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報》對清末“海防”和“塞防”議題的建構

項楊春

2017年12月12日13:10  
 

來源:《新聞愛好者》

【摘要】清末關於“海防”和“塞防”的問題早已存在,只是在相當長的時間內沒有引起廣泛的關注,也未引起激烈的爭論。然而同光年間,隨著日本侵台以及《申報》對這一議題的持續報道,“海防”和“塞防”之爭逐漸成為朝廷內外和民眾關注的焦點。然而關於“海防”和“塞防”的報道,《申報》並非以其慣常示人的“客觀中立”“義利兼顧”的立場存在。因此,需要關注的重點是《申報》是如何將這一議題呈現在大眾視野中的,同時《申報》又是如何構建起“海防”重於“塞防”的社會認知的,並進一步探究《申報》建構這一議題背后的動因。

【關鍵詞】《申報》﹔海防﹔塞防﹔建構

在中國歷代王朝的統治中,其面臨的防衛壓力基本上都來自於西北游牧民族,因此各王朝都將防御的重點放在西北邊陲,謂之“塞防”﹔而東南沿海因為有大海作為屏障,一直到19世紀40年代都沒有給統治階級造成致命威脅。然而隨著兩次鴉片戰爭的爆發,來自東南海上的威脅也被重視,謂之“海防”。

19世紀最后30年,帝國主義加緊侵略中國,沙俄侵佔伊犁,新疆面臨被瓜分的危險﹔與此同時,日本又借口漂民被殺悄悄吞並琉球。同一時間,清王朝在西北邊陲和東南沿海同時面臨防御壓力,直接導致了清王朝內部關於“海防”和“塞防”的廣泛討論。

實際上,這兩個方面的問題早已存在,只是在相當長的時間內沒有引起廣泛的關注,直到清末同光年間,隨著日本侵台以及《申報》對這一議題的持續報道,“海防”和“塞防”問題、“海防”和“塞防”孰輕孰重的爭論才成為朝廷內外和民眾關注的焦點。

一、議題呈現:媒體的議程設置

(一)朝廷內部大臣的廷議

日本對台灣覬覦已久,1871年,琉球漂民被台灣生番殺害成為日本侵略台灣的借口。1874年3月,日本出兵進犯台灣,這使得一貫自視為天朝上國的大清無比震撼,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迅速上奏海防函,朝廷命軍政大員詳細籌議。

此時,李鴻章上奏《籌議海防折》,李鴻章認為“歷代備邊,多在西北,今則東南海疆萬余裡,各國通商傳教,來往自如,麇集京師及各省腹地,陽托和好之名,陰懷吞噬之計,一國生事,諸國構煽,實為數千年來未有之變局”[1]。

湖南巡撫王文韶則認為東南海防固然重要,但西北塞防仍然不可忽視,他在奏折中強調:“俄人攘我伊犁,殆有久假不歸之勢。我師退一步,則俄人進一步﹔我師遲一日,則俄人進一日。事機之急,莫此為甚。萬一俄患日滋,則海疆之變,相逼而來,備御之方,顧此失彼。中外大局,將有不堪設想者矣。”[2]

自塞防和海防之爭起,清朝重臣左宗棠主張:“竊維時事之宜籌,謨謀之宜定者,東則海防,西則塞防,二者並重。”[3]左宗棠認為,“若此時即擬停兵節餉,自撤藩籬,則我退寸而寇進尺,不獨隴右堪虞,即北路科布多、烏裡雅蘇台等處,恐亦未能晏然……是停兵節餉,於海防未必有益,於邊塞則大有所妨”[4]。

這三個人基本上代表了早期朝廷在廷議階段的不同觀點:李鴻章認為“海防”重要,王文韶認為“塞防”重要,左宗棠認為“兩者要並重”。當時,在清廷財政吃緊無法同時兼顧“海防”和“塞防”的情況下,李鴻章建議放棄“塞防”,加強“海防”,左宗棠則建議“借款西征”,以“塞防”為重。此時關於“海防”和“塞防”也僅僅是朝廷聽取各個軍政大臣對這一要事的廷議。

