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他依據四川大學的學校定位、文化背景以及學科發展的歷史經驗、現實狀況以及未來需要擬定的基本原則與大體方向，提出進行學術研究與產業實踐“大文化、大傳播、大產業”這一基本理念。他脫胎於四川大學“望江學派”“入乎其內、出乎其外、不即不離、若即若離、以出世之心做入世之事”的文化境界﹔他浸唐風宋韻，愛吟詩作文，借古典文化做學術創新，作創意歌詞透文化底蘊﹔他主張“免疫教學”的理念，努力將知識傳授、職業指導與人生激勵結合起來，揭示傳媒行業乃至社會的復雜性與多樣性，指導學生如何適應中國國情，如何遵守法律、紀律的約束以及如何面對行業內的復雜情況，如同給嬰兒注射疫苗，使之產生“抗體”，增強“免疫力”，使學生對行業和社會的各種復雜情況做到心中有數，在實際工作中能夠從容不迫、正確應對﹔他還堅持以“傳播為手段，媒體為工具，通過傳播提升人生，改良社會”的教學理念，強調“生活中處處有實踐”，鼓勵學生順應“大傳播”趨勢大膽創新，在實踐中體會傳播的樂趣……他就是本期封面人物——四川大學廣播電視研究所所長蔡尚偉教授。

蔡尚偉，男，1970年出生，四川大學新聞學院教授，文化傳媒方向博士，博士生導師，博士后合作導師。四川大學廣播電視研究所所長，四川大學文化產業研究中心（國家版權局授牌的全國首個版權產業研究示范基地）主任，四川大學“美麗中國”研究所（全國首家“美麗中國”學術機構）所長，中國美麗鄉村研究中心（農業部與四川大學共建）主任、四川大學社會發展與西部開發研究院副院長。中國新聞獎評委、長江韜奮獎評委、中國廣播電視協會西部學術基地副主任、中國南海研究協同創新中心（國家首批2011平台）研究員、文化產業（中國）協作體專家委員會委員、北京大學匯豐商學院文化產業導師、光明日報“中國文化產業年度人物”評委、國家社科基金通訊評委、國家藝術基金評委、中央電視台節目評估專家、中國傳媒大學等校兼職教授。曾在四川省廣播電視廳工作九年，制作了百余部（集）電視片，參與了政策研究、行業評獎等工作。被稱為“中國最年輕的傳媒博導”“文化產業的藍海水手”。2007年入選“全國十佳百優廣播電視理論工作者”，作為理論界唯一人選獲得中國“2009文化產業年度人物”的榮譽稱號。出版了《廣播電視新聞學》《電視文化戰略》等學術著作十余部，發表論文百余篇，多次在《光明日報》整版發表文章。主持、參與國家級重點、重大課題六項，省部級課題與橫向課題數十項。長期為中宣部、文化部等中央部委提供內部研究報告。

本刊記者（以下簡稱“記者”）：蔡教授，您好，很榮幸您能接受我刊的採訪。十八大正式提出“美麗中國”國家戰略，如今過去了幾年，您作為四川大學“美麗中國”研究所的所長，該項目取得了哪些突出的進展？

蔡教授：您好，感謝貴刊的採訪！中共十八大正式提出建設“美麗中國”的國家戰略以來，黨和國家最高層面都把“美麗中國”作為非常重要的建設內容。四川大學秉承120多年綜合大學發展的傳統，在長期研究生態文明、生態建設、道教、儒學等基礎上，對“美麗中國”也有初步的思考和研究。在十八大正式提出“美麗中國”治國理念后，我們團隊在全國第一個構建了“美麗中國”建設評價體系，第一家發布了“美麗中國”建設水平報告。報告發布后，得到了全國媒體和社會的普遍關注，得到了川大校領導的高度重視和堅決支持，成立了全國首家也是唯一一家“美麗中國”的學術機構——四川大學“美麗中國”研究所。

