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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體語境下眾包新聞生產中的彈性雇佣關系研究

姚建華 劉暢
2017年12月13日10:0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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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新聞愛好者》

【摘要】新媒體技術的快速發展對傳統的新聞生產模式造成了沖擊。近年來,不少媒介機構不再雇佣專職記者,取而代之的是組建覆蓋全球的新聞專員網絡社群,通過與他們建立彈性雇佣關系,進而低成本、高效率地生產新聞內容,並在這個過程中,展現出海外新聞專員的在地優勢、語言技能和興趣熱情以及海外新聞專員為媒介機構創造核心價值的過程。

【關鍵詞】新媒體﹔眾包新聞﹔彈性雇佣關系﹔知識勞工

一、問題的由來

移動互聯網時代,新媒體技術產品的普及為普通網絡用戶提供了便捷的信息發布工具與平台——網民自主發布的內容不僅對傳統新聞採編的時效性造成巨大的沖擊,而且因其更容易營造出新聞事件的“在場感”而得到用戶的青睞。為了應對自媒體內容帶來的沖擊,新聞業界出現了多種形式的眾包新聞的探索,旨在實現互聯網用戶自主生產內容與媒介機構發布相結合的信息生產模式。

彈性雇佣關系為這種探索提供了有力的支持。組建並維護一個基於彈性雇佣關系的全球性的信源網絡,並與后台專業編輯團隊協作進行新聞生產,這被認為是一種可行的,且低成本、高效率獲取信息的運作方式。一方面,專業編輯團隊的把關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証消息來源的真實性、傳播渠道的穩定性,並提升報道的專業性﹔另一方面,基於興趣與社群資源共享而加入新聞生產過程的公民個體或群體在降低人工成本、增強企業管理運營靈活性、提高地區文化認知等方面具有顯著的優勢﹝1﹞。本文以財新傳媒旗下的某新媒體產品作為研究對象,基於對其海外新聞專員的深度訪談,探究他們在新媒體技術的幫助下如何有組織地生產國際新聞,展現出通過建立彈性雇佣關系,海外新聞專員的在地優勢、語言技能和興趣熱情以及海外新聞專員為媒介機構創造核心價值的過程。

二、文獻綜述

作為知識勞工的眾包新聞生產者不僅擁有較高的教育水平,而且具備多種技能及靈活性來應對不斷變化的市場需求﹔但與此同時,這也催生了一種以遠程辦公和臨時雇佣制度為特征的不穩定的工作模式。

安德魯·羅斯(Andrew Ross)將這種臨時雇佣制度稱之為“彈性雇佣關系”(contingent employment)。他指出:即使在傳統的專業領域內,終身制的雇佣模式也已不復存在,而彈性雇佣關系變得更為普遍。因此,即使是高薪崗位的知識勞工都面臨著巨大的壓力,並且他們不得不為始終變化的市場競爭做准備。具體來說,知識勞工面臨的壓力來自長時間的工作、不斷提前的截稿時間、由勞動分工而導致的自主性降低等。更糟糕的是,他們還面臨著對自身未來強烈的不確定性、臨時的勞動合同,甚至無法從任何保障性的社會保險中得到援助等情況﹝2﹞。

恩達·布羅菲(Enda Brophy)和格裡格·德·波伊特(Greig de Peuter)強調彈性雇佣關系的興起使之前穩定的職業身份、規律的重復勞動、有保障的收入以及失業期間可獲得的福利補助逐漸消失。取而代之的是職業身份不再單一﹔工資收入不再固定,而是根據勞動成果進行績效核算﹔工作時間和工作場所不再集中,可隨時隨地遠程辦公﹔臨時的工作合同取代了終身雇佣制﹝3﹞。工作形式的轉變也催生了許多新修辭來表述這種不穩定的勞動力,如網絡工作者、彈性上班員工、長期短工、處境堪憂的勞動者等。這些修辭既是勞工不斷社會化以適應具有臨時性且不穩定性的工作條件的真實寫照,同時也是勞動與資本重構的產物﹝4﹞。

