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國商業電影發展的第二次浪潮發生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商業電影發展的自覺意識取代了早期的自發性。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使中國商業電影的發展獲得了合法性，市場機制與電影體制改革為中國商業電影的發展打開了空間，而社會資本和民間資源的參與為中國商業電影制作注入了活力。

關鍵詞：商業電影﹔市場機制﹔電影體制﹔社會資本

電影是現代科技與商業活動的產物，是藝術與商業的融合。在中國傳統觀念中，文化藝術的功能是“載道”，與商業旨趣相去甚遠，但電影作為工業化時代的藝術，其與生俱來的物質性需求決定了電影難以像傳統藝術那樣可以在個人化的、低度物質條件下完成，商業化是電影發展的必然選擇。今天中國商業電影的發展如火如荼，商業大片風起雲涌，商業電影已是電影發展的主流。好的商業電影能夠引領社會話題，創造經濟效益，產生廣泛的社會影響力。中國商業電影在九十年代獲得發展機遇，后在新世紀大放異彩，可以說九十年代是中國商業電影再次發展的重要時期，這一時期值得回顧與探討。

一、回歸市場：中國商業電影的再出發

商業電影在百余年的中國電影史上有過兩次發展浪潮：第一次在20世紀20年代﹔第二次在20世紀90年代。對於第一次商業電影浪潮，有研究者指出：“就中國早期電影史的事實情形而言，所有得以完成的影片創作，幾乎無一例外地都是在商業渠道中進行的。” 隨著中國第一批電影公司在20年代的陸續建立，從1926到1931年間出現了大量以營利為目的、模式化制作的神怪片、武俠片和古裝片等影片類型，形成了“中國電影史上的第一次大規模的商業電影浪潮” 。第一次商業電影浪潮從20年代中后期持續至30年代初，使觀影逐漸成為市民休閑生活的一部分，出現了像《火燒紅蓮寺》那樣被連拍18集的電影，商業電影的發展可見一斑。

誠然，中國30年代初日益尖銳的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終止了商業電影的大規模發展，“左翼電影應運而生，並成為中國電影的主流” ，電影日益承擔起“載道”與“教化”的社會責任，成為重要的意識形態載體，在凝聚民族精神、開啟民智及宣傳救亡圖存的革命思想上發揮了重要的動員作用，逐漸成為具有現實主義品格和中國文化主體性精神的新型文化類型。中國電影從30年代起逐漸融入社會發展的現實需要，娛樂性的商業電影逐漸淡出。在新中國建立后的40余年中，電影被納入意識形態管理范疇，成為重要的宣傳和教育載體。在計劃經濟體制下，電影生產是計劃性的，生產主體和所有制關系的一元性決定了電影的文化功能。“生產大於消費、供給大於需求”，電影與大眾內在需求之間的關系顯得無足輕重。90年代的經濟體制改革為中國商業電影的再出發創造了必要條件，強化了市場意識，促進了電影生產模式的變革，商業電影發展浪潮隨之而出。

如果說中國早期商業電影的發展帶有懵懂的自發性，那麼90年代商業電影的發展則顯現自覺意識。中國電影工作者經歷了改革開放思想的洗禮，在80年代的中外電影交流中了解到世界電影發展潮流，對商業電影有了更明確的認識，對電影與觀眾關系的理解也更深入。從電影的傳播規律和和消費特征來看，面向大眾的商業電影是電影發展的主流，其在產生經濟效益的同時，也會帶來更好的社會效益。市場經濟的發展為人們帶來了對電影作為大眾文化屬性的明確認知，創作者們在把握電影生產的商業運作規律的同時，更加認同觀眾在電影活動中的地位，電影消費獲得與電影生產同樣重要的地位。

