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社會語境下，媒體要為社會提供“正統共識”，提供正確的認識世界、理解中國的框架。但是，不少媒體缺乏這種文化自覺和責任擔當，他們往往從自身利益出發，忽視公共利益和文化關懷，缺乏責任感，難以勝任中華文化復興的偉大使命。當下，中國社會可能要比任何時期更需要媒體的文化擔當，也更考驗媒體的文化操守。

　　人的“世界觀”有經驗主義和建構主義之別。經驗主義者認為，我們認識世界是因為我們的感官給予我們通往“客觀外在”世界的“途徑”，我們隻要簡單地通過驗証和研究，就能理解客觀外在世界——因此，經驗主義者試圖通過遵循或反映現實來建構人們的認識。但建構主義者認為，我們並非是簡單、被動地從客觀外在世界接受信息，而是作為思維主體積極地建構我們對於世界的認識。①人對世界的認知，既是經驗的，也是建構的，既要靠個人的經驗，也要靠媒介的力量——借助媒介的視野和框架去認知和理解世界。甚至說，有什麼樣的媒介，就會有什麼樣的世界圖景。文字媒介、圖像媒介、聲音媒介等，各自呈現的世界景觀都是不同的。

　　再者，人們從來都不是從純粹個人化的視野去認識世界的，而是基於某種文化語境設定的視野去認識和理解世界。文化語境規定人們認識世界的共享框架。有什麼樣的文化語境，就意味著有什麼樣的意義生產和解讀框架，就是說，人們對世界的理解，既是個人的，也是族群的。族群的凝聚和演化，離不開共同體的文化共識。從這個意義上說，人們對世界的認識和理解，一是離不開媒介﹔二是離不開意義共同體，即文化族群。

　　媒介作為連接個人與社會共同體的不可或缺的傳通機制，其影響的強度和性質，對個人和社會共同體都是至關重要的。所有媒介化的文化都成為一種回應社會需求和社會想象的機器。傳播機制和媒介文化還可以從社會性的角度進行精神分析的治療和意識形態的校正。②

　　影響有多大，責任就有多大。因此，媒體在社會共同體中的文化擔當不可缺位。

　　現如今媒體責任的缺位

　　當下中國，媒體生態遭遇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不論是傳統媒體，還是新媒體，處境均不樂觀。媒體江湖充滿不確定性，時有不測風雲。面對慘烈的生存競爭，一些媒體慌不擇路，甚至不擇手段，罔顧理應承擔的社會責任。

　　為了收視率、點擊率、粉絲規模，為了市場佔有率和資本回報，一些媒體一味看重市場利益，置公共利益於不顧，甚至突破底線，引發輿論不小波瀾。比如，有媒體借助《王者榮耀》這款游戲在市場上無節制地圈錢，市場豐收，責任“歉收”，這一自利行為，曾遭到人民日報、央視、新華社等主流媒體的阻擊。7月3日、4日、6日，人民網連發三篇評論《是娛樂大眾還是“陷害”人生》《加強“社交游戲”監管刻不容緩》《過好“移動生活”，倡導健康娛樂》，批評《王者榮耀》“陷害”人生。其評論指出，作為游戲，《王者榮耀》是成功的，而面向社會，它卻在不斷釋放負能量，尤其給青少年帶來負能量。7月4日，騰訊旗下《王者榮耀》正式推出號稱史上最嚴防沉迷措施的健康系統，12周歲以下未成年人每天隻能玩1小時。但該健康系統上線不久，即被曝“做做樣子”“漏洞百出”，未成年人還能通過網絡購買小號的方式無限制登錄游戲。對此，新華社發文《再評“王者榮耀”沒有責任血液的游戲注定走不遠！》，批評“王者榮耀”對自身引發的社會問題缺少應有的歉意與解決誠意。

　　傳媒業不能沒有市場，但不能唯市場，“嚴肅的媒體，從來不是一盤暴利的生意。媒體的全部榮光和成就，來自於對社會責任的堅守，來自於對新聞理念的執著，來自於對現在以及未來潛在受眾的熱愛，來自於以自己的最大努力促進社會每一點微小進步的心心念念。”③還有媒體為了博取受眾眼球，不惜以“標題黨”、低俗化等套路，一味迎合受眾低級趣味，賺得廉價的公眾關注，追求圍觀以及轟動效應。

