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隨著互聯網的普及和快速發展，網絡成為人們釋放壓力、發表情感、發泄情緒的窗口，輿論表達出現了井噴現象，甚至出現了無序和失控，社交平台上的情緒型表達常表現的為反理性、反邏輯﹔而情緒型表達的另一種典型的表現形式是移動輿論場的標簽化，通過某一特定群體貼標簽而表現出的一種刻板印象，這些都成為社交平台上理性表達的桎梏。

關鍵詞：情緒型輿論﹔反邏輯﹔反理性﹔標簽化

中圖分類號：G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8122（2017）11-0072-02

一、情緒型輿論的成因

隨著網絡的普及，社交平台成為公眾抒發個人意見、釋放情緒，緩解生活壓力的主要渠道，由於社會環境變動與公眾心理相互作用的結果，在社會變遷過程中所產生的一系列新特征、新問題對公眾的沖擊和現實的社會壓力的作用下，一旦有外界的刺激信息的突然出現，情緒型輿論大量集中自媒體的傳播空間。情緒型輿論是公眾濃厚的個人情感色彩的集中體現，尤其從典型個案所引發的“共情效應”中，可以窺見其民意。但是一些缺乏理性、激憤的社會情緒宣泄甚至是情緒綁架，通過自媒體平台，可以放大正面情緒同時也強化著某些負面情緒，甚至產生非理性的社會仇視心理，因此我們應客觀看待自媒體平台上的情緒型輿論。

邵道生曾在《轉型社會國民心態探析》中指出，在中國進入社會轉型期，中國國民心態有積極向上的一面，比如國民思想解放變得積極主動，創新、更富有競爭性等。但是不可否認由於解放以后長期存在的某種程度的閉關鎖國所形成的落后心態，由於轉型時期的社會所呈現的“無序狀態”等等，這又使國民心態的發展呈現不少令人憂慮的傾向。[1]這種傾向在社交平台上的集中體現可歸結為一種情緒的躁動化，即“輿論情緒化”，躁動情緒一旦產生，便以感覺代替了思維， 狂熱與沖動取代了理智。

與此同時，社會轉型期各種社會問題與社會矛盾交織在一起，社會治理水平距離人民的期望還有一段距離，這些都極易造成一些不和諧的社會心理態勢，在利益因素和心理因素的雙重交織下，減弱了群眾的獲得感，從而延伸到對黨和政府政策產生不滿的情緒，往往為了一點小事就不罷不休，制造事端從而引發社會矛盾。[2]

二、輿論情緒化表達的反理性、反邏輯

輿論情緒化表達在社交媒體平台上有時表現為反理性、反邏輯，甚至是不講理。以前不久朋友圈熱傳的一則消息為例，內容如下：“通過偷油、偷車、偷電瓶、偷孩子等這些事兒，我深刻體會到，中國的監控，隻有拍汽車違章看的才一清二楚……而一米多的小孩失蹤幾天，卻沒有一個有價值的監控，拍違章技術純屬利益驅使，還談何為人民服務大部分的案件都石沉大海自認倒霉。但違章罰款跑遍全國也躲不了，同樣都是為人民服務，差距咋就這麼大？無需點贊，同意請接力。我接力了！”此類含有轉發性質的接力信息在社交平台上屢見不鮮，乍看這樣的信息是為公眾利益的大聲疾呼，公眾也極易被這種盲動的情緒所綁架、傳染。但經過審慎的思考這樣的結論卻是經不起事實和邏輯的推敲。這則消息將通過偷油、偷車、偷孩子等刑事案件與汽車違章強行聯系在了一起，中國的監控在於維護政府的利益，隻對汽車違章有效，內容傾向於認為監控拍汽車違章不是為了交通秩序的改善而在於損害車主即人民群眾的利益，在為人民服務這件事情上，抨擊政府相關部門是存在區別對待的。在涉及到公共事務或反映普遍的社會問題時，雖然傳播的內容在某種程度上確實反映了政府在社會管理方面存在的不足，但是簡單粗暴的將問題歸咎為監控、政府的利益驅使是不講邏輯體現，這樣的內容往往為了抓住普通人趨利避害的心理，夸大或者模糊對實際情形的描述，甚至讓不明就裡的公眾產生極強烈的對抗社會的情緒，若是極端不理智的言論在較大范圍傳播，對於整個社會穩定也是不利的。不可否認，信息碎片化時代，蜻蜓點水、淺嘗輒止的淺閱讀只是讓不少受眾只是略經過思想斗爭而接受邏輯並不清晰的訊息，這是網絡時代的通病。信息的發布者缺乏講理的耐心，常在內容的論証上偷懶，致使所發布的內容經不起深入的推敲。這使人想起了前不久在微信平台上熱傳的一條信息，“我在××（某地）我接力，我堅持建議國家改變販賣兒童的法律條款！我堅持！買賣兒童一律死罪……”甚至有很多微信公眾號也接力了此條信息，媒體的渲染更強烈刺激著讓成千上萬人的情緒，當我們冷靜下來，才發現這種一邊倒的呼吁缺乏深思熟慮的判斷。“買賣兒童一律死罪”真的能達到我們期望的效果嗎？著名新聞評論人曹林曾這樣分析這個問題，即死刑作為最高的刑罰，需慎用，因為並非死刑能夠終結社會所有惡，若每種犯罪都可以要求死刑的話，會誘使犯罪者犯下最惡的罪行，孩子不僅不會免受傷害，還會受到更可怕的傷害，從而誘發更大罪惡的惡果﹔其次通過數據証明，死刑並不能使犯罪率降低。曹林在文章中呼吁評論和立法都應該和這種盲動的、自以為正義的網絡情緒保持距離。

