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新聞愛好者》

1956年，當時我正在北京大學中文系新聞專業就讀。那是一個向科學進軍的年代，北大校園裡彌漫著青年學子求知奮進的氣氛。在中國報刊史課上，我第一次領略了方漢奇老師的課堂風採，當年30歲的方老師風華正茂，講起近代報刊史上的報壇逸事和風雲人物，隨手拈來，娓娓而談。聽得我有時連筆記也停下來了。當年的北大學生上課沒有教材，學生全靠記筆記來學習。報刊史課作為新聞專業學生的史論基礎課，一般來說，學過、考過，也就放在一邊了，走向新聞採編崗位后就很少過問了。但對我來說，卻是個少有的例外。1959年我從大學畢業后被分配到新創辦的北京廣播學院新聞系任教，從此開始了廣播電視史的教學生涯，也開始了與方老師更上一個台階的師生情緣，而且綿延了一個甲子之久。①

一、以師為范 終生從教

方老師生於1926年。1953年到北大任教，1954年被聘為講師，后到中國人民大學任教。1978年首次招收碩士研究生，1979年被評為副教授，1983年評為教授。中共黨員（1984年加入）。1984年首次招收博士生，2004年開始指導博士后，同年退休返聘，2009年被授予（首批）榮譽一級教授。

我生於1936年，與方老師的教學經歷大體相近，可以說是以方老師為榜樣，從教終生。1959年到北京廣播學院任教。1978年被定為講師，1979年首次招收碩士生，中共黨員（1981年加入）。1983年晉升副教授，1988年晉升教授（事后始知方老師是當年北京市高校高教職稱的評委），1999年首次招收博士生，2004年開始指導博士后，2007年退休返聘，同年被評為二級教授。

方老師一生以教師為業，隻擔任過幾年的新聞系報刊史教研室主任，我則因工作需要，先后擔任過廣播史教研室主任，新聞系副主任、主任以及廣播學院副院長等職務長達10多年，但一直未脫離教學第一線。

在教書育人方面，我多次得到方老師的指教，有意思和巧合的是：

1978年，方老師招收的第一批兩個碩士生，其中馮邁（馮金水）是北京廣播學院新聞系1964級的學生，曾經上過我的課。

1984年，方老師首次招收的兩名博士生，其中郭鎮之，是我指導的第一個碩士生。1985年我的女兒趙虹考入人大新聞系，方老師也為他們班講過報刊史課。

2004年，方老師首次招收的博士后艾紅紅，是我指導的第一個博士生。

1982年，方老師參加了郭鎮之的碩士畢業論文答辯。由於當年廣播學院尚無新聞學碩士學位授予權。經方老師聯系協調，邀請人民大學彭明教授主持，艾紅紅在人大通過了碩士學位論文答辯，經審批后，獲得人民大學法學碩士學位（當年新聞學屬於法學學科）。2002年方老師主持了艾紅紅的博士學位論文答辯。此后，我應人民大學的邀請，多次主持或參與了方老師指導的博士論文答辯。2006年方老師指導的博士生彭蘭的論文獲全國百篇優秀博士論文。2010年我指導的博士生薛文婷的論文也獲全國百篇優秀博士論文。

二、照虎畫貓 砥礪前行

方老師領銜中國新聞史的研究，以身示范、著述等身，為中國新聞史的研究作出了重大貢獻，被譽為戈公振《中國報學史》后的又一高峰。作為后進，我沿著方老師指導、開辟的研究之路，是以廣播電視史為鵠的，邯鄲學步、一路走來，總算沒有辜負方老師的期望。

方老師生於動亂年月，但早年壯志，以集報為趣，走上了報刊史研究之路。20歲出頭即發表萬字論文《中國早期的小報》連載於《前線日報》之《新聞戰線》周刊上。

改革開放以來，方老師重返教壇，煥發青春，單篇著述源源不斷，繼而結集出版，又主持多項新聞史教材、專著的編著工作。我也奮力前進，沿著方老師的科研之路，一步一步地向前邁進，也可以說方老師在新聞史領域是怎樣做的，我也照虎畫貓在廣電史方面砥礪前行，以求進取。