二、市場機制與電影體制改革的共同作用

商業電影概念植根於電影的商品屬性——電影是依托現代科技並用工業方式生產的文化產品。這就決定了電影對資金的依賴度高，有別於傳統的繪畫、音樂等藝術形式。“拍成一部現代大型影片，事先卻要花費幾百萬法郎。而且我們很難想象，一個電影導演會拍攝幾部不擬公之於世的大型影片。” 投資拍攝一部電影必須考慮收回成本的問題，如果不能收回成本，就不能實現電影的再生產，意味著電影生產活動的終結。商業電影“以認同主流意識形態、娛樂觀眾、獲取利潤的保守型觀念為根本特性，為觀眾精心構制一個浪漫溫馨或緊張恐怖的銀幕世界” 。一方面，商業電影是對電影與商業關系的認可，肯定電影的商業性，將電影看作文化產業的門類﹔另一方面，商業電影是對電影的市場化制作機制的認同，強調電影是在電影公司主導下的類型化制作。

伴隨著改革開放，80年代中期后中國進入了全面的社會轉型期，電影創作走出反思狀態而開始娛樂片探索，電影嘗試走進市民生活。與此同時，經濟體制改革使電影制片廠的體制也發生了變化，制片廠開始走向市場，自負盈虧，從而在制作上不得不關注大眾的娛樂需求。娛樂片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逐漸興起，成為各國有制片廠追逐拍攝的對象，1987年是娛樂片發展的階段性高峰，而對娛樂片的討論也隨之而起。1988年12月，《當代電影》和電影藝術中心舉辦了“中國當代娛樂片研討會”，時任廣電部副部長陳昊蘇提出了“娛樂片主體論”主張 ，支持娛樂片發展。盡管當時娛樂片數量持續增長，但由於質量不高，市場競爭乏力，在初興的電視業和風靡內地的港產影視劇的競爭下，電影市場急劇萎縮，娛樂片日漸衰落。

中國商業電影伴隨著90年代市場經濟發展的步伐而獲得機遇。如果說80年代的三次娛樂片創作熱潮是對電影作為大眾文化的娛樂功能的探索實驗，那麼90年代中國商業電影的發展則在制度上獲得了合法性。商業電影在中國的發展不再“羞羞答答”或“劍走偏鋒”，而是開始了真正的發展。“市場”取代了“計劃”，電影公司對利潤的追求、電影對娛樂效果的追求變得合理合法。1992年中共十四大明確提出了以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作為改革目標。伴隨著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春風，電影行業啟動了一系列改革舉措。1993年1月廣電部印發《關於當前深化電影行業機制改革的若干意見》，要求電影企業改變計劃性的“統購統銷”及其帶來的經濟分配不合理現象。1994 年 8 月廣電部發布了《關於進一步深化電影行業機制改革的通知》，進一步明確電影制片廠可以直接進入市場，向省市發行放映單位發行影片。1995年，廣電部發布《關於改革故事影片攝制管理工作的規定》，打破了原16家制片廠的壟斷，放開出品署名權。1996年6月國務院發布了《電影管理條例》，明確了相關要求。1997年廣電部電影局發布《關於試行<故事影片單片攝制許可証>的通知》，宣布國有省級以上和具備相應條件的地市級電影單位、電視台、電視劇制作單位，均可向電影局申請故事電影單片攝制許可証。這一通知打破了制片廠的攝制壟斷，為社會資本參與電影制作提供了制度保障。1998年廣電總局印發《<故事影片單片攝制許可証>試行辦法》，將電影制作的市場主體資格進一步放開。這些舉措是中國電影制片體制的重大變革，為吸引更多的人才、資金參與電影制作提供了機會，為商業電影的發展打開了空間。

