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網北京12月14日電 改革開放即將迎來40年，人民網傳媒頻道特別邀請一批有豐富基層採訪經歷的資深老記者，回顧親身經歷，為網友講述改革開放近40年來的真實故事。“‘改革·印記——看中國發展’老記者訪談”今日推出第三期，邀請著名軍事記者、新華社解放軍分社原社長、解放軍電視宣傳中心原副主任賈永與網友在線交流。
以下是訪談實錄：
主持人：我第一次知道賈永老師，是高中語文的一篇文章叫《飛向太空的航程》，那時候老師說這是一篇典范的新聞佳作，現在看到您像從書中走出來的嘉賓一樣。我知道您不僅是作者，又是軍人，您是哪一年參軍的呢？
賈永：80年。當時南部邊疆一次大的戰斗剛剛結束，我就參軍了，我的部隊就在最前沿的邊境線上。
主持人：在戰線上參軍了。那是什麼時候開始從事記者工作的呢？
賈永：從參軍第一天起就開始參加記者工作。因為我在當兵之前還有一些文字基礎，比如在地方的刊物發過一些作品，部隊那時候很重視這個工作，就叫我去從事新聞，寫身邊的戰友，我當兵第一年登了18篇稿子，當時還有一點小轟動。
主持人：對於軍事記者，大家或多或少會覺得有些神秘，您在日常的工作狀態一般是什麼樣的？
賈永：軍事記者沒有什麼神秘的地方，它也是和我們在座同仁一樣，採訪、寫作、寫稿，拍攝等等一些。如果有什麼特殊的話，只是報道對象有特殊，報道的對象都是軍人。我們軍事記者多了一些危險性而已。
主持人：遇到戰事的時候大家往后撤，隻有戰士和軍事記者往前沖。
賈永：肯定是這樣的，軍人是兩種狀態，那就是戰爭和准備戰爭，戰爭就不用說了，現在和平時期，戰爭少一點，就是我們的和平時期，我們危險時刻、危難關頭，總有軍人往前沖。所以說，作為軍事記者就在現場，大家也可以看到，蘆山地震也好，汶川地震也好，我當時都在現場，幾十個記者，包括新華社、人民日報和央視的記者都在現場。當余震來臨，泥石流來臨，什麼人往前沖？有兩種人，一是記者，二是軍人。在世界各國職業的危險系數調查中，排行榜經常有變化，始終兩種是不變的，就是危險系數最高的，其中肯定有軍人，這是毫無疑問的，世界都是這樣，還有一種是有記者，當然有時候有礦工、公安等等。但是這兩種，軍人和記者這兩種是永遠沒有變過的。
軍事記者既是軍人，又是記者，雙重的因素決定了一名優秀記者的工作狀態簡單而又干脆：也就是，時刻准備出發，時刻迎接挑戰，時刻投入戰斗！
主持人：您參加過一系列重大軍事行動、重要軍事活動和軍隊重大典型的報道，採訪中有沒有一些讓您印象特別深刻的事和人？
賈永：我1980年參軍。可以說，基本上經歷了改革開放的全過程，見証了這一時期我們國家、尤其是我們軍隊的發展變化，也見証了我們的軍人在改革開放過程中的求索和陣痛。我參軍之初在前線部隊服役，一場戰斗下來，我所在的部隊就犧牲了150多人，幾乎都是十八九歲的小伙子，年輕到連愛情的滋味都沒有嘗過。打完仗不久，隨著國家工作重心的轉移，我軍開始百萬大裁軍，沒有當過兵的人，是很難理解脫下軍裝時的感受的，但是，面對走與留，沒有人有任何的怨言。
從2015年起，我們軍隊又開始進行史所空前的整體性、革命性變革，自然也涉及到了一些部隊、一大批軍人，同樣，大家都是以國家利益、以軍隊利益，以整體利益為重。有這樣一支部隊，27軍，這是當年陳毅、粟裕麾下的一支英雄部隊，渡江戰役、解放上海的主力部隊，抗美援朝戰場上，曾經殲滅美軍王牌“北極熊團”，“北極熊團”的軍旗現在就在咱們的軍事博物館。本來，27軍軍部在石家庄，由於調整改革，要移防山西太原，一聲號令，千軍萬馬，一夜之間就離開了駐防了47年的石家庄。什麼叫聞令動，什麼叫動若風發，什麼叫無私奉獻，這樣一支部隊，這樣一批軍人就是一個縮影。