(二)《申報》對此議題的設置

早在“台灣居民殺死琉球船民事件”發生后,《申報》就已經對“海防”和“塞防”議題進行了報道,彼時《申報》極力支持“海防”。《申報》1872年創刊后不久就開始關注此事,《申報》的報道開始密集地關注琉球、台灣和東南沿海,其發表了一系列報道,如《琉球商人為台灣生番殺害》(1872年第171號)、《論今亞細亞洲國勢當以自強為本》(1873年第263號)、《譯東洋報論欽使來議台灣逞凶事》(1873年第283號)、《日本使臣來中國理論台灣生番殺琉球人事》(1873年第289號)、《發兵赴台灣信息》(1873年第448號)等向讀者展示這一事件。1874年3月,日本借口此事進犯台灣時,《申報》的新聞報道則更加關注這一事件,《津兵赴台及各海口•筑炮台消息》(1874年第701號)、《東人欲戰之由》(1874年第703號)、《火船裝兵赴台》(1874年第703號)、《日本調兵信息》(1874年第706號)、《日本運大炮至福州》(1874年第709號)、《東洋兵輸由台到滬》(1874年第725號)等。此時,《申報》除了直接的新聞報道之外,還報道了如《台灣土番考(上、中、下)》《台灣番社風俗考(一、二……十一)》以及一系列關於《台灣近事》《台灣近信》《台灣風景》的內容,將台灣的社會近況和風土人情等展現於讀者面前,強化了大家對台灣以及東南沿海的“海防”重視。

隨著西北邊陲的局勢吃緊,從1874年開始,《申報》的涉疆報道、關於西征的報道、關於西征借貸和軍情的報道逐漸增多。其中《申報》最早的關於新疆邊疆的報道是《論英國與回部通商》(1874年第681號),相隔數月后又發表了《英國新報論華兵征喀什噶爾事》(1874年第775號)、《論征新疆》(1875年9月6日)、《論征西近日情形》(1875年12月8日)等。隨著朝廷對西征的支持和左宗棠西征開始,《申報》關於“塞防”的報道主要集中在西征借款上,先后發表了《譯論中國告貸事》(1875年1月30日)、《論借響征回事》(1876年3月3日)等新聞報道,增加了社會大眾對“塞防”的廣泛關注和討論。

可以說,《申報》通過持續的報道,將“海防”和“塞防”的議題引入大眾視野。在對這一議題的報道中,《申報》用消息、評論以及轉載外電等多種形式,同時採用了系列報道、集中報道和不斷增加報道數量的方式對這一議題進行整合,參與了大眾頭腦中對社會現實的認識,使“海防”和“塞防”議題成為當時社會各階層關注的熱點議題。

二、議題的建構:支持“海防”反對“塞防”

媒體作為社會議題建構的重要環節和參與者,其議程設置功能影響著公眾對社會問題的認知和焦點的轉移,從而塑造出媒介認可的價值導向和主張。大眾傳媒往往通過對信源的選擇、新聞主題的選擇、新聞框架的選擇等方式來完成對新聞的選擇和加工過程[5],然后以“報道事實”的方式提煉出一些事實和框架,以此來實現對公眾注意力和關注點的無形引導。

(一)對信源的選擇

新聞報道的信源往往決定著新聞報道的傾向性,信息源是媒介構建新聞的起點,新聞媒介往往會根據自己的立場和價值判斷來選擇信源,並通過信源來構建事實和畫面。

《申報》創刊初期,非常重視言論,這些言論和報道除了報社自採的稿件之外,關於國內外時局、當前國家和社會實際生活的內容,往往會引用外報的消息。在清末同光年間,《申報》的新聞報道大量援引英國、美國、印度、俄國、日本、香港等外報(電)消息,查閱《申報》我們不難發現,早期《申報》報道開頭常常出現“譯西字日報述……”“西人郵來……”“譯西報……”“譯東洋各報……”“日本信息雲……”“譯字林新(西)報消息……”等。其中,《申報》在對“塞防”和“海防”的報道中,其消息的最主要來源是英國《泰晤士報》、香港的《循環日報》以及在上海出版和發行的英文報刊《字林西報》。

《申報》在關於“海防”和“塞防”議題的報道中,常常引用上述西報的消息,其中以《字林西報》最多。而《字林西報》又非常重視言論,常常就中外關系、中國政局和其他問題發表見解,政治性很濃,其在政治上代表英國在華勢力,反映英國資產階級的要求,它還被英國駐滬領事館和租界當成喉舌,在中國有“英國官報”之稱呼[6]。它不僅為英美兩國侵華活動辯護,在1874年日本侵台期間,《字林西報》對日本侵台持支持的態度,而且其新聞報道常常反對中國抗擊外國侵略的斗爭,要求中國忍讓、妥協。