以彈性雇佣關系為根本特征的“后福特主義彈性”構成了新的社會形態的結構基礎﹝5﹞。在弗蘭克·韋伯斯特(Frank Webster)看來,20世紀70年代以降,信息作為一種無形的物質,在社會中扮演著越發重要的角色。信息的生產、處理與傳遞成為生產力與權力的主要來源。這不僅在一定程度上變革了傳統社會的生產力與生產方式,也孕育了一種全新的社會形態。曼紐爾·卡斯特爾(Manuel Castells)用“網絡社會”的概念來描述這種新的社會形態,網絡社會催生了一種以知識為生產力,以信息化、網絡化、全球化為特征的新經濟﹔而以信息為基礎的生產必然會引起社會勞動分工,勞動空間、生產工序不斷被分散化,企業的生產組織方式和工人的生產工作方式都趨於靈活。

部分國內外學者將研究視角聚焦於媒介產業中不斷興起的彈性雇佣關系及其對知識勞工的影響,並完成了一系列的實証研究。尼科爾·科恩(Nicole Cohen)通過對加拿大自由撰稿人群體進行研究,發現彈性雇佣關系使得出版商對自由撰稿人勞動和版權收益的剝削更加容易。雇佣關系的不穩定性加劇了自由撰稿人對工作機會的競爭,從而拉低了整個行業的薪酬水平。按勞動成果付費的薪酬制度更使他們難以有機會進行包括深度訪談、調查報道等在內的諸多新聞生產——在這些過程中,自由撰稿人往往需要投入大量的時間和精力,但他們付出的隱性勞動時間無法獲得與之相匹配的薪酬回報﹝8﹞。何塞·阿爾貝托·加西亞—阿維萊斯(José Alberto García-Avilés)等學者在對英國和西班牙六家數字化新聞編輯室進行觀察和對編輯室新聞工作者進行訪談的基礎上發現,編輯室中新的數字系統的運用不僅帶來了工作慣例、操作流程和新聞產品質量的變化,更導致了編輯室組織結構的重組,視頻編輯等一些專業崗位逐漸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系統管理員、媒體管理員等新的職業。這些變化是在新的傳播技術的影響下,新聞業尋求縮短生產時間、降低生產成本和優化人力資源而導致的必然結果,而新聞工作者不得不相應地調整自己的角色、擁抱新技術,以迎接多媒體報道時代的到來﹝7﹞。此外,馬特·卡爾森(Matt

Carlson)通過以美國科技初創公司Narrative Science為個案研究,探究了傳播技術與媒介知識勞工關系的前沿領域:大數據時代下的機器新聞寫作,即運用算法將程序收集到的數據自動轉換為可閱讀的新聞文本。隨著機器學習能力的不斷增強,機器新聞將在越來越多的話題領域取代人工記者。因此,大數據技術不但改變了新聞生產的流程和范式,而且對記者的職業身份也造成了巨大的挑戰﹝8﹞。

在本土研究方面,曹晉、許秀雲聚焦上海某綜合性網站的網絡編輯群體,從對其生活境遇和工作環境的劣勢分析中得出:彈性雇佣關系讓網絡知識勞工在過剩的勞動力市場中淪落為低薪的、臨時的、缺乏保障的群體,從而逐步陷入無產化、貧困化的境地﹝9﹞。張楠華運用民族志的研究方法,親身參與網絡字幕組的翻譯工作,發現傳播技術使娛樂興趣與網絡勞動的界限趨於模糊,用“興趣”“自由”和“參與的滿足感”換取字幕組成員的隱性勞動,使資本主義的彈性經濟積累與跨時空、跨國界、跨階級的剝奪更具隱蔽性﹝10﹞。姚建華通過以上海兩家出版社為案例的研究,揭示了數字技術的發展不斷消除著編輯人員職業技能角色和技術角色之間的差異性。與此同時,彈性雇佣關系的興起,以及與之相伴隨的工作/休閑、辦公室/家庭邊界的打破都使他們的生活陷入了不穩定的狀態,而對他們勞動過程和工作環境中無處不在的“電子監控”更使這種狀態急劇惡化﹝11﹞。吳鼎銘以我國當下廣受歡迎的新聞與社交網站(包括網易新聞、新浪微博等)為案例,從Web2.0的商業意識形態與“公民記者”的動員、新聞眾包生產與“公民記者”的勞動剝削等視角出發,提出“公民記者”的新聞生產與傳播行為的實質是在互聯網商業意識形態的召喚下,“公民記者”自願加入“新聞眾包”的勞動過程,並成為廉價甚至是免費“貢獻”自身勞動成果的“數字勞工”﹝12﹞。

