文化、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建設實踐，以及當代中國人的生活等鮮活的東西更感興趣，針對這些著名出版社的專業特長，我們有針對性地向他們推薦主題出版的作品，取得了初步的成果。比如，斯普林格出版社出版了研究當前中國農村變革前沿問題的“農民三部曲”——《農民的新命》《農民的政治》《農民的鼎革》三部著作的英文版，即將出版厲以寧先生主編的《中國道路叢書》英文版﹔與國際最大的學術出版機構英國盧德裡奇出版社簽訂了“國家治理叢書”（30種）的英文版出版協議等﹔“一帶一路”主題圖書如《共同的聲音——“一帶一路”高端訪談錄》《“一帶一路”年度報告》《“一帶一路”大數據報告》和《世界遺產視野下的“一帶一路”》等受到關注，其中《世界是通的——“一帶一路”的邏輯》簽署了韓語版出版協議﹔《微觀西藏》和《微觀新疆》等系列主題出版物簽署了阿拉伯語版出版協議，等等。

其三，嘗試建立旨在更加有正對性地開發選題資源，拓展交流和推廣渠道的海外編輯部。在這方面，寄希望於能夠得到國家有關政策的大力支持與扶持。在現代知識、文化和思想傳播過程中，甚至在現代社會形成過程中，出版尤其是圖書出版發揮了無可匹敵的突出作用。蘇格蘭和英國是書籍普及和學校教育普及最早的國家，所以它們成為現代世界文明的起點。在今天“一帶一路”倡議的大背景下，出版以其特有的文化性理應繼續發揮重要的作用，發揮溝通心靈的作用，發揮超越經濟手段之上提供共同發展之道的作用。這就要求我們以科學和理性的態度來對待出版、對待文化交流與溝通。透過現代文明與文化交流史，不容否認的事實是，文明和文化既有需要交流和溝通的一面，同時也存在著差異甚至對立的一面。從命運共同體的觀點出發，出版必須本著“求同存異”，追求最大“共識度”和“平等、尊重”的態度，不給文化帝國主義施展的空間與舞台，隻有這樣才能使各民族國家的文化得到充分的交流，也才能更大程度地展現人類文明與文化的多樣性。而文明與文化的多樣性，是人類保持其物種先進性的重要條件。商務印書館就是本著這樣的原則與包括“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在內的出版同行進行交往和交流的。例如，被譽為“工具書王國”的商務印書館出版外語工具書達到80余個語種，包括僧加羅語、豪薩語、普什圖語和斯瓦希裡語等在中國鮮為人知的語言，商務印書館因此成為世界上出版語種最多的出版社。

“一帶一路”文化開路，這不僅是對古絲路精神的繼承與發揚，更重要的是為“一帶一路”倡議打通心理障礙，奠定堅實的意願基礎，從而促進各領域全面的合作共贏、互利共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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