(二)報道主題的選擇

新聞主題往往反映新聞報道的核心內容和思想,媒體報道的主題體現出對社會議題的側重點的選擇,同時也可以反映媒體對該議題的傾向。不同階段,《申報》報道主題呈現一定的差異,“海防”和“塞防”爭論之時,《申報》通過一系列報道營造了東南沿海的緊張氣氛,《東洋信息兵臨台灣》文章指出“昨論東洋興兵征伐台灣之役,雖雲吾華人聞之無不勃然駭然……[7]”。《日本復欲購置輪船》指出日本已經購置了兩艘鐵甲戰船,現在欲重新購置鐵甲戰船,以此來呈現“海防”形勢的嚴峻。

此后,關於新疆的形勢,《申報》先后發表了一系列報道,如《論喀什噶爾事》認為“征戰不毛之地,費用浩繁,不值得﹔阿古柏實力強大,中國不可能取勝﹔建議清廷令阿政權獨立於清廷之外”[8],《書論喀什噶爾事后》認為“不毛之地不值得清廷耗費巨款征戰;新疆回酋與朝鮮、西藏、蒙古、越南等國一樣,令其變為歲貢藩屬國,可免疆城廣大,鞭長莫及,尾大不掉之虞”。[9]以此來強調,放棄“塞防”。

隨后左宗棠通過胡雪岩對西征款項進行借貸時,《申報》又發文極力阻撓借款,並舉例說明“土耳其僅恃每年告貨積債,臨近亡國﹔中國富強,推薦李鴻章的富強謀劃,加強理財,反對因戰事舉借外款”[10]。以此來通過輿論阻撓借款,隨后又發文稱“新疆勞師糜餉不勝計數,實為中國之累。以有用之財取其不毛之地,已屬失算,一千萬銀尚不能敷,又將何法以善其后?今又借西國銀兩以征服之,即使攻克全疆,大軍一退,彼又反復。為今之計,莫若將新疆已克之地慎固封守,待國力強大再作計較”[11]。

可以說,在關鍵的時間節點,《申報》關於“塞防”和“海防”主題的變化有效引導了公眾注意力的轉移,從而構建起一整幅圖景:“海防”重於“塞防”。

(三)新聞框架的選擇

關於“兩防”之爭,左宗棠主張“塞防”“海防”並重,但在沙俄侵佔新疆領土時,應暫緩“海防”建設,以“塞防”為主,全力收復新疆﹔李鴻章則認為清廷財力有限,應該加強“海防”,放棄“塞防”。此時,《申報》在報道方式上,選擇了沖突框架,即以“海防”和“塞防”為沖突的中心,突出李鴻章和左宗棠雙方的沖突性,即意見的不同,而忽略或不提供雙方的共識以及分歧背后的理由。

當李鴻章為首的淮系和左宗棠為首的楚系爭論之時,《申報》屢屢發文不僅支持“海防”,還恭維李鴻章:“蓋自伯相與同朝諸公同心協力,削平發捻,肅清關內,厥功偉矣。后又晉秩閣臣,出督畿輔,且兼攝北洋通商大臣印務。凡有益於國事者知無不奏,奏則必行。上既得君,下又得民,一時聲稱赫然,所以人皆稱其為救時宰相也。”[12]《申報》塑造出來的李鴻章是“深明制治之道,周知通變之宜”的人。可以說,《申報》的新聞評論對李鴻章加強“海防”的主張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同時極力塑造李鴻章周知變通的“國家柱石之臣”的形象。

以當時大清帝國的態勢來看,東部沿海並未出現嚴重危機,而西部邊疆已大片國土淪喪,事態惡化到刻不容緩的地步。最終,清政府採納了左宗棠的“海防”與“塞防”兼顧,“塞防”為先的戰略主張。[13]即使在清廷已經支持左宗棠西征的情況下,《申報》對於西征大軍的統帥左宗棠顯然頗多責難。《申報》不僅在大戰前多次刊發言論反對收復新疆,左宗棠出征以后,《申報》則多次刊發謠言,如刊文稱“西征軍並未直接搗毀叛軍巢穴,並存在惡意焚毀城池的行為”,在《論征新疆》一文中認為西征軍隊器械落后,士氣不佳,在不具備條件的情況下,不如放棄西征。此后還在頭版的位置發假消息《西陲噩耗》稱“傳左爵相統領大軍西征回部,近已敗退,爵相亦陣亡”[14]。這些評論和報道不僅對左宗棠的西征極力阻撓,而且還塑造了左宗棠治下的西征軍戰績不佳、焚毀城池甚至陣亡的失敗者的形象。《申報》的報道氣得左宗棠聞之大怒“英人特欲開通西路,廣銷鴉片,掀波作浪,虛言恫嚇,其技已窮,而顧不敢以正論出諸其口者,誤於滬之《申報》耳,《申報》本江浙無賴士人所編,島人資之以绐中國,其中亦間以一二事跡堪以覆按者,然干涉時政……”[15]。這加劇了二者之間的沖突。