三、研究方法

本文以財新傳媒旗下的某新媒體產品作為研究對象。這裡需要特別說明的是,出於對參與本研究的受訪者身份的保護,在本文的寫作過程中,作者對所研究的新媒體產品在名稱上進行了模糊化的處理。該產品最初是財新網和今日頭條共同發起的全球資訊分享平台,旨在搭建一個全球化的國際新聞網絡,幫助中國使用者更熟悉世界,深入了解每個國家。成立至今,該產品已經發展成為一個主要面向青年的新媒體產品,運用文字、語音、視頻、直播等多樣化的報道方式,在手機APP、微信、微博和知乎公眾號等新媒體平台上發布國際資訊。值得關注的是,該產品從創建伊始就沒有專職記者的參與,而是依靠招募海外新聞專員,組建起覆蓋全球七大洲超過60個國家200個城市的新聞專員網絡,通過當地新聞專員與北京總部編輯的協作來共同完成全球資訊和突發新聞的報道。

本研究對在巴西當地參與報道的4位海外新聞專員進行了深度訪談,其中3位以微信語音的方式、1位以電子郵件的方式完成。每位訪談者就其參與的最有代表性的報道進行了詳細的分析,涉及選題、採訪、制作和發布等各個具體的操作環節。與此同時,由於訪談對象數量的有限性,本研究同時以該新媒體產品在2016年8月發布的與裡約奧運會主題相關的報道為樣本,對共14篇報道進行了文本分析,這些報道涉及文字、語音、視頻、直播等多種類型。與其他相關網絡資料的搜集整理相結合,這些方法旨在探究廣泛存在於眾包新聞生產方式中的彈性雇佣關系對海外新聞專員的挑戰。

四、眾包新聞生產中的彈性雇佣關系研究

(一)海外新聞專員的招募與人員構成

研究分析近一年來財新傳媒發布的全球資訊,可以將其報道來源分為三類:第一類是佔絕大多數的海外新聞專員供稿﹔第二類是由位於北京財新總部的編輯團隊制作的總結、分析和評論類稿件﹔第三類是較為少見的讀者供稿。無論從稿件的數量、質量還是閱讀數來看,海外新聞專員的供稿無疑是財新傳媒新媒體產品的核心,而如何組建並維護一個覆蓋全球的龐大的海外新聞專員網絡是本研究的重要議題之一。

就招募渠道而言,海外新聞專員主要來自以下三種途徑。首先,來自海外華人網絡社區和自媒體。在被研究的新媒體產品的籌備階段,其創始團隊成員在眾多海外華人網絡社區投放了財新海外新聞專員的招募貼,如豆瓣網的海外小組、華人和留學生論壇等海外中國人聚集的網絡社區。除此之外,創始團隊成員還會主動接觸以發布當地資訊為主要內容的海外自媒體人員。其次,來自現實社會中的熟人網絡。該新媒體產品的主編在一次網絡訪談中提到,一開始團隊找海外新聞專員,多半是通過朋友介紹。而參與本研究的所有受訪者均表示,當初他們加入的契機,也都是經朋友介紹后直接與編輯團隊取得聯系,在此之前並沒有特別關注過該新媒體產品。再次,來自讀者應征投稿。該新媒體產品也會定期通過自己的新媒體平台,如微信公眾號、知乎賬號等發布海外新聞專員的招募消息。其網站和微信平台也長期開放投稿入口,隨時吸納新的海外新聞專員以壯大團隊。

就人員構成而言,被研究的新媒體產品將海外新聞專員的目標群體鎖定在當地留學生和在當地居住的有表達欲望的華人群體,而非專業記者。直接參與裡約奧運會報道的海外新聞專員,有在巴西的留學生、有在當地工作的中文教師,還有奧運期間前往裡約的志願者。雖然沒有明確的標准,但該新媒體產品的新聞專員均具備以下特征:在海外生活,對所在國的語言和文化有一定的了解﹔關注國際時事政治﹔對寫作、拍攝有濃厚的興趣﹔擁有把自己的觀點和想法分享出去的強烈欲望。這些特質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証新聞專員在第一時間內發回“最新鮮、最真實”的獨家消息、完成報道任務,同時降低外包活動中常見的高失敗率。