　　伴隨著物質力量的快速增長，文化“缺鈣”問題越來越突出。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在於：我們的媒體未能盡其所能地扛起文化責任。改革開放成就了中國的經濟崛起，也促成了社會轉型和文化代謝。在這個過程中，媒體應扮演積極的角色，應成為公平正義的守望者，時代風雲的記錄者，傳播正能量，推動社會的成功轉型以及文化的良性發育。但事實上，我們的媒體在社會轉型過程中，沒有及時、有效地向社會傳播充滿正能量的文化和價值，甚至出現文化迷航乃至價值偏航。媒體關乎公共福祉，其價值偏航和文化迷航，勢必會影響公眾的價值判斷和文化方向感，尤其是主流媒體，一旦其價值和文化方向出問題，可能會成為公害，造成大面積的精神污染。不少媒體沒有意識到這種負面影響，即便意識到，也聽之任之。在他們的認知中，市場價值是最要緊的，發行量、收視率、點擊率、粉絲數壓倒一切，至於影響背后的價值導向，則是次要的。這種以犧牲社會效益為代價，片面追求市場效益的媒體行為，是缺乏社會責任和文化擔當的典型表現。

　　內聚共識，外促對話

　　文化是一種無形的力量，潛移默化地影響著人們對人生和世界的看法，內在地支配著人們的行為。文化像空氣一樣充盈於人們生活的空間，滲透在人們的行為理念中。文化為社會共同體提供意義支撐，將共同體聚合在一起，形成共識。在一個社會共同體中，人們往往共享文化意義系統，這種意義系統為身處於共同體中的個體提供解釋世界和自身行為的價值規范，從這個意義上說，社會共同體也是意義共同體、文化共同體。離開意義和文化的維系，社會共同體無從談起。社會共同體是由意義和價值編織而成的。身處其中的社會個體，端賴社會共同體編織的意義系統去認知社會和世界，確立自身與社會的關系，成為“社會人”。媒體是生產和傳播意義的重要機制，為社會共同體提供標准化的社會范疇和價值判斷，影響個體的認知框架和價值基准。隨著時代的發展，媒體在社會共同體中的文化樞紐功能變得愈加突出，媒體的文化擔當顯得愈加緊要。對於社會共同體而言，媒體的文化功能主要表現為：內聚共識，外促對話。

　　通過議程設置，媒體源源不斷地向社會共同體輸出意義符號和價值資源，為社會共同體提供意義共享系統，為社會個體提供認知世界和理解社會的意義框架。媒體在個人和共同體之間架構一個認知通道，藉此，個體獲得認知和理解社會的知識和意義資源，社會獲得連接個體的意識形態。意識形態是一系列系統關聯的信念、看法和主張的集合，它的基本功能是解釋。它設定了一個問題域（problematic）。意識形態所提供的一套參照術語限定了人們的思考方式，使“打破”它的設定框架、以另一種不同的方式感知事物變得幾乎不可能。意識形態實質上是某種“思想體系”，具有正統共識的特征。④在中國社會語境下，媒體要為社會提供“正統共識”，提供正確的認識世界、理解中國的框架。但是，不少媒體缺乏這種文化自覺和責任擔當，他們往往從自身利益出發，忽視公共利益和文化關懷﹔也有一些媒體，在傳播主流價值觀時，缺乏責任心，流於形式，致使主流價值觀處於“空轉”狀態，傳播效果欠佳，難以實現凝聚集體共識的目標。

　　中國媒體的文化擔當還表現在對外輸出：傳播中國文化，促進跨文化對話。文化隻有差異，沒有優劣，更何況，中國文化綿延數千年不墜，凝聚了中華民族的精神智慧和文明菁華，支撐了中華文明的賡續傳承。在所有世界文化系統中，隻有中國文化有四五千年一以貫之的歷史。一種文化系統能綿延數千年不墜，必然有其存在的理由，這足以証明其有不容磨滅的精神價值。但中國文化的現實處境並非如此，失去自信的中國文化，一直在十字路口打轉。長期以來，中國的文化自信問題一直沒有解決好。由於歷史原因，很多時候我們把自己厚重的文化視為歷史包袱。唐君毅認為，中國近代以來對西方文化沖擊的回應，基本態度是卑屈的、羨慕的和功利的，而對自己的傳統文化則是鄙視的、自卑的。這嚴重阻礙了中西文化的融通和中國文化的發展。要實現中國文化的現代重建, 必須超越這一文化心態。⑤

