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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新聞話語體系建設與中國三大文化資源

王 宇,童 兵
2017年09月21日14: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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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新聞愛好者》

【摘要】中國新聞話語體系的建構對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聞事業的發展具有理論和實踐的意義,對於人文社會科學理論的創新具有發展的功能,對於讓世界新聞話語體系了解中國的新聞實踐具有推動作用。現代中國新聞話語體系的奠基和拓展,得益於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革命文化和社會主義先進文化這三大文化資源。

【關鍵詞】新聞話語體系﹔中國優秀傳統文化﹔革命文化﹔社會主義先進文化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礎、更廣泛、更深厚的自信。在5000多年文明發展中孕育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在黨和人民偉大斗爭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積澱著中華民族最深層的精神追求,代表著中華民族獨特的精神標識”。[1]縱觀從1918年北京大學新聞學研究會成立以來的近百年歷史,可以明顯地發現,現代中國新聞話語體系的奠基和拓展,得益於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革命文化和社會主義先進文化這三大文化資源。

一、當代新聞話語體系建設的方向

話語是言語交際中運用語言成分建構而成的具有傳遞信息效用的言語作品。話語權則是人們所享有的以話語為載體發表自己見解的權利,亦即話語所特有的具有強制性和排他性的影響力。然而,在國際交往和學術交流中,中國的學術話語和話語權狀況卻令人擔憂。習近平總書記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指出,“在解讀中國實踐、構建中國理論上,我們應該最有發言權,但實際上我國哲學社會科學在國際上的聲音還比較小,還處於有理說不出、說了傳不開的境地。要善於提煉標識性概念,打造易於為國際社會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疇、新表述,引導國際學術界展開研究和討論。這項工作要從學科建設做起,每個學科都要構建成體系的學科理論和概念”。[2]

對哲學社會科學體系具有學科支撐功能的新聞學,努力推進新聞話語體系打造和新聞話語權的獲取,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法國后結構主義主要代表人物米歇爾·福柯1970年當選法蘭西學院院士,在就職演說《話語的秩序》中提出,話語即權力,其外在功能就是“對世界秩序的整理”。因此,誰掌握了話語,誰就掌握了世界秩序的整理權,也就掌握了“真正的權力”。

一般可以把“話語權”分為兩類:一類是政治話語權,即對意識形態工作的領導權。另一類是學術話語權,即構成體系的學科理論和概念,亦即習近平總書記所要求的為國際社會易於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疇、新表述,提煉學科體系中的標識性概念。對新聞學來說,其學術話語體系的打造,有兩個特點:一是它同政治話語有密切關系,因為新聞學是一門黨性和應用性都極強的學科,新聞學的話語不能不同政治話語發生一定的關聯,有時還會借用一些政治話語。二是它的打造構建又必須從其他學科和傳統文化汲取養分和成果,從革命文化的斗爭經驗中汲取方法和理論,從社會主義先進文化中找尋強大的推動力。

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當代中國新聞話語體系建設的重要文化源泉

“馬克思認為,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是他們並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並不是在他們自己選定的條件下創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承繼下來的條件下創造。”[3]中國的新聞話語體系也是這樣,中國5000余年的優秀傳統文化,是生成和拓展中國特色新聞話語的重要文化源泉。因為中華民族千古傳承的民族特色和精神文化優勢始終蘊含在博大精深的優秀傳統文化之中。習近平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對中華文明和中華傳統文化進行了詳盡的梳理。他說,中華文明歷史悠久,從先秦子學、兩漢經學、魏晉玄學到隋唐佛學、儒釋道合流、宋明理學,經歷了數個學術思想繁榮時期。在漫漫歷史長河中,中華民族產生了儒、釋、道、墨、名、法、陰陽、農、雜、兵等各家學說,涌現了老子、孔子、庄子、孟子、荀子、韓非子、董仲舒、王充、何晏、王弼、韓愈、周敦頤、程顥、程頤、朱熹、陸九淵、王守仁、李贄、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康有為、梁啟超、孫中山、魯迅等一大批思想家,留下了浩如煙海的文化遺產。