方老師著書立說是從單篇報刊史文章開路（后結集出版），繼之有《報刊史話》通俗之作出版，然后集多年嘔心瀝血的研究成果，推出《中國近代報刊史》（上下）專著，奠定了新聞史研究的基石。此后，他振臂領銜，集眾力於數年間完成了3卷本《中國新聞事業通史》巨著。與此同時，從20世紀80年代起與校內外教師協作，陸續推出大學本科教材《中國新聞事業簡史》《中國當代新聞事業史（1949—1988）》和《中國新聞傳播史》，新世紀之初又有《中國新聞事業圖史》問世。從多方面、多層次呈現了近半個世紀以來中國新聞史教學研究的成果，在全國新聞院系和新聞業界中，其影響之廣，受益人數之眾，不禁讓人嘆為觀止。

我大體上也經歷了如上的教學研究之路，在新聞史方面，我參加了方老師牽頭的《中國新聞事業通史》和《中國當代新聞事業史（1949—1988）》中的某些廣播電視章節的寫作，完成了方老師交付的任務，同時也受到啟示，將從中學到的研究方法和途徑，陸續用於廣電史的教學研究之中。對於我在廣播史研究方面取得的一些成績，方老師及時提攜表彰。20世紀80年代，他在負責籌劃《中國新聞年鑒》之《新聞界名人介紹》專欄時，將我也列入其中，囑我先行草擬一稿，此稿經他精心修改后刊於該《年鑒》1990年版中。

三、參與協作 喜獲啟示

方老師從事新聞史的研究，既有個人的刻苦鑽研、辛勤耕耘，又富有組織能力、善於領銜完成重大科研項目。參加方老師主持的科研項目，可以從中學到許多平時難以獲得的教益。

我參與方老師主持的第一個科研協作項目是《中國大百科全書》（第一版）新聞卷的編纂工作。這個項目是1983年啟動的。當年春天，我正在參加原廣電部召開的第十一次全國廣播電視工作會議。會議期間，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的趙素吾同志找到我，談起編纂新聞卷的事宜，委托我向廣電部有關領導同志匯報，確定廣電方面參與工作的人選。廣電部最后確定由左漠野、何光同志領銜參加，新聞學科的四個分支學科均有廣電部門的同志參與。我分工到“中國新聞事業”分支學科，負責廣電方面的條目。這一分支學科的主編恰恰是方老師，他同時又是新聞學科編委會的成員。這是我大學畢業后第一次直接在方老師的領導下工作。隨后，方老師多次主持召開“中國新聞事業”分支學科編寫工作會議，商討確定有關條目的總體設計，大中小型條目的分類，以及大型條目的撰稿人等事項。“中國新聞事業史”是個大條目，大家的意見是由方老師執筆，方老師表示自己比較熟悉古近代的新聞事業，這個大條目還是由一位老同志執筆為妥。他提出請溫濟澤同志執筆。溫以年紀大、工作忙推辭，但眾望所歸，溫最后提出叫我起草，由他來定稿的折中方案。大家同意，我也隻好領命，勉力而為。最后，我的初稿，幾經修改收入書中，署名為“溫濟澤、趙玉明”。此外，我還負責撰寫了“中國廣播事業”“中國人民廣播事業創建紀念日”“中國廣播電視報刊”（與他人合寫）“中國廣播電視學會”“延安清涼山新聞出版革命紀念館”和“溫濟澤”等條目。其余廣電事業方面的條目，我請廣電部有關部門和中央三台同志撰稿。這一浩大工程前后歷時多年，1990年12月《中國大百科全書》（第一版）新聞出版卷問世。新世紀之初，我又參與了《中國大百科全書》（第二版）的有關編纂工作，擔任新聞出版學科特約編審，新聞學分支學科副主編，分工廣電部分的組稿及撰稿工作。2009年第二版問世。