(二)選題策劃與勞動分工

據統計,該新媒體產品共發表14篇和裡約奧運會主題相關的報道。除去編輯撰稿和讀者供稿外,身處巴西的海外新聞專員共完成了其中的9篇稿件。具體包括1篇探訪裡約貧民窟的直播報道,1篇採訪巴西人民對奧運看法的視頻報道,1篇奧運志願者的語音播報,1篇採訪巴西籍中國女乒運動員的視頻與文字相結合的深度報道,其他文字稿件主要涉及在裡約生活、巴西健身行業、奧運志願者經歷等相關話題。

關於選題策劃的過程,因新聞專員加入時間和個人背景的不同,存在著較大的差異性。在受訪的新聞專員中,有一位新聞專員在奧運之前就長期為該新媒體產品供稿,奧運會期間主要負責女乒運動員的選題。據她介紹,奧運選題的策劃大約是提前半年開始的。新聞專員和編輯分別列出自己感興趣的話題,再通過微信討論執行的可能性。其他新聞專員均是在奧運開始前不久加入該團隊的,由編輯提前2∼3周在微信上與新聞專員進行個人溝通、探討選題。在確定報道主題和形式后,再根據需要將新聞專員拉入不同的項目微信群,如直播群、運動員專題群進行后續溝通。如果是單人負責的文字稿件,則由新聞專員和編輯直接聯系。

(三)以編輯為中心的彈性勞動

由於海外新聞專員大多既缺乏新聞從業經驗,又無法保証時間的投入,因此北京的編輯團隊控制著報道從選題、策劃到執行的所有環節。一位新聞專員表示,自己上報的選題內容、採訪提綱都與編輯的視角有很大的不同,討論后最終的結果絕大多數都以編輯的想法為准。

但即使有專業編輯的全程把控,海外新聞專員在實際的工作中也會遇到很多問題。例如,編輯策劃在裡約機場進行一次直播報道,前期投入了很多時間籌備,並進行了兩次直播測試,但最終因場地信號不佳而無法完成,不得不改為一條志願者自述的語音播報,最終的效果無論是在形式上還是內容上都簡化了很多。而一些新聞類稿件,如策劃採訪奧運難民代表隊、裡約的特色音樂表演等,都因缺乏足夠的線索而不得不被放棄。可以看出,這種非專業記者的不穩定的工作模式無法保証高質量作品的產出,更不用談工作帶來的滿足感和成就感。

在工作強度、勞動時間的投入方面,也因新聞專員的個人條件、任務分配不同而存在較大的差異性。一般來說,深度的新聞類稿件會花費專員大量的時間和精力,而內容偏於見聞、體驗、感受類的稿件,操作起來較為容易。有受訪者表示,在完成裡約貧民窟主題的報道過程中,他們前期會投入很多精力查閱相關資料和反復修改採訪提綱﹔對有些受訪者來說,在奧運會期間,他們白天的志願者工作的強度比預計要大,晚上還要兼職寫稿,因此對他們來說,這份工作並不輕鬆﹔另一位負責採訪女乒運動員的新聞專員表示,選題從確定到完成前后共持續了兩個月的時間﹔在此期間,她曾花費大量時間在巴西當地尋找可供租賃的拍攝器材,同時接受線上簡單的攝影培訓,獨自一人完成了拍攝、採訪和寫稿的所有工作。而對參與語音和直播報道的新聞專員來說,他們投入的時間和精力相對少很多。

(四)物質與非物質回報

海外新聞專員根據最終發表稿件的數量和形式得到一定數額的薪酬,但這並沒有十分明確的標准﹔新聞專員也不會事先簽訂勞務合同性質的文件,而只是和編輯在微信上進行口頭協商。有受訪者表示,編輯全程沒有談論過薪酬的問題,而最終也因為自己較少的參與而沒有計較薪酬﹔還有新聞專員表示,最終得到的薪酬比心理預期要低,但他們認為參與奧運報道的經歷與體驗比薪酬重要得多。