社交平台上的情緒化表達會時常使輿論會偏離理性的軌道，因此社交媒體平台上審慎的態度和理性的聲音成為這個時代可貴的品質，這就需要媒體切實承擔起社會責任，正確的引導輿論﹔公眾不斷提高自身的媒介素養，尤其是豐富的知識和冷靜的理智。馬克思曾說過：“對於我從來就不讓步的所謂輿論的偏見，我仍然遵循偉大的佛羅倫薩詩人的格言：走你的路，讓人們去說罷!”，面對多元的網絡聲音，我們需要理性多於感性的行為和態度，需要獨立思考的態度和精神。這也是中國網絡社會走向成熟的必然標志。

對於政府而言，如何不斷提高政府的治理能力與治理水平，如何在提升政府公信力的基礎工程之上，與民眾建立系統化、機制化、長期性的溝通渠道從而消解兩個輿論場存在的隔閡與分歧，是今后政府部門需要下大力氣解決的問題。

三、輿論情緒化表達的標簽化現象

上述提到的微信訊息，讓我們同時看到了媒介事件中涉及的政府部門、公務員群體標簽固化的問題。“純屬利益驅使”“石沉大海自認倒霉”“都是為人民服務，差距咋就這麼大？等字眼滲透著對政府部門的不滿情緒，網絡平台上涉及到官員、政府部門的熱點事件往往使這一群體被“標簽化”。媒體為了博取眼球更喜歡強化這種符號暗示，新聞標題中身份的強調致使公眾在面對這一特定群體時習慣於“有錯推定”，通過貼標簽他們成為逃避責任、腐敗、隱形收入高、權力任性等代名詞，這樣產生的后果使“官方輿論場”與“民間輿論場”產生更大的裂痕與距離，撕裂著本就薄弱的共識。通過“貼標簽”表達對社會事件及某個特定群體的態度和認知，已成為慣用傳播方式。由於網民對標簽群體往往具有刻板成見，標簽傳播常常引發對這些群體的污名和爭議。據人民網輿情監測室抽樣統計，2016年首發於移動新媒體的熱點事件所涉及的職業群體中，官員、教師、警察、醫生、學生等成為2016年移動輿論場的中的高頻詞。[3]

近些年政府在信息公開、輿情回應方面有了極大的提升，政務輿情趨於積極地態勢，但社交平台上形成了與此相矛盾的輿論景象，即掌握著最多話語權的群體，在公共輿論中裙式一個沉默的人群。掌握著越多的權利，壟斷著最多的表達渠道，卻是一個最少發出自己內心聲音的群體。[4]國務院新聞辦副主任王國慶曾經這樣評價中國官員面對媒體的窘境，一是不願說二是不敢說三是不會說。於是涉及到政府與官員的公共討論，這一群體成為了沉默的大多數。而對於網絡上對於老年人的聲討，由於其並不能像年輕群體一樣掌握網絡的話語權， 更像是一場自娛自樂的缺席審判。對於官員群體來說打破這種刻板認知的方法就是調整心態並在網絡平台上積極主動發聲。習近平總書記在4.19網絡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談會上指出“對待網民要多一些包容和耐心，對建設性意見要及時吸納，對困難要及時幫助，對不了解情況的要及時宣介，對模糊認識要及時廓清，對於怨氣怨言要及時化解，對錯誤看法要及時引導和糾正，讓互聯網成為我們同群眾交流溝通的新平台。”新時期要求我們通過網絡都群眾路線，這需要不斷提升整體官員的媒介素養以及黨政機關一把手重視新聞輿論工作才得以實現。

培養黨政意見領袖勢在必行。實踐証明在整個熱點事件的轉發和引導過程當中，一些關鍵環節是有意見領袖體現的，因此在網絡事件的調控和引導當中，意見領袖地位顯得極其重要，近年來黨政機關和各級領導干部利用新媒體進行發聲，成為一種趨勢。很多領導干部具有極高的文化素養、媒介素養，能夠通過設置議程與網友真誠的互動、協商，消除隔膜和對峙，粘合兩個輿論場存在的分歧。

參考文獻：

[1] 邵道生.轉型社會國民心態探析[J].哲學動態,1995(1).

[2] 劉建明.當代中國社會矛盾和社會問題的新特點[N].學習時報,2016-05-19.

[3] 單學剛,朱燕,盧永春.2016年中國移動輿論場研究報告[EB/OL].人民網—輿情頻道,2017.

[4] 曹林.時評中國[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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