在參與“大百科”工作中，我才知道廣電方面的條目並不能集中於“新聞卷”內。“新聞卷”隻有一般廣電及廣電新聞的條目，諸如廣電文藝、廣播劇、電視劇等則放在文學藝術卷內，而廣電技術方面的條目則屬於電子學卷內。我深感廣電知識有一種被割裂的難言之隱。20世紀90年代初，我首創編纂廣電方面的百科全書，獲得廣電系統和學校的支持。1994年10月，我國第一部廣電百科全書——《中外廣播電視百科全書》問世，作為主編，我不勝欣慰。

我參與的方老師主持的第二個科研協作項目是20世紀80年代《中國當代新聞事業史》（1949—1988）的編寫工作。該項目是原國家教委“七五”期間制定的“全國高校新聞類專業教材編選計劃（1985—1990）”教材之一，分工由人民大學新聞系負責，並約請部分校外研究人員以個人名義參加。我應邀負責該書第1-4章中廣播電視部分的編寫工作。全書由方老師、陳業劭主編。1992年12月，該書由新華出版社出版。此前，由方老師、陳業劭、張之華編著的《中國新聞事業簡史》下限截止於1949年，該書1983年由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記得書的襯底注明“校內用書”，初版中尚無廣播有關內容，再版時始寫入。

我參與的方老師主持的第三個科研協作項目是《中國新聞事業通史》的編寫工作。這項課題由方老師於1986年提出至1999年三卷全部出齊，歷時13年之久。我先后參加了在安徽黃山、北京廣播學院和新華社召開的三次編寫工作會議和一些小型會議。1987年該項目被列入“七五”期間國家社科重點項目，並獲得國家社科基金資助。陸續參加該項目的人員有中國人民大學、復旦大學、中國社科院新聞研究所、北京廣播學院、人民日報社、暨南大學等20個單位的近50人，幾乎將國內有關中國新聞史的代表性研究人員“一網打盡”。這樣一來，方老師在領銜申請國家社科基金項目資助時，需要的兩位推薦人就幾乎無處可尋了。方老師與我商量此事，我提出可請德高望重的溫濟澤同志來做推薦人，他當時是中國社科院研究生院院長、中國新聞教育學會會長。方老師又問，另一人呢？我說可由溫老提出。方老師應允后，1987年3月周末的一天，我拿著方老師撰寫的申請表，來到溫老家，溫老滿口答應，看過申請表后，略加思考，提筆一揮而就，並告之我可請同院的人民日報社原社長秦川同志做第二推薦人。我順利地辦完這件大事，完成了方老師委辦的事情。

在《中國新聞事業通史》的編寫工作中，我作為編委和撰稿人分工負責第二卷即現代部分的廣播內容。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原台長楊兆麟同志負責第三卷即當代部分的廣播電視內容。

受方老師主持的《中國新聞事業通史》項目的啟示，1990年我領銜申請了《中國廣播電視通史》項目，並獲批作為國家社科基金項目資助。這是廣播學院乃至全國廣電系統獲得的第一個國家級社科基金項目，在廣電系統有關研究人員的大力協助下，歷時14年，全書上下兩卷於2004年問世。

方老師主持的另一個大型科研協作項目是《中國新聞事業編年史》（三卷本）。我雖未參與，但1992年該項目申請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時，我作為評審組成員投票贊成，最后項目獲得通過，可以說助了方老師一臂之力。