三、社會資本與民間資源參與電影制作

制度的變革並不足以支撐中國商業電影的全面發展，在當時國產電影質量與數量均乏善可陳的局面下，引入“活水”成為激發國產電影與電影市場發展的重要舉措。事實上，當時的中國導演們並不擅長駕馭商業電影，他們缺乏商業電影制作經驗。一直以來，承載意識形態功能及追尋意義是中國電影創作者不懈努力的方向，傳統的美學意識也引導創作者把單純的生理快感升華為審美體驗，從而為觀影構建理性的深度觀賞模式。然而，商業化書寫帶有“反意義”的傾向，意義的生成被擠壓在平面內，審美的深度模式讓位於直接的感性消費體驗，娛樂需求的滿足成為重點。歷史地看，中國電影在二三十年代曾經擁有較豐富的商業電影經驗，不過隨著新中國的成立，對電影意識形態功能的要求使電影制作基本放棄了商業化追求。因此，在八九十年代之交，中國電影發展面臨著導演們難以制作出滿足市場需求的電影的問題。當時多數影院都處於蕭條狀態，人們不願走進影院看國產電影，但卻願意通過錄像帶、光碟等渠道去看香港或好萊塢電影。在此種局面下，留住觀眾，將觀眾吸引到影院裡成為中國電影發展的重中之重。要留住觀眾，就得有能吸引觀眾的電影，而大多數國產電影缺乏吸引力，因此需要引入“活水”，即引進國外成熟的商業電影，才能吸引觀眾走進電影院。此舉還可為中國導演提供商業電影制作經驗。於是，放映“引進片”遂成為90年代中國電影發展的重要策略之一。1994年11月，好萊塢商業大片《亡命天涯》在北京、上海和廣州等六城市正式公映，結束了中國觀眾與西方最新商業電影隔絕數十年的狀態。1995年，適逢世界電影誕生一百周年和中國電影誕生九十周年，中國電影市場迎來了繁榮的一年——史稱“九五轉機”。這一年，中影公司以票房分賬的方式引進了十部“進口大片”，包括《亡命天涯》、《紅番區》和《碟中諜》等，觀眾如久旱逢甘霖般地被吸引到好萊塢電影中，獲得極大滿足。與此同時，這些“進口大片”也刺激了國產商業電影制作。在當年的電影市場上，出現了一批具有較強商業化意識的國產電影，如《紅粉》、《紅櫻桃》及《搖啊搖，搖到外婆橋》等，有票房競爭力，口碑也較好。盡管如此，仍有學者指出：“1995的電影狂歡，除了成就了好萊塢奇觀與金錢之流外，顯然並未造就民族電影工業的曙光與國產電影的復生。” 的確，與成熟的進口影片相比，國產商業電影還是一個步履未穩卻又要在市場中爭食的孩子，有待進一步成長。

在國外商業電影進入中國的同時，國內的制片門檻進一步放開，社會資本和民間資源可以更多地參與電影制作，電影制作力量變得多元化。中國第一部賀歲片《甲方乙方》在1997年問世。它的成功不僅普及了檔期的概念，而且使商業電影制作理念被廣泛接受，吸引了更多社會資本和民間資源參與到電影制作中，為電影制作注入了活力，有效地提高了國產商業電影的質量，為國產電影開拓了市場。北京紫禁城電影公司與馮小剛合作的賀歲系列電影《甲方乙方》《不見不散》等，以及新畫面電影公司與張藝謀合作的《有話好好說》《我的父親母親》等商業電影，均成為90年代國產商業電影發展的重要代表和成功典范。社會資本和民間資源的參與為中國商業電影的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

四、結語

90年代是中國社會轉型的重要時期，市場機制不僅帶來了經濟繁榮，而且也促進了社會文化的多元化發展。中國商業電影在這一時期迎來了發展機遇，獲得了合法性身份和制度性保障。盡管此時國內電影市場低迷，國產電影競爭力不足，但是逐漸開放的國內電影市場通過“引進片”讓人們看到了電影發展的潛力與方向，引進的好萊塢大片讓商業電影觀念深入人心。社會資本和民間資源參與的商業電影制作增強了中國商業電影的市場競爭力，為新世紀中國商業大片的發展埋下了重要的伏筆。（作者單位：南京藝術學院）

注釋：

①②弘石.第一次浪潮——默片期中國商業電影現象述評[J].當代電影,1995（2）.

③胡霽榮.中國早期電影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56.

④[法]喬治•薩杜爾.世界電影史[M].徐昭,胡承偉譯.北京:中國電影出版社,1982:32.

⑤游飛,蔡衛.世界電影理論思潮[M].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2002：9.

⑥章為.中國當代電影娛樂片研討會述評[J].當代電影,1989（1）.

⑦戴錦華.霧中風景：中國電影文化1978-1998[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457.

基金項目：南京藝術學院校級項目“中國商業電影跨媒介融合發展研究”（XJ2015009）階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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