在這次的軍改中，有的離開繁華都市來到邊陲小城，有的告別父母妻兒走向陌生遠方，隻要改革需要，打起背包就出發﹔無論是轉業退役、分流轉崗，還是高職低配、改任文職，隻要一聲令下，哪裡需要哪裡去。也正因如此，這次軍改取得了突破性進展，實現了組織形態的整體性重塑，人民軍隊體制一新、結構一新、格局一新、面貌一新。
有一位軍隊院士，叫林俊德。1964年10月14日，我國在羅布泊第一次核爆炸的關鍵參數，就是用他發明的鐘表式壓力記錄儀，准確記錄下來的。他后來參加了我國的所有核試驗，也從一名青年科技工作者成長為泰斗級的中國工程院院士。半個世紀后，74歲的林俊德被確診為膽管癌晚期，住進了重症監護室。不過，老人拒絕手術和化療，強忍著病痛不讓自己躺下來。他說，我不能躺下去……躺下去就起不來了！在他生命的最后日子，老人一直以超人的意志堅持著，把他一生積累的全部科研試驗技術資料整理完畢，直到生命最后一刻。前段時間央視播出的八集政論電視片《強軍》，由我擔任總撰稿，這幾個例子，我們都寫到了片子中。很感人。
主持人：最感人的是他們用意志、信念去堅持自己終生的事業，這讓人很感動。聽您說了之后，不僅僅覺得這個事跡很感動，在描述過程中感受到更多的細節，能感覺到從細節當中體現的意志力和信仰感，是非常感人的。
賈永：作為軍事記者，我寫過很多的軍人，他們雖然年齡各異、經歷不同，但有兩點卻是驚人的相似，那就是奉獻和堅韌。我有著將近四十年的齡，當然也清楚我們的軍人哪裡柔軟哪裡脆弱。想家的日子，母親的一聲牽挂，會讓我們熱淚盈眶﹔思念的時候，女孩的幾句問候，會讓我們激動萬分﹔即便穿著軍裝行走在大街上，陌生人一個友好的眼神，也會讓我們油然間生發出作為軍人的自豪。沒錯，軍人強大而又堅強，但正因為強大所以也脆弱，正因為堅強所以也柔軟，正因為付出的太多所以更加渴望被關愛被理解，而不被理解的時候，隻能大度地唱一句：“什麼也不說，祖國知道我……”
主持人：真的很希望通過像您這樣的軍事記者去報道他們的事跡，軍人可以說是默默閃光的星星，需要軍事記者把他們身上的灰塵都擦干淨，重新閃耀在大家的眼前。
賈永：也許是遠離戰火太久太久，生活在和平歲月裡的人們，似乎已經很少關注到身邊的軍人。打開電視機、登上互聯網，我們常常看到的是小鮮肉們賣蒙，是選秀節目裡的狂歡，是影視明星們的家長裡短，甚至是一些富豪的斗富比拼……我並不排斥公共媒體平台上的娛樂與狂歡，這畢竟是今天越來越好的生活的一部分。我們也都年輕過，深知追星是年輕人的天然愛好。只是，除了歌星影星，我們的社會，我們的時代，還有許許多多的星，在默默閃光。他們，就包括我們的軍人。
主持人：從一位邊防戰士到軍校學員再到新華社高級記者、解放軍分社社長，您可以說是新時期軍事記者的代表，從個人的成長與採訪經歷來看，您覺得成為一名優秀的軍事記者，需要具備哪些素質？
賈永：我是從邊防前線的陣地上走上新聞之路的。我曾經寫過一篇文，標題叫做《十個關鍵詞決定記者能走路多遠》，這十個關鍵詞是：正義、勇敢、親民、公正、律己、敏銳、求實、創新、超前、博學。
我認為，無論時代如何變幻，這十個方面都是決定記者成功的關鍵。而能否秉承這些詞匯之所指，也就成了檢驗一名記者是否優秀的試金石。
記者，歷來就是先進技術的最先使用者。如今，新聞傳播手段也與今天戰爭形態一樣，步入了信息時代。未來的軍事記者尤其是戰地記者，就像一個智能化的“未來戰士”，自身就是一個新聞發布機構。但可以預料，不管戰爭形態如何發展，不管記者的裝備如何更新，戰地記者的三項基礎要素必須具有。第一，必須具有無畏的精神。隻有擁有了這樣一咱精神，才能直面死亡、敢於犧牲，也才能夠從危險的戰場上獲取新聞。遠離第一現場的人，永遠成不了優秀記者，更成不了優秀的軍事記者。第二，必須具有堅韌的意志和強壯的體魄。有了堅強的意志，才能百折不撓﹔有了強壯的體魄，才能應對艱險。記者是書生，但戰地記者不能是文弱的書生。第三，必須具有以人為本的博大情懷。一個正義的記者，應當熱愛和平、心系和平、向往和平。這就意味著，不能因為自己靠近戰場，就去肆意渲染戰爭，不能因為深入了戰場，而去贊美殺戮。一個負責任的軍事記者，他的筆、他的鏡頭、他的鍵盤，永遠屬於正義與和平。