四、接辦學會 再續新篇

1989年4月，由方老師領銜申請的中國新聞史學會，經民政部批准成立。我作為常務理事參與了部分籌建工作。此后，由於經費等原因，成立大會一直未能舉行。當時，我已擔任廣播學院副院長，在一次小型會議上，方老師問我可否請廣播學院協助舉辦成立大會。我回校匯報后獲准同意。1992年6月史學會成立大會暨首屆學術研討會在廣院舉行。會議期間舉行的常務理事會上，增選我為副會長。2003年在暨南大學召開的史學會常務理事會上，推舉我為常務副會長接替方老師主持史學會日常工作，史學會秘書處由人民大學遷至廣播學院。廣播學院給史學會提供辦公場所及有關設備，並在經費上給予支持。2004年在河南大學舉行的第三屆理事會上我被推舉為會長。2009年4月3日，在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召開史學會成立20周年座談會。方老師在會上發言稱：“今天，中國新聞史學會已經成為中國新聞傳播界最負聲望、最有影響力的一個學術團體。”會后，我主持編印了《中國新聞史學會成立20周年紀念專刊》即《新聞春秋》總第12期。其中收入了賈臨清對我的訪談《傾力求真著信史 團結務實謀發展》，我在訪談中主要回顧了我接任史學會第三屆會長前后五六年間的情況。在方老師開創的史學會工作基礎上，我提出了史學會以“求真務實”作為辦會方針，在有關單位和廣大會員的支持下，繼續辦好有關中外新聞傳播史的各類研討會。如兩年一屆的世界華文傳媒與華夏文明傳播國際學術研討會（第3-5屆）等20多次。同時將《新聞春秋》打造成學會的品牌出版物，繼續編印《新聞春秋》內刊（共出總7-12期），力爭每次研討會后出版《新聞春秋》論文集一冊（共出第3-12輯），還先后在《中華新聞報》和《新聞與寫作》上開辟《新聞春秋》專欄，方老師寫了“開篇的話”。此外，還舉辦了“全國高校新聞傳播史師資高級培訓班”“紅色報刊展高校行”，在平谷開辦史學會教學研究基地。在有關高校的大力支持下，創辦了三個二級分會，進一步推動新聞傳播史的研究向縱深發展。總的來說，沒有辜負方老師的信任和委托，使史學會的影響和作用進一步擴大，為史學會的下一步發展打下了新的基礎。2009年史學會換屆，北京大學的程曼麗教授接任第四屆會長。

在參與籌建中國新聞史學會之前，1983年，我曾參與籌備召開了一次中國廣播電視史座談會，1986年夏天代表廣播學院參與了中國廣播電視學會的籌建工作。同年10月，該會成立，我為首屆副秘書長之一。與此同時，我又參與籌建了該會所屬二級分會——廣播電視史研究委員會。次年，廣電史研會成立，我任副會長，1997年接任會長。我任職期間先后召開了七次中國廣播電視史志研討會。2000年在北京舉行第五次研討會期間，我專程約請方老師到會作了《新聞史研究的歷史、現狀和問題》的報告，借以指導和提高廣電史志的研究水平。2009年換屆卸任之前，我主持編印了題為《編修廣電史志 記錄聲屏變遷》的20周年紀念冊，並採用答問形式回顧了廣電史研會20年的發展歷程和個人體會，期盼該會換屆后繼續為廣電史志研究工作作出新的貢獻。

此外，我還參與了方老師擔任學術委員會主任的中國人民大學新聞與社會發展研究中心和方老師擔任學術總顧問的北京大學新聞學研究會的工作，分別擔任委員、導師之職。與此同時，還擔任了北京廣播學院廣播電視研究中心相應的學術職務。

五、拓展視野 與時俱進

方老師雖然是執教專業歷史，但是他站得高、看得遠，視野開闊，能夠跟上時代潮流的發展。眾所周知，方老師是從20世紀50年代研究報刊史起步的。80年代以來，他在教學中將報刊史擴展為新聞史，通訊社、廣播、電視均逐步納入教學范圍之內。新世紀以來，又將新聞史擴展為新聞傳播史，使專業史的教學適應了新聞傳媒發展的需求。與此同時，他在專業報刊和研討會上，大聲疾呼，要重視和開展新聞史的研究，並從理論上闡述“新聞史是歷史的科學”，進而及時總結新聞史研究的成果，提出“多打深井，多做個案研究”的研究方向，對推動新聞史的研究發揮了積極推動作用，在新聞學的研究中一枝獨秀。

從20世紀末起，方老師在新聞史的研究中特別關注我國新聞教育發展的歷史。1998年，北京大學建校100周年之際，他提出1918年北京大學新聞學研究會的成立標志著中國新聞教育和研究的開端。記得當年10月，在中國記協召開的中國新聞教育80周年座談會上，方老師就此做了發言，與會同志聽后深受啟發。在場的北大校領導表示北大應重辦新聞教育。2001年北大新聞與傳播學院成立。2007年北大恢復新聞學研究會，由時任校長兼會長，方老師被聘為學術總顧問。