在非物質回報方面,奧運會前不久加入的新聞專員均表示這是一段有意義的體驗,為自己的奧運經歷增添了有趣的回憶,滿足了自己的好奇心,而署名稿件的發表也給自己帶來了一定的滿足感和成就感。之前長期參與該新媒體產品的受訪者則把參與奧運報道定位在興趣與工作之間,認為在這個過程中,接受業內人員的專業指導、學習專業的媒體知識和新聞操作流程,並有機會參與財新智庫等其他項目的籌劃工作都非常有意義。更重要的是,這份兼職工作為異鄉生活帶來一種團隊的歸屬感,幫助排遣海外生活的孤獨。此外,該新媒體產品的海外新聞專員系統主要是通過大大小小的微信群的形式組織起來的﹔因此,加入到這樣一個虛擬的網絡社區之中,新聞專員不僅可以第一時間獲取全球新聞資訊,而且可以作為全球華人社區的一分子和其他優秀、有趣的青年一同成長。

五、結語

彈性雇佣關系是企業節省運營成本的有效工具。在彈性雇佣的模式下,許多企業開始裁員,隻留下一組核心的長期雇佣的員工,用外圍的臨時勞工增加企業的彈性,降低企業的人力資源成本﹝12﹞。在本研究中,彈性雇佣關系重構了眾包新聞生產過程中媒介的組織結構,並重新定義了編輯和新聞記者的核心能力和角色。具體來說,位於北京的編輯團隊是被全職雇佣的穩定的核心員工,而兼職的海外新聞專員取代了全職記者,成為外圍的“臨時勞工”。在這樣的組織結構中,媒介機構規避了培育駐外新聞記者、建立和維護記者分站點等高昂的成本﹔但另一方面,確定選題、聯系採訪等新聞記者專業工作的一部分卻被轉嫁到了編輯團隊身上。編輯也因此從一個純文字工作者轉變為產品運營者,在面對海外新聞專員的不穩定性和非專業性時,他們的協調和管理能力就顯得格外重要。

彈性雇佣關系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新聞報道的種類和質量。海外新聞專員在編輯團隊的全程操控和指導下,可以最大限度地保証新聞生產的真實性,不會像用戶自主發布的消息那樣難以進行核實。但非專業的兼職新聞記者很難完成有深度的新聞報道。以奧運報道的樣本來說,涉及大量採訪工作並最終完成的深度的新聞類稿件隻有2篇,其余均是側重新奇感和特色文化的“體驗類”稿件。報道的淺層性一方面是青年受眾口味導向的問題,另一方面也是彈性雇佣關系下新聞記者專業新聞素質欠缺所帶來的不可避免的結果。除此之外,臨時受雇的新聞專員更多地將新聞報道的生產視為一次以興趣為主的體驗活動。面對完全依賴彈性雇佣關系組建的新聞專員群體,編輯團隊很難保証長期穩定的、高質量的新聞生產。彈性雇佣關系所帶來的產品質量問題日益凸顯。

在國際新聞這種選題范圍特別豐富的領域,通過新媒體技術和彈性雇佣關系將世界各地的華人組織起來,把他們轉變為有價值的信源和新聞勞動生產力已經成為一種普遍的實踐。海外新聞專員不僅熟悉當地的語言文化,能第一時間到達新聞現場,且他們有著豐富的背景知識,並有能力提供更新鮮、更有趣的新聞視角。但是,這些建立在彈性雇佣關系基礎上的知識勞工看似是擺脫傳統大規模生產的“自由勞動者”,但我們不能忽略這樣一個事實,即平台的提供者實際上控制了市場和接觸市場的渠道,勞動的成果最終被資本攫取用來創造價值。這種新型的彈性雇佣關系實質上是一種外包體系﹔隻不過資本不再以大工廠的生產方式持續增值,而是將個人視為免費的自由勞動力。這種剝削改變了勞資關系,令其更加隱蔽﹝13﹞。在本案例中,新聞專員自願地將自己的語言技能、興趣熱情投入到新聞生產的勞動中﹔勞動對被雇佣者而言不再是謀生的手段,但卻為雇佣機構創造了核心價值,成為這些機構進行內容生產、商業品牌延續、廣告利益交換的籌碼。(姚建華為復旦大學新聞學院講師、復旦大學新聞傳播與媒介化社會研究國家哲學社會科學創新基地研究員、復旦大學國際出版研究中心研究員﹔劉暢為復旦大學2013級新聞學院本科生)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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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林品.哈維中國演講III:數位新經濟、社會運動與左派的未來[EB/OL].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60628-opinion-david-harvey-china/.

(責編:趙光霞、宋心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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