中國優秀傳統文化所積澱的大量鴻篇巨制中包含著豐富的哲學社會科學和中華文明的重要內容,為中國新聞話語體系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文化基因和話語養分。比如“新聞”,據考証,中國唐代就有“新聞”一詞的使用。李咸用《披紗集·春日喜逢鄉人劉鬆》一詩中有句“舊業久拋耕釣侶,新聞多說戰爭功”。《新唐書》中孫處玄有句“恨天下無書以廣新聞”,唐人尉遲樞更編有《南楚新聞》一書。再如“輿論”,從語義考察,在中國,“輿”字原為車廂或轎,“輿人”則為推車之人或抬轎之人。隨著語義的變化,“輿人”又具有了“眾人”的含義。《左傳·僖公二十八年》中有句:“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誦。”再往后,中國古籍中直接有了“輿論”一詞。《三國志·魏·王朗傳》中有句:“設其傲狠,殊無入志,懼彼輿論之未暢者,並懷伊邑。”以上文字中的輿人或輿論,雖同現代輿論學中的輿論主體或輿論本體有一定區別,但畢竟已具備了大體的意味和含義,而且這是中國特色的語義表達,且早於國外文獻許多年。

還比如對報紙性質功能的認知,中國早期知識分子也已有相當的積累。如王韜辦《循環日報》時即主張:“韜雖身在南天,而心乎北闕,每思熟刺外事,宣揚國威。日報立言,義切尊王,紀事載筆,情殷敵愾,強中以攘外,諏遠以師長,區區素志,如是而已。”[4]其中的“立言”,即主張報紙要議論時政,使“民隱得以上述”。他認為報紙是政府“唯恐下情壅於上聞”的“博採輿論”的工具,“今新報指陳時事,無所忌諱,不亦類於訕謗乎!非也……直陳時事,舉其利弊,不過欲當局採擇之而已”。[5]這裡,把報紙採集與輿論、下情上達與上情下達、報紙批評與社會監督等功能,論述得多麼清楚。另一位改良派人士對這些議論得更加簡潔和明了,他說,“日報與議院,公議如秉炬”,報紙是“通民隱,達民情”的工具,所以,“欲通之達之,則莫如廣設日報矣”。[6]在維新變法中起著擎旗鼓蕩作用的梁啟超,直接把報紙當作“耳目喉舌”,當作進行政治活動的思想武器。他指出,“有一人之報,有一黨之報,有一國之報,有世界之報。以一人或一公司之利益為目的者,一人之報也﹔以一黨之利益為目的者,一黨之報也﹔以國民利益為目的者,一國之報也﹔以全世界人類之利益為目的者,世界之報也”。他形象地把報紙喻為國君的耳目,臣民的喉舌。他說:“無耳目,無喉舌,是曰廢疾。今夫萬國並立,猶比鄰也。齊州之內,猶同室也。比鄰之事,而吾不知,甚乃同室所為不相聞問,則有耳目而無耳目﹔上有所措置不能喻之民,下有所苦患不能告之君,則有喉舌而無喉舌。”而如果有了報紙,則情況就會有所不同,“其有助耳目喉舌之用,而起天下之廢疾者,則報館之為也”。[7]梁氏的這些新聞觀念以及他所使用的這些新聞話語,同當時全球特別是美國的新聞觀念水平及話語體系已十分靠近。由是可以看出,中國優秀傳統文化對於中國新聞學建設和中國特色新聞話語培育的作用是巨大的。

三、革命文化是當代中國新聞話語體系建設的直接文化源泉

筆者理解,習近平講話中提出的中國三大文化資源之一的革命文化,是指中國近代革命以來,以孫中山為代表的資產階級革命派所形成發展的以反帝反封建斗爭為內容的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文化,更指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所形成發展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文化。關於后者,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有明確說明,他說,“所謂新民主主義的文化,一句話,就是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其特點是“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8]。這種分析如果能夠成立,則中國的革命文化有兩個重要特點,一是中國的革命文化是對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繼承。正如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毛澤東所強調的,“中國現時的新文化也是從古代的舊文化發展而來,因此,我們必須尊重自己的歷史,決不能割斷歷史”。“清理古代文化的發展過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華,是發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條件”。二是革命文化的含義較之紅色文化范圍更廣,內容更豐富,歷史也更悠久。革命文化的主體紅色文化諸如“紅船精神”“井岡山精神”“長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紅岩精神”“南京路上好八連精神”“雷鋒精神”等,革命文化還應包括不列入紅色文化的諸如“武昌首義精神”“台兒庄精神”“上海淞滬抗戰精神”等。