國務院學位委員會首屆學科評議組是1981年組建的。當時復旦大學王中教授作為新聞學方面的唯一代表，起初參加法學學科評議組后轉入文學學科評議組。1992年起方老師繼王中之后成為第三屆學科評議組成員。按照當時的學科目錄，共有12個學科門類，在文學學科門類中有三個一級學科即中國語言文學、外國語言文學和藝術學，新聞學當時列為中國語言文學內與中國現當代文學、中國古代文學、語言學、現代漢語、漢語史並列的二級學科。由此可見，新聞學的學科地位是比較低的，與當時蓬勃發展的新聞教育是很不適應的，1996年國務院學位委員會辦公室發出調整一級學科設置的有關通知。趁此良機，方老師在文學學科評議組內提出將新聞學提升為一級學科的建議，獲得文學學科評議組的積極支持，將書面報告呈送學位委員會。與此同時，復旦大學丁淦林教授作為教育部社會科學咨詢委員會中唯一的新聞學方面代表也積極建議提升新聞學學科地位。我當時作為廣播學院分管教學科研的副院長，在收到學位辦的文件后，也組織有關部門和教授論証此事，除上報學校建議將新聞學學科提升為一級學科的意見外，我還以個人名義致函國務院學位辦，提出將新聞學學科列入一級學科的建議。

1997年，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教育部頒布的“學科專業目錄”中，將新聞學提升為一級學科，定名為“新聞傳播學”，下設“新聞學”與“傳播學”兩個二級學科。同時在組建第四屆學科評議組時，首次成立“新聞傳播學學科評議組”，方老師為評議組召集人，丁淦林教授和我為評議組成員。我們制定了新聞傳播學一級學科和有關二級學科的簡介。我們三人均為從事新聞史教學研究的人員，同時成為評議組成員並非偶然，這與當時新聞學科內新聞史的教研成果和影響較為突出是分不開的。此后，新聞傳播學教育發展邁上了新的台階，更加繁榮興盛。方老師作為學科帶頭人的貢獻，功不可沒。

受方老師上述活動的啟發和影響，我由於教學和行政工作的需要，一方面關注新聞學教育與研究的發展，在中國新聞教育和研究80周年、90周年之際，獨自或與有關同志合作撰文，評述中國新聞教育和研究的進展，同時特別就我國廣播電視教育的起始和發展，廣播電視研究和廣播電視學科建設撰文提出自己的觀點，提出在新聞傳播學一級學科內增列廣播電視學為二級學科的建議。總的來說，也跟上了時代發展的步伐，適應了新時期廣播電視教育發展的需求。2010年11月24日，教育部辦公廳印發《授予博士、碩士學位和培養研究生的二級學科自主設置實施細則》。有關高校據此《細則》規定，可在新聞傳播學一級學科內自主設立廣播電視學為二級學科。至此，廣播電視學的學科定位問題終於告一段落。

六、深受教益 彌久益新

回顧幾十年來與方老師的交往，除上述幾個方面外，感觸最深的還有以下三點。

第一，“自己動手找廣播史料”。20世紀60年代初，我剛剛接受廣播史的教學任務，一時茫然，不知從何處著手。首先想到重返母校。我一方面再聽人大新聞系開設的新聞史課，一方面向方老師請教從何處著手搞廣播史。記得方老師說，廣播史我沒搞過，但它與報刊史一樣，都是“史”字類的課，搞史要從收集整理史料開始。報刊史料我這裡有，但廣播史料卻沒有，你要自己動手去找，不過，我可以告訴你，可以從報刊中找廣播史料。廣播方面的大事，報刊上總會有記載的。方老師這段話使我豁然開朗。“自己動手找廣播史料”，成為我從教一生的出發點和座右銘。起初，我是從我黨辦的報刊上尋找人民廣播史料，以后逐步擴展到各類有關報刊和圖書檔案中尋找民國時期各種官辦、民辦乃至外國在華辦廣播的史料。為使散見於各處的廣播史料能夠保存下來，讓更多的人看到、利用起來，發揮作用，“文化大革命”前我主持編印了《中國人民廣播史資料》（上冊），改革開放初期，又編印了《中國廣播史料選輯》（五輯），這些都是內部出版。20世紀80年代以后，我先后參與編印公開出版的廣播史料有《解放區廣播歷史資料選編（1940—1949）》《舊中國的上海廣播事業》，新世紀以來出版的有《中國現代廣播史料選編》《日本侵華廣播史料選編》和《中國抗戰廣播史料選編》（待出）等。每本編印出版后，我都呈送方老師作為匯報，聽取他的意見。正是在上述廣播史料的收集、整理、編印過程中，我逐步開始了如前所述的從撰寫單篇文章起步走向著書立說的研究過程。