　　作為社會共同體的交往機制，媒體不僅要促成共同體內部的共識凝聚，還要促進共同體之間的交往與交流。隨著現代世界的打開，民族國家的興起，世界交往成為人類社會發展不可逆轉的趨勢。在這個過程中，媒體的跨文化傳播功能更加凸顯。西方世界的崛起，與西方“軟權力”的霸道護航是分不開的。其中，文化傳播功不可沒。在與西方世界的文化遭遇戰中，中國失分太多，中國文化心態上的自卑以及文化行為上的自虐造成中國文化的嚴重失血。中國和平崛起需要文化支撐，需要中國以文化的力量去影響“他者”，進而促成不同文化主體的理解和交往。中國要成為世界議題主導者，需要中國媒體有高遠的文化擔當，需要中國媒體自信、主動、智慧地參與全球文化交往，在充滿噪音和雜音的文化語境裡，發出中國“好聲音”，展示中國文化的魅力，贏得“他者”的理解與尊重。

　　文化如何傳承與開新

　　當下，正是中國社會轉型和媒體轉型的“雙轉”關鍵時期。這個時期，社會需要文化支撐，媒體需要有文化擔當。如今中國社會可能要比任何時期更需要有媒體的文化擔當，也更考驗媒體的文化操守。媒體的文化擔當，可從兩個維度用心用力:

　　其一，傳承。當下中國媒體過多關注那些功利性的東西，不少媒體視野短淺、狹窄，總是盯著眼前的市場和“口糧”，惟利是圖。這並不是說市場和口糧不重要，只是媒體不是生意，即便是生意，也只是“紳士的生意”，不能赤裸裸直奔市場而去，要超越眼前的苟且和功利，有高遠的文化關懷和責任擔當。提及文化擔當，當下的媒體有很多事情可以做，中國有雄厚的文化積澱，這座文化富礦取之不盡用之不竭，但若不採掘、傳承，文化則不能自然而然進入到芸芸眾生的生活日常，不能直接進入國人的精神生活。在這方面，一些主流媒體做出了很好的嘗試。比如，央視推出的《朗讀者》《中國漢字聽寫大會》《中國詩詞大會》等節目，即是成功的案例。這些節目注重發掘中國文化的存量資源，喚醒沉睡的美好記憶，打撈那些優雅的文化存量，以電視媒介形式予以呈現，讓文化記憶在電視媒介上復活。再如，黑龍江衛視推出的《見字如面》節目，將“家書”這種形式展示在電視屏幕上，也是一個不俗的創意，市場回報也很可觀。

　　其二，開新。媒體作為社會意義機構，不是社會的“掃描儀”和“復讀機”，媒體不滿足於機械的記憶和復制，而是要創造新的意義，進而成為社會共同體文化創新的樞紐性機制。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離不開文化的復興，而文化的復興不能滿足於將文化存量翻檢出來，不能滿足於老祖宗留給我們的老底子，淪為老祖宗的文化守靈人。文化傳承固然不可或缺，但開新最為關鍵。“老樹著花無丑枝”，文化隻有不斷創新，才能成為“活水”。文化創新少不了媒體的貢獻，但事實上，我們的媒體在創新意識和創新能力上面臨雙重不足。在熙熙攘攘的媒體圈中，真正有新意、有創意的好東西太少，由於媒體過於關注市場佔有率和物質回報，很多媒體的目光短淺，視野狹窄，不願意把功夫和智慧花在文化創新上，他們更願意投資那些立竿見影的項目，不少媒體不願意做創新“出頭鳥”，更願意復制別人的東西，甚至抄襲別人的成功樣本。不可否認，一些新媒體在技術創新和文化創新方面有強大的優勢，但還不足以帶動整個媒體陣營，更何況，其中有的新媒體的文化創新局限性較大，受制於狹隘的利益格局，也不能從國家利益和公共利益出發，成就文化大格局。

　　（作者張濤甫系復旦大學新聞學院副院長、教授，王佳佳系復旦大學新聞學院博士生）

　　注釋：

　　①P.埃瑞克·洛：《西方媒體如何影響政治》，新華出版社2013年版，第9頁。

　　②陳衛星：《傳播的觀念》，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34頁。

　　③北青報：《致讀者——一切正在開始》，北京青年報2017年7月6日。

　　④（澳）邁克爾·A·豪格、(英)多米尼克·阿布拉姆斯：《社會認同過程》，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103頁。

　　⑤唐君毅：《中國文化之精神價值》，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35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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