在“海防”和“塞防”的爭論中,《申報》則將焦點瞄准事件中的沖突兩方的代表——左宗棠和李鴻章。李鴻章和左宗棠作為清朝重臣,在朝野都有巨大的影響力,因此,《申報》的新聞報道將報道的框架置於二者之間,無疑引起了更廣泛的關注,新聞報道的關注度明顯提高,而且通過自己的報道框架,塑造出“海防”重於“塞防”的社會輿論氛圍。

三、建構“海防”重於“塞防”背后的原因

《申報》通過對信息源、報道主題和報道框架的選擇,塑造了“海防”重於“塞防”的社會認知,那麼《申報》作為一個自詡“客觀中立”“義利兼顧”的商業類報刊,為何在“海防”和“塞防”之爭中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呢?

(一)大英帝國的利益至上

綜觀整個近現代史,我們發現英國始終保持著對新疆的“濃厚興趣”,清末同光之際,英國已通過兩次“鴉片戰爭”在東南沿海攫取大量利益,而在西北,為了防止俄國侵吞新疆,影響自己的利益,英國和新疆當地的勢力阿古柏政權結盟,並建立通商關系,希望把阿古柏政權變為英國長久的保護國。英國不希望中國政府“西征”,可以說,在“海防”和“塞防”的立場上,英國政府是反對“塞防”的。而《申報》雖以商業性報刊示人,但該報經營者英商美查兄弟與租界工部局官員、英國駐上海領事均有密切聯系,或有機會受到英方官員的暗示與授意,至少有一點可以肯定的是,基於受眾是華人的特殊性要求,該報在言論控制上,堅守一個底線,就是不傷害英國在華的根本利益[16]。大英帝國的利益也是這次《申報》支持“海防”反對“塞防”的最重要因素。

我們查閱這一時期的《申報》發現,其刊發的一些消息和評論很是耐人尋味。中國本來就因日本侵吞琉球而對“海防”和“塞防”爭論不下,《申報》先發一則新聞《上海擬購鐵甲船籌議情形》,提到“上海地方官員曾就購買英國鐵甲船一事兩次會同上海的紳商議談,因需籌款數額巨大,遲遲不能議定”。[17]而后《申報》又發消息《日本復欲購置輪船》提到日本已購置了兩艘鐵甲戰船,因台灣之役,中國對日本深懷戒心,於是沿海各省紛紛效仿,欲購置鐵甲戰船以保衛海疆。[18]《申報》陸續刊發有關購買鐵甲戰船的消息,一方面西人向來注重通商利益,可以賣鐵甲戰船獲利,另一方面通過報道日本已買,中國尚無錢可買,給“海防”制造緊張氣氛,迫使清政府放棄“塞防”,可謂一箭雙雕。

此外,《申報》關於“借貸”立場前后不一。左宗棠向外國借款西征一事本身,若是查閱《申報》之報道,會發現它採取了雙重標准:在海防議論蜂起的時候,國內涌起借款買船的輿論,對此《申報》大力支持,在其轉譯《字林西報》的議論《中國告貸事》一文中,就稱貸款有利於國家。而至左宗棠援引前例,再次提出要借貸西征時,該報稱借國債一事“此風萬不能行諸中國,中國三千余年,惟周赧王曾向咸陽大賈借債而不能償”,認為中國沒有辦法償還借款,不如直接在新疆罷兵。而此時英國駐華公使威妥瑪也根據大英帝國的利益,實行對華拒借英款的外交方針,並照會英國各在華銀行。

最后,主要體現在《申報》在兩次“海防”和“塞防”之爭中立場完全相反。在第一次“海防”和“塞防”之爭中,《申報》輿論反對“塞防”,支持“海防”。《申報》評論認為,地處東南海疆的琉球雖是番國,但地理位置卻很重要,對於台灣來說更是重要,必須征討回來。第二次“海防”“塞防”之爭發生在收復伊犁時期,《申報》的態度明顯傾向於重伊犁而輕琉球。《申報》將伊犁和琉球進行對比,認為伊犁為中國故地,哪怕勞民傷財地交戰,也要從俄人手裡拿回。而琉球不過是中國藩屬國,本來就不歸中國版圖。中國隻要聲明是日本的罪責即可,不必爭之。此時英日同盟形成,俄國威脅到英日的利益。