新聞界一個最重要的獎項是“范長江新聞獎”，以著名的記者范長江的名字命名的，大家知道他是著名記者，很有名，他的前身是青記的發起人之一，他有一個很重要的經歷，他是南昌起義的參加者，18歲，從他的老家四川內江，參加了南昌起義。毛主席后來談到，中央留在陝北靠文武兩條線指揮全國的革命斗爭，武的一條線是通過電台指揮打仗，文的一條線是通過新華社來指導輿論。解放戰爭，我們涌現出幾個有名的軍事記者，穆青、華山、劉白羽，劉白羽，大家知道他寫三峽的一些作品，寫到當年的課本當中，穆青的焦裕祿也寫在課本當中，那段血與火的戰爭經歷是他們一生中最具光彩的。
主持人：每個時代都應該擁有屬於這個時代的經典，您認為在中國當代新聞事業的語境下，如何才能打造出精品力作、創造出為這個時代受眾所歡迎乃至被歷史所銘記的經典作品？
賈永：美國著名記者奧爾曼有過這樣一段有名的話：真實客觀的新聞不僅要准確記錄下事實，而且要准確表達出事件的意義。這樣的新聞不僅在當時令人信服，而且足以接受時間的考驗。10年、20年、50年后，這些新聞報道仍然能為有關事件提供真實而睿智的鏡鑒。
有人說，新聞是易碎品。誠然，確有許多的新聞報道，連同它們所報道的事實，常常被歷史的塵埃所湮沒。但，總有一些新聞作品，仿佛皇冠上的寶石，雖久歷風雨卻依然閃爍著璀璨的光澤。
每個時代都有記錄這個時代的經典。當我們追憶鄧小平離去的那段悲痛的日子，我們自然會想到新華社的《在大海中永生》﹔當我們回顧改革開放最初的艱辛，我們會從人民日報的《中國改革的歷史方位》和經濟日報的《銅凌，醒來！》中找到生動的記錄。同樣，當我們反思1987年的大興安嶺特大火災，我們會記起中國青年報的“三色”報道……
縱然“有一千個讀者就有一千個哈姆雷特”，但這並不妨礙我們為經典作品或者說精品力作來下一個比較貼切的定義。所謂精品力作，就是質量上乘、獨創性強、影響深遠的新聞作品。它至少包含三重要素：一是作者付出新辛勤勞動，二是作品質量上乘獨到，三是社會影響廣泛深遠。分析中外新聞史上的名篇佳作，可以發現這樣一個共同規律，那就是幾乎所有的經典，都具備以下三個或至少具備其中一個鮮明特性：時代性、規律性、創造性。
我個人認為，一名記者如果有採寫精品力作的追求的話，至少應當從這幾個方面努力，一是發現力，沒有發現就成不了好記者﹔二是聯想力，沒有聯想，就成不了大記者﹔三是思考力，沒有思考，既成不了好記者，更成不了大記者。當然，與發現相比，這種思考與聯想更加艱苦。但一旦有了發現又有了聯想，你肯定會寫出不一樣的作品來。所以，我出去講課講得最多的就是新聞方法論。一旦掌握了這種方法論，我們也就到了自由王國了。這些年，網絡的便利使得很多年輕記者忽視了採訪的重要性，打個電話就算採訪了，甚至靠第二手第三手材料寫稿子。可以說，這樣的記者決不會是優秀記者。
習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對我們很有啟發。總書記說，“文藝工作者要想有成就，就必須自覺與人民同呼吸、共命運、心連心，歡樂著人民的歡樂，憂患著人民的憂患，做人民的孺子牛。對人民，要愛得真摯、愛得徹底、愛得持久，就要深深懂得人民是歷史創造者的道理，深入群眾、深入生活，誠心誠意做人民的小學生。藝術可以放飛想象的翅膀，但一定要腳踩堅實的大地。文藝創作方法有一百條、一千條，但最根本、最關鍵、最牢靠的辦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我想，文藝工作者如此，新聞工作者更是如此。