研究所科研方向包括美麗中國評價研究、生態文明體制機制建設及規劃編制研究、綠色發展戰略與路徑研究、新型城鎮化建設研究、美麗鄉村建設研究、美麗中國與美麗鄉村傳播研究等。2012年開始，“美麗中國”研究所連續地年度發布“美麗中國”建設水平評價報告，人民網、新華網、光明網、中國新聞網、鳳凰網、《中國日報》等數百家媒體給予報道和轉載。多篇研究成果被《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紅旗文摘》等國家權威媒體和期刊刊載，其中《美麗中國，夢想還有多遠？——關於美麗中國建設情況的調研報告》被《光明日報》整版刊載，該報告是全國第一次系統地大篇幅地對“美麗中國”的建設情況進行總結。三中全會后，研究所參與編寫了《建設美麗中國》全國干部學習培訓教材，該教材由中組部、農業部、國土資源部、環保部、住房和城鄉建設部、水利部、文化部等部委組織編寫，由習近平總書記作序。這本書第一次站到國家幾大部委的高度，系統地、全面地、深入地闡釋了“美麗中國”的內涵、意義、建設任務、推進策略等。研究所還承擔了國家、省市各級“美麗中國”、生態文明、美麗鄉村建設課題：全國馬克思主義理論和建設工程項目《“中國夢”的實現與“美麗中國”建設瓶頸問題的突破》﹔中國工院重大咨詢項目“秦巴山區綠色循環發展戰略研究”﹔國家社科基金課題《美麗中國對外形象傳播》﹔四川省十三五前期重大規劃項目“四川省‘十三五’建設美麗四川，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總體思路研究”等，很好地服務了各地“美麗中國”建設的需要。

研究所成立以來，為“美麗中國”“美麗鄉村”建設持續提供政策建議、決策咨詢、人才培養和技術支撐。研究所通過各種方式給中央提出建設“美麗中國”的若干政策建議，例如設立生態文明建設委員會、設立“美麗中國”中央試驗區、在中央試驗區切實開展“美麗特色小鎮”建設等建議。研究所還通過參與培訓項目、推動學科發展等方式為“美麗中國”的人才支撐發揮了一定作用。同時研究所建立了美麗中國網、美麗中國、美麗鄉村等微信公眾號，建立新媒體集群，為“美麗中國”、美麗鄉村建設進行全方位的傳播、營造濃厚的社會氛圍，逐步探索“政產學研媒”五位一體推進“美麗中國”、美麗鄉村的工作機制。

記者：文化產業是強調創新和創意的產業，是一片無邊的藍海，是增強發展后勁與未來競爭力的一個主攻方向。隨著新媒體技術不斷創新發展，使得文化產業借助新媒體技術得到了進一步發展，您被譽為“文化產業的藍海水手”，具有敏銳的洞察力和專業能力，在您看來，文化產業借助新媒體得到了哪些發展？

蔡教授：文化產業特別是現代文化產業、當代文化產業與新媒體是完全不能切分的兩個領域。首先，新媒體是媒體板塊內部的一部分，是文化產業的重要組成部分，文化產業本身包括了新媒體。目前在全國一些城市的文化產業統計口徑中，已經明確把信息服務業、信息傳輸業等新媒體屬性鮮明的行業納入了文化產業的統計口徑。以杭州為例，阿裡巴巴和網易的介入使杭州文化產業、文化創意產業的盤子大為擴充，文化產業的產值增加值得到了很大的提高。此外，BAT等典型的互聯網新媒體平台起到了整合文化資源、進行文化傳播、創造文化價值和產業價值的效果。在產業方面新媒體本身就是文化產業的重要組成部分。

其次，新媒體的發展推動了文化產業的整體擴充，新媒體對文化產業其他部類都有很好的推動作用。新媒體本身具有非常突出和鮮明的傳播功能、品牌塑造功能，媒體對文化創意產業、文化旅游產業、文化地產消費發揮了基礎性的品牌塑造和品牌傳輸作用。例如現在大家熟用的“兩微一端”具有強大的傳播力和影響力。所有的文化產業在本質上來說都是品牌產業，新媒體與文化產業地融合迸發出了巨大的產業效能。新媒體是文化產業的重要載體，也是文化產業的形態之一，對其他所有的文化產業部類起到很好的、現代化的傳播作用。

最后，面向未來，新媒體的概念還會發展和演變。新媒體是一個不斷發展變化的概念，在VR、AR、MR、人工智能等人類科技前沿技術與文化結合的趨勢下，隨著技術地成熟和成本地降低，會催生出新的文化產業業態、文化產品和服務的具體形態，未來的新媒體依然會是文化產業品牌塑造的重要助推力，是推動文化產業深入發展的有力支撐。對此，我是充滿信心的。