革命文化對於中國新聞學觀念和新聞話語體系的形成與發展,提供了直接的精神文化資源和普及深化的動力。應該看成是“五四”新文化運動先聲之一的北京大學新聞學研究會的新聞學普及活動,對於中國現代新聞觀念和新聞話語的生成、推廣功不可沒。在這個研究會上,文科教授徐寶璜開講新聞學,講稿后來以《新聞學》為題公開出版,校長蔡元培稱之為“我國新聞界的破天荒之作”。徐氏演講和著作雖大量引進推介他從美國學來的新聞觀念和新聞話語,但經其譯解評點,也有不少在當時來說是“中國式的新聞話語”。他自己也說,“討論新聞紙之性質及其職責,及新聞之定義及其價值,自信所言,頗多為西方學者所未言及者。”徐氏對於當時報界的混亂不當,也多有批評,極力倡導新思想新觀念新話語。他說,“吾國之報紙,現多徘徊歧路,即已入迷途者,亦復不少。此書發刊之意,希望能導其正當之方向而行,為新聞界開一新生面”。

在革命文化中,中國共產黨及其黨報黨刊,特別是黨的領袖們,對於中國現代新聞觀念和新聞話語的生成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這裡試以毛澤東新聞觀與新聞話語為例略作論証。在《〈政治周報〉發刊理由》中,毛澤東極其簡潔地提出:為什麼出版《政治周報》?為了革命。從此,為革命辦報,成為最首要的新聞觀和新聞話語。如何辦好黨報?“我們反攻敵人的方法,並不多用辯論,只是忠實地報告我們革命工作的事實。”此后,“請看事實”,成為十分有力的新聞話語。根據自己從事農村調查的體驗,毛澤東提出的“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既是新聞工作的基本規范,又是鏗鏘有力的新聞話語。“反對黨八股”,既是文風誡條,又是寫作圭臬。關於新聞真實性,毛澤東提出,“講真話,不偷、不裝、不吹”。多麼具體、深刻,又多麼便於操作與監督。“開門辦報”,既是新聞政策,又是對群眾路線在新聞領域落實的通俗表達。“用鈍刀子割肉,是半天也割不出血來的”。把新聞批評的尖銳性,講得多麼通俗和深刻!“把地球管起來,讓全世界都能聽到我們的聲音”。把我黨廣播工作的使命和政策,講得多有氣魄!“新聞有新聞、舊聞、不聞”。既有理論話語的創新,又有操作經驗的點撥。凡此種種,讓我們從中看出,以毛澤東等領導人為代表的革命文化,對於中國現代新聞觀念的拓深和新聞話語的發展,起了多麼重大的作用。

這裡還必須指出,在革命文化的洪流中,黨領導下的知識分子也為中國新聞觀念的拓深和新聞話語的發展作出了自己的貢獻。這裡且以新中國新聞理論的奠基者之一甘惜分教授為例,略作分析。他對新聞事業性質的分析出於一種新的視角,認為新聞事業是表達社會意識的一種形式,是社會輿論機關,它以新聞報道、時事評論以及其他形式反映輿論、影響輿論和組織輿論,每日每時對群眾施加思想影響。甘惜分還對新聞工作中“左”的表現進行了實事求是的揭露和無情的批判,“左的表現之一是,片面強調報紙是階級斗爭的工具,而忽視它也是調節人民內部矛盾的工具,是調節階級關系的工具。表現之二是,片面強調它是黨的報紙,不同程度地忽視它也是人民的報紙。表現之三是浮夸之風。表現之四是重實踐,輕理論,輕視新聞理論的研究。表現之五是不注意發揮新聞工作者的積極性和獨創性”。[9]這篇批判極左的長文是甘老1981年在中共中央黨校新聞班上的一次講話,改革開放之初有這樣思想解放、分析全面的論文是十分難能可貴的。