(二)報人狹隘的地域觀

《申報》早期的報人在“海防”重於“塞防”中也起了一定的作用。通過統計分析發現,《申報》早期的15名主筆[19]絕大多數為江浙人士,其中5人為浙江人,8人為江蘇人,這15人中1人為舉人,8人為秀才,1人為貢生。從地域來看,他們大多為江浙人﹔從出身來看,他們大多為讀書人。然而,他們雖為讀書人,但都是清朝科舉功名的中下層人士,其觀念和認知都具有地域性,在當時的交通條件下,就東南沿海和西北邊陲而言,毫無疑問東南沿海與這些報人在地域上和心理上更有接近性,其新聞報道自然對東南沿海的關注度更高。

我們細查《申報》的新聞報道不難發現,此時《申報》的很多報道都局限在東南沿海,從《申報》創刊起,其關注的新聞都如《論福州設航海學院事》《廈門論日兵近狀》《福建將設電報》《浙省雜聞》《寧波雜述》《杭州新聞》《廣省近聞》《天津來信論日本事》《浙省整頓仕途》《福建消息》《蘇省撫轅事宜》等,其中《蘇省撫轅事宜》幾乎每期都有,大量介紹江蘇省內的人、事和信息變動,這和《申報》所處的地域有很大關系。此時《申報》的新聞報道基本上都集中在東南沿海,而常規的新聞報道中,鮮有新聞關於西北內陸地區。

因此,不難得出,在當時清廷有限的財力下,以江浙文人為主的《申報》主筆和編輯們,其無論是他們所處的地域上、心理接近性上還是處於自身安全上考慮,他們都更傾向於支持“海防”,反對“塞防”。

(三)國內政治勢力的斗爭

清末同光年間,以李鴻章為首的淮系和左宗棠為首的楚系兩股政治勢力在政見上差異很大,可以說左宗棠是主戰派,李鴻章則是退讓派。李鴻章和他的淮系集團,在19世紀70年代以令中外矚目的姿態登上歷史舞台,它以1862年初組建的淮軍為基礎,逐步形成擁有當時兩支近代化水平最高的軍隊、數十家初具近代化色彩的官督商辦企業,並把持相關津要部門和地方封疆的人事任免權並包括將領、官僚、幕僚三個子系統龐大的社會政治集團。梁啟超評論說“左李齊名於時,然左以發揚勝,李以忍耐勝”。而當時擔任直隸總督兼北洋通商大臣的李鴻章更是“坐鎮北洋,遙執朝政”,以其為首的淮系勢力權傾朝野。

在李鴻章的親屬中,他的女婿張佩綸曾任會辦福建海疆事務、署理福建船政大臣。在淮系將領中,張樹聲歷任署理江蘇巡撫,署理兩江總督、兩廣總督﹔劉秉璋曾任浙江巡撫﹔劉銘傳以巡撫銜督辦台灣軍務,清政府在台灣設立行省,授其為首任台灣巡撫。在文職僚屬中,丁日昌曾任江蘇巡撫,后官至福建巡撫兼船政大臣﹔王凱泰曾任浙江按察使、福建巡撫﹔黃彭年任江蘇布政使、江蘇巡撫等[20]。除此之外,在淮系創辦的民營企業中,湖北廣濟煤礦、上海機器織布局、山東嶧縣煤礦、天津電報總局、上海源昌五金廠、上海電報總局、津沽鐵路、華盛紡織總廠等,可以看到整個淮系的勢力范圍和主要的產業基本上都集中在東南沿海地區。由此可見,在西征借貸時,淮系成員丁日昌和沈葆楨屢屢上奏稱“不宜多借洋款”,便不足為奇。可以說,李鴻章和整個淮系勢力基本上支持“海防”,反對“塞防”,而此時,《申報》在這一問題上的態度和立場又與李鴻章的淮系勢力保持高度一致,形成某種呼應,因而整個社會也形成支持“海防”,放棄“塞防”的認識。

四、結語

《申報》通常被稱為商業性報刊,宣稱新聞報道中“有聞必錄”“不偏不倚”“客觀中立”“義利兼顧”,但通過研究我們發現,在“海防”和“塞防”之爭的議題上,《申報》並非是客觀中立,而是通過不同時期和時間節點上新聞主題的選擇、新聞報道背后的沖突框架等策略建構出“海防”重於“塞防”的社會輿論,而構建這一議題背后的動因並非由單一因素決定,而是多重因素起作用,其中大英帝國利益起著重要的作用。除此之外,《申報》的編輯和主筆們狹隘的地域觀以及國內政治勢力的斗爭等因素,共同參與並主動建構出來清末同光年間“海防”重於“塞防”的社會認知。(作者為南京師范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2011屆碩士生)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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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趙光霞、宋心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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