主持人：就像您剛才說的，一個記者一定要有一雙發現新聞的眼睛，還要有不怕艱苦的想象力，還要有不怕辛苦的思考力，才能夠做好一個好記者。剛才說到一句話，同呼吸共命運，其實在現在的時代背景下，我們必須要同呼吸、共命運。因為現在處一個全媒體時代，人人都有麥克風，每個人都可以作記者。現在有一個很大問題是，怎樣才算是一個好記者，或者跟大家相比，我們怎樣做一個職業記者。
賈永：我有一種觀點，新媒時代，一方面降低了從業門檻，但另一方面也提高了從業門檻，這看似“二律背反”，其實是真實的存在。現在開公眾號的自媒體人眾多，其中最優秀的還是從傳統媒體真正轉身過來的那批。這一點，我同意騰訊網前總編輯王永志的觀點，那就是“泛媒體人永生”。我也辦了一個公眾號，叫做第一軍情，2016年5月23日上線運行，到今天正好是一年6個月又20天，在今日頭條平台有324萬粉絲，總閱讀量超過了20億。說實在的，辦新媒體不容易，但也很刺激。因為它不像傳統媒體那樣，傳播效果由單方面評判決定。新媒體的傳播效果如何，完全是網民說了算，當場就通過大數據表現出來。這給傳播者帶來了壓力，當然是一種動力。但在新媒體環境下，渠道已經不屬於我們的了。這就好比超市，房子已經由網絡商搭建好了，我們這些媒體和媒體人隻不過像商品供應商一樣，把新聞、把評論，把其他的新聞產品放在人家的貨架上。我們對渠道無能為力，但我們可以把我們的產品做得更好。
我有一種判斷，在新媒體傳播平台上最活躍的，依然是那些在傳統媒體時代優秀且能夠徹底轉型的那批人。那麼，我們的優勢在哪裡？就是我們的調查力和判斷力。我們的優勢體現在的調查研究上。我個人認為，深度報道永遠不會消失，因為人們永遠需要了解真相。新媒體的碎片化只是一種表現形式，碎片化不僅同樣需要深度報道、而且也能夠深度傳播。當然，深度報道也需要適應碎片化的傳播要求和閱讀方式。
主持人：隻要關注您的公眾號，就會彈出三個關鍵性的短語，第一是及時的報道，第二是權威的分析，第三是深度的評論，剛才通過您的表述，應該是我們再追求第一個短語的同時，還是要更多的追求第二個和第三個更高層次的追求，那就是深度報道。
賈永：沒錯，我同時認為，真正給深度報道或者說給傳統媒體帶來的挑戰，是我們今天依然面對的事實上的新聞封鎖，同時又面對著新媒體時代的信息混亂，探求真相甚至越來越困難。比如說，這兩年的幾起熱點事件，到今天真相也是模糊的。在利益的驅動下，企業乃至一些政府部門竟然都在隱瞞真相甚至制造假象，而眾多的自媒體、新媒體不作深入調查隻管搶速度抓住眼球，所以，我們常常看到一個事件有多個消息源，霧裡看花，難分真假。另一方面，年在社會轉型期，甘於做深度調查的記者越來越少，善於炒作和運作的記者卻越來越多，有的甚至為了蠅頭小利有意遮蔽真相。
但是我們向善向好的記者還是很多的。比如說我們每年中宣部組織的新聞下基層，人民日報的記者，新華社的記者，央視的記者，有很多感人的報道。比如前兩年央視做了新疆塔什庫爾干的孩子，記者找這些孩子，為了上學，這樣的報道很轟動，人民日報報道也很多，前一段新華社寫老科學家的報道也很多，人民日報寫羅陽的報道也很多。但是所有這些好作品，都是來自於記者的艱苦採訪，都是來自記者深入的思考。
我小時候喜歡看文學作品，當年看柳青的《創業史》，當年很有名，當時國外很多作家來，首先點名要看柳青的《創業史》，這是一個老的長篇小說。柳青后面成為了領導干部，為了寫《創業史》，領導干部都不當了，到一個小地區去，一住就幾十年。路遙的《平凡的世界》，也是靠生命寫出來的。總書記也多次提到路遙，他在陝北插隊，和路遙有接觸，用心來接觸。
我們正處在一個深度變革的時代，但是我們不僅沒有巴爾扎克那種文學作品，連柳青當年的《創業史》和路遙的《平凡的世界》那樣的作品也幾乎沒有了。因為我們的作家已經很難像當年柳青那樣在農村一待就是幾十年，也很難做到像路遙那樣用生命來寫作。