記者：在新聞傳播領域，您開創了針對“建設學派”構建一個較完整和系統的學術理論體系的先河，致力於傳播學建設學派的探索，理論與實踐的貫通融合。而現今我國高校人才教育還存在理論教授較多、實踐不足等問題，導致學生解決問題能力及對社會的認知能力欠缺，對此您有何建議？

蔡教授：“建設學派”是我多年以來一直致力於探索的領域，我形成“建設學派”理念是受中國傳統文化“實事求是”“經世致用”傳統觀念的影響。事實上我是在哲學層面既關心此岸世界也關注彼岸世界的人，對世界秩序終極的、原始的、徹底的理論抽象和探索是我精神生活的一條主線。另一方面，社會是人作為集體存在的必然形態，我相信再終極的關懷也不能排斥現實關懷和社會關懷，我們面對社會需要有推動社會、不斷改良和優化的價值取向。我堅信精神生活和理性生活要“頂天立地”，“頂天”就是要有最高遠的宇宙關懷和終極關懷，“立地”就是要有最微觀的人情關懷和道德關懷。

我在四川省廣播電視廳、在傳媒業工作了九年，這段經歷對我來說是非常寶貴的，因為它讓我看到整個社會，接觸社會的方方面面。我很難讓自己形成一個封閉的心靈，我的心靈向所有的時空開放。傳媒界工作的經驗告訴我，不斷解決問題、不斷把事情做得更好是社會中運行的行業和個體發展的基本規律。怎麼把事情做出來、做得更好這種思維習慣讓我對空洞的說教、對坐而論道、對簡單的“站著說話不腰疼”等作風形成批判和排斥。等我回到高校后，我花了一年多時間讀法蘭克福學派，待我讀完之后，我發現凡是真理性的判斷早已出現在常識裡，凡是晦澀難懂的要麼不符合中國的國情，要麼是對傳媒行業和社會的隔離和誤解。我概括了八個字“不知所雲，不知所措”，“不知所雲”意為故作高深之詞、以文淺易之說﹔“不知所措”意為反正我批判，但批判后不提解決方案。對我來說，我一直推崇“腳踏兩隻船”，一隻腳在高校，一隻腳在社會，我認為這是新聞傳播學等領域必然需要的基本理念和方法。現在很多年輕人沒有接觸社會或者接觸社會很淺可能覺得一些比較炫的概念、一些比較酷的模式更具有學術色彩、學術水平更高，而真正簡潔朴實的、按照社會運作規律得到的判斷並不具有學術感，反而覺得價值不大，不願意理解“建設學派”的價值。

事實上我的“建設學派”有一系列成套的方法論，例如“角色情境體驗分析法”“目標——問題導向法”“程序九步法”“蔡氏九問法”“文法八言”“創意八字”等，我拍了很多的視頻、講了很多的音頻，便於大家反復地、可有重點和選擇性地了解我的觀點、研討我的觀點、批判我的觀點、修正我的觀點。我力圖用淺顯易懂的話表達有深厚哲學和人文精神的學術領域，讓我困惑的是目前來看我理念的認同度並不高。這可能是因為時代的演變、物質財富得不斷豐富，人們對精神生活的興趣、特別是抽象的精神財富的興趣降低，還有大量獨生子女缺乏對問題深入思考的習慣以及新媒體營造的碎片化、表層化的媒介環境，這些導致人們對系統性思想觀念的興趣在下降，大家更願意從短時期的訴求出發評價和使用學術資源，例如從考試和升學的需要，法蘭克福學派已經成為考試的工具，更容易被學生接受。

不管建設學派有多少不足，社會學科的人尤其是新聞傳播學等高度社會性的學科必須理論和實踐結合、學校和社會結合，必須是以推動社會進步、促進社會改良為根本目標，倒逼我們的學術研究去發現問題、解決問題，提高自己發現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在社會領域，沒有純粹的、空洞的、抽象的理論，所有的理論必須源於社會，要呼應社會的需要，能夠引導社會的實踐。很多人讀碩士、博士是因為畏懼社會，了解社會、引領社會的意識不強，我歷來主張有所不足對年輕人來說不可怕，不能自覺到這種不足並有勇氣去改變可能是更大的缺陷。