作為研究新聞理論的大師,又有幾十年在新華社等傳媒採編第一線工作的經驗積累,甘老對辯証法十分尊重和嚴格遵循。他強調,辯証法是研究事物內部對立的兩個方面怎樣相互聯系、相互斗爭以及在一定條件下相互轉化的發展過程。他特別重視辯証法對新聞工作的指導與制約,認為對立統一規律是新聞宣傳工作最基本的規律。所以,他多次給學生和進修班干部講授《對立統一規律在我們筆下》,分析論証新聞宣傳工作中的20對范疇,“要求辨利弊、分敵我、觀全局、明冷熱、務虛實、判真偽、兼褒貶、顧上下、操攻守、表主客、見點面、察快慢、求異同、論質量、定正反、審動靜、掂輕重、重奇突、別內外、通古今”。[10]講清對立統一規律這20個要點后,甘老贈我們一句話:留心身前身后諸事,敢寫浪起浪落奇文。為篇幅所限,筆者在這裡不能全面展現甘老等老新聞工作者在新聞觀念和新聞話語創新方面的實例和功績,但就這些已足以表明,我國專家學者在革命文化資源方面對發展新聞話語所作出的重大貢獻。

四、社會主義先進文化是當代中國新聞話語體系建設的根本文化源泉

《中共中央關於深化文化體制改革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指出:社會主義先進文化是馬克思主義政黨思想精神上的旗幟,文化建設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總體布局的重要組成部分。作為中華民族獨特的精神標識之一的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社會主義先進文化,根植於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又是一百多年來中國革命文化直接孕育和培植的偉大文化結晶,是當代中國新聞話語體系建設的根本文化源泉。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指出:代替那存在著階級和階級對立的資產階級舊社會的,將是這樣一個聯合體,在那裡,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11]筆者理解,這是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本質和保証。在當今社會主義中國,黨和國家為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提供了最好的物質條件和精神條件。而當全國人民都能夠實現自由發展之后,全國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也一定會有新的提升。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言,“當高樓大廈在我國大地上遍地林立時,中華民族精神的大廈也應該巍然聳立”。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生存和發展,必須堅守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和核心價值觀,后者是決定文化性質和方向的最深層次的要素,是一個國家的重要穩定器。

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凝聚著當今時代的精神和活力,承載著當今時代的內容和審美,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是我國新聞觀念和新聞話語生成發展的根本源泉和推動力。比如,政治傳播生活中的議程設置、協商民主、民眾反饋等話語群的形成和調整,為我國當代新聞觀念和新聞話語體系的生成和發展提供了實務的指導和理論的提煉源泉﹔民生傳播生活中的健康傳播、經濟改革、金融發展等話語群的提出和變動,為我國當代新聞觀念和新聞話語體系的生成和發展提供了經濟的觸角,拓寬了一片理論的藍海﹔文化教育生活中的傳統媒體、新媒體等一系列新話語群的問世和交融,為我國當代新聞觀念和新聞話語體系的生成和發展提供了豐富的新元素﹔全球溝通和外交生活中的諸如中國夢、人類命運共同體、“一帶一路”、文化自信、“修昔底德陷阱”等新話語群的交流和推介,都為當今中國新聞觀念的拓展和新聞話語的構筑注入了強勁的推動力。

綜上分析,中國新聞話語的建構,就是在歷史悠久的中國優秀傳統文化、底蘊深厚的中國革命文化、活力四射的社會主義先進文化三種文化資源的合力中推進的。隻要我們堅持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路徑選擇,我們一定能有效地推進中國新聞話語體系建設,在全球新聞交往中掌握更多的新聞話語權。

 

參考文獻:

[1]習近平.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95周年大會上的講話[EB/OL].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7/01/c_1119150660.htm.

[2]習近平.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N].人民日報,2016-05-19.

[3]韓振峰.治國理政的傳統文化特色[N].光明日報,2017-02-28.

[4]王韜.弢園尺牘[M].北京:中華書局,1959:206.

[5]王韜.論各省會城宜設新報館[N].申報,1878-02-19.

[6]鄭觀應.鄭觀應集(上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345.

[7]梁啟超.論報紙有益於國事[N].時務報,1896-08-09.

[8]毛澤東選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708.

[9]甘惜分.甘惜分自選集[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293-328.

[10]甘惜分.甘惜分自選集[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293-328.

[11]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94.

(王宇為復旦大學新聞學院博士生,上海師范大學謝晉影視藝術學院副教授﹔童兵為復旦大學新聞學院文科資深教授、志徳書院院長)

(責編:馬瀟(實習)、宋心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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