汶川地震的時候，我當時是新華社解放軍分社社長，我反復要求我們的記者紀錄災區人們的生活狀態。不要像當年的唐山大地震一樣，等到過了十年再由作家去補記、去重構歷史。我一直認為，新媒體不過是一個變量而已，今天我們有網絡，有移動客戶端，但過不了多少年肯定還會有新的載體、新的平台和新的渠道。在科技飛速發展的時代，這種變化與更迭加快了。一家媒體或一種傳播形式會淘汰，但真正深度報道和真正的媒體人是不會被淘汰的，問題是你和你的報道得足夠優秀。我們最初看到媒體記者出身的白俄羅斯作家阿列克謝耶維奇的非虛構作品奪得2015年諾貝爾文學獎，感到吃驚，噢，這樣一種作品也能獲諾獎，但我們想過沒有，她在採訪方面下過多少功夫，我們做得到嗎？或者說，我們想過這樣採訪嗎？2015年記者節，一家媒體讓我談談今天我們怎樣當記者。我寫了這樣一段話：第一現場我們到不了了，現場任何一個有手機的人都可以發布新聞﹔第一時間我們搶不到了，成千上萬的人可以即拍即傳，而我們依然還有如此多的關口和程序﹔真相我們越來越難以接近了，這些年有多少事件被人為掩蓋波橘雲詭，縱然官方公布了真相，受眾卻幾乎早已接受了民間輿情;一個事件多種解讀，彼此交叉，真假難辨。當技術助推了傳播，當傳播已不是專利而成了大眾行為，作為記者的我們還能干些什麼？顯然，我們遇到了挑戰，並且這種挑戰早在互聯網普及的那一天就開始了，移動互聯網技術的普遍運用，又加速了這種挑戰。人們獲取新聞的方式已經被巔履，所以曾經風光一時的都市類報刊開始斷崖式垮塌，所以曾經牛氣沖天的諸家衛視不得不靠幾檔移植來的娛樂節目度日。但太陽照常要升起，隻要新聞不死，職業新聞人還得在路上！
主持人：當下新的技術手段和傳播模式層出不窮，您如何看待技術對記者這一職業及其對媒體的影響？
賈永：其實，前面我已經部分地談到了這個問題。技術改變傳媒，當今時代，哪一方的傳播手段領先、傳播理念先進、傳播能力強大，哪一方的思想文化和價值觀念就能更廣泛地流傳。既然新媒體已經成了信息傳播的主渠道和主陣地，那麼，惟有在擁抱新媒體的過程中浴火重生、鳳凰涅槃。否則，你隻有被這個時代所淘汰。這一點，不會因我們的好惡，更不會因我們的意志而轉移。所以，總書記多次強調，要“把網上輿論工作作為宣傳思想工作的重中之重來抓”。他在視察解放軍報指出：“讀者在哪裡，受眾在哪裡，宣傳報道的觸角就要伸向哪裡，宣傳思想工作的著力點和落腳點就要放在哪裡。”
主持人：談到軍事新聞，很多人可能會覺得距離我們生活有點遠，軍事新聞報道尤其是典型人物的報道，如何才能更好地貼近受眾，把報道寫得生動而又鮮活？
賈永：新聞報道中最難寫的體裁是什麼？人物。我們的人物報道包括部隊的典型人物氣道有過成功的經驗，也有值得反思的教訓。教訓方面最重要的一點就太高大上，甚至是高大全，不夠接地氣。任何一個社會、任何一個時代都需要典型的引領，都需要榜樣的力量。問題是，我們不能把典型寫的不食人間煙火，事實上也不是這樣，只是我們的記者用自己的取舍把他這樣塑造了而已。好像不說大話就不是典型，普通人就成不了榜樣一樣。
我剛才提到，人們通常把新聞報道稱為“易碎品”。的確，有些新聞作品連同它所報道的事物一起，常被無情的歲月長河吞噬。但不可否認，更有許多新聞作品雖歷經時間的推移，卻依然閃爍著絢麗的光彩。即使是一段多次被人報道過的歷史事件，也能夠挖掘出它鮮活的那部分事實，以及蘊含於事實之中的理念與精神。比如，著名影片《集結號》，就產生於一個真實的故事，它最早刊登於河北省的一家地方媒體。和平時期的軍事報道，更加需要努力超越軍事報道本身，著眼於英雄主義、崇高、美、愛這些具有超越時空、國界和民族的概念，喚起人們更高層次、更深意義上的追求和思考。
今天的傳播手段更加多樣，人們的價值追求也更加多元。問題在於，我們的典型報道遇到的挑戰還不僅僅在於這些，我們的典型長期以來被付加了太多典型事跡之外的東西，被貼上了太多不該有的標簽。不僅思想性不夠、新聞性不夠，而且故事性不