記者：以報道紅軍動向而誕生的新聞巨子——范長江，其所著《中國的西北角》第一次真正公正、客觀、全面地報道了紅軍長征的行蹤和影響，其新聞思想為后人留下了一筆彌足珍貴的精神財富，您2016年策劃了“滾滾長江，致敬長征”——重走范長江之路大型新聞教育實踐活動，今年正值中華人民共和國建軍90周年，范長江的這種精神，對新聞人有何啟示教育？

蔡教授：范長江是典型的建設學派的踐行者，他就是一直在路上、一直在行走的杰出的新聞工作者，他的社會性、實踐性非常強。那麼我策劃“滾滾長江，致敬長征”——重走范長江之路大型新聞教育實踐活動的目的也在於讓新聞學界、新聞業界、新聞學子學習范長江吃苦耐勞、博學多識的專業精神。新聞學子能夠在范長江當年走過的路上、在新聞實踐的第一現場去感悟一種精神，傳承一種精神，踐行一種精神，提升自己。這種精神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的精神，和紅軍的長征精神是一脈相承的，本次活動也把“滾滾長江，致敬長征”的精神與紅軍的精神緊密結合在一起。

范長江的精神對今天的新聞人仍然具有啟示意義，首先范長江是哲學化的新聞人，從小有很強的新聞意識，后來在北京大學讀哲學，帶著很強的生命感和家國感學哲學、思考宇宙和人生。正是因為有這種愛和精神，他才會選擇用新聞手段去愛國、愛民，后來他做科學以及其他方面的工作也都做得很好。其次范長江有強大的人格力量，范長江之路沿途艱難險阻，尤其是不少地方有生命危險，范長江對於這一切毫無畏懼。最后范長江具有非常強的學習能力，是一個全才。現在很多新聞學子認為我是學新聞的，哲學、歷史、文化與我無關，這種浮光掠影的學習很難真正勝任社會領域新聞傳播的工作。

記者：您多次擔任“中國新聞獎”評委和“長江韜奮獎”評委，在您看來，我國的新聞人應具有哪些優秀品質和技能，才能適應當前快速發展的傳媒業市場？

蔡教授：如上所說，范長江仍然是今天所有的新聞人，包括新聞業界、新聞學界、新聞學子學習的榜樣，他身上的優秀品質和技能在今天仍然是適用的。當然在今天以市場經濟為主要運作方式的傳媒行業來說，應對傳媒市場的能力是很多人尤其關心的，特別是在媒體高度競爭、白熱化競爭的當下，怎麼樣提高自己對傳播品傳播價值和新聞價值的判斷、發現、提煉、創造的能力是至關重要的。我們要能夠非常快速、精准地判斷哪些事、哪些人、哪些細節具有被廣大的受眾感興趣、願意去關注的能力。我們要能夠發現新聞價值、傳播價值，同時能夠從紛繁復雜的信息中去固化這些價值、提煉這些價值、彰顯這些價值。同時還能夠主動介入到新聞要素中，與新聞要素進行互動，創造價值並掌握價值地形成和發展。隻有這樣，才能在高度競爭化的格局中不被傳媒的汪洋大海所淹沒。

從兩獎的角度來看，新聞包含的品質還有“走鋼絲”。什麼叫“走鋼絲”，就是能處理好各種關系的平衡點，不能偏左也不能偏右。例如宣傳價值和新聞價值的關系、政治導向優先和專業能力為重的平衡。處理不好的話可能變成劍走偏鋒，要麼滿足政治要求而忽略了受眾和市場的需要，這樣正確但沒有傳播效果。另一方面可能走向低俗和庸俗，滿足了市場的需求但是在文化和道德上會陷入另一個矛盾之中。真正的高手一定是能全面把握各方面的原則和要求，同時把這些矛盾關系處理得比較好，很少出現紕漏，這樣的人是需要新聞人學習的。不能夠攻其一點，不及其余，劍走偏鋒，忽左忽右。要處理好大題材和小切口、處理好嚴肅的內容和生動的形式、處理好政治導向和講故事之間的關系，這是優秀的新聞人應該有的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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