第二，既肯定成績，又指明不足。20世紀80年代初，在多年單篇文章積累的基礎上，在校內外多次講課的同時，我將“中國廣播簡史”的初稿陸續在《北京廣播學院學報》上連載發表。后經補充，以《中國現代廣播簡史》為名內部出版，供校內使用，同時呈請方老師指正，並為公開出版撰序。1987年12月，該書正式出版，方老師在序言中，既肯定該書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比較系統、全面地論述1923—1949年間中國廣播事業發展的專著”“填補了中國廣播史研究的空白，豐富了中國新聞史的內容”，同時又指出該書“在探討廣播事業發展規律，總結歷史經驗等方面還有不足之處”。正是方老師這一番語重心長的指教，使我明確了下一步的努力方向。新世紀之初，我作為《中國廣播電視通史》的主編，為了彌補方老師在《簡史》的序中指出的不足之處，我在《通史》的每章之后都有一段未標明“小結”的小結。在上下卷即民國時期的廣播事業和新中國的廣播電視事業（至2000年）的書末各有一篇結束語。小結和結束語分別對每個歷史階段及民國時期和新中國的廣播電視發展的特點作了扼要的探討和歷史經驗的總結，聊補《簡史》的不足，同時也是對方老師期盼的回復。

第三，大力倡導、發揚協作精神。20世紀80年代初，我應廣西大學梁家祿同志的約請，參加了他倡議編著的《中國新聞業史》（古代—1949）一書。參加該書撰稿的還有暨南大學的鐘紫、韓鬆同志。1981年7月，我們四人齊聚北京，商討編書事宜。同時參加了中國社科院新聞研究所和北京新聞學聯合會召開的中國新聞史研究與編寫工作座談會，聽取對編寫該書的建議和意見，並約請新聞所副所長、著名書法家謝冰岩同志題寫書名，請方老師撰序。1983年全書基本定稿，我們四人約定次年春天在暨南大學作最后校閱以便付印。孰料天不與時，1983年11月梁家祿因公逝世，韓鬆調離暨大，鐘紫年邁有病。校閱工作隻能由我一人承擔。1983年3月，我完成任務后寫了幾句話作為“校閱后記”。當年該書出版，1987年又重印一次。

方老師在1982年7月為該書寫的《序言》中（據考証這是方老師第一次為他人著作撰寫序言），特別稱贊該書是“建國以來公開出版的第一部由協作產生的新聞史教材”“協作精神在任何時候都是值得提倡的。《中國新聞業史》的編寫工作，在這方面為我們開了一個好頭，提供了不少有益的經驗”。此后，方老師率先示范，在《中國大百科全書》（第一版）新聞卷、《中國當代新聞事業史》《中國新聞事業通史》和《中國新聞事業編年史》等幾項大的工程中，參與人員都發揚了他倡導的協作精神，出色地完成了各項任務。我也效仿方老師的做法，在《中國廣播電視通史》《廣播電視辭典》和《中外廣播電視百科全書》等工作中，積極提倡協作精神，較好地完成了各項任務。

20世紀90年代以來，方老師和我先后獲得了國務院頒發的政府特殊津貼、“共和國60周年傳媒影響力人物”和中國新聞史學會“終身成就獎”等榮譽稱號，被評為全國優秀博士論文指導教師。

注 釋：

①本文中有關方老師的事跡，均參見劉泱育著《治學與治己：方漢奇學術之路研究》（中國書籍出版社，2013年版）和《方漢奇傳》（江蘇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特致謝意。

（作者為中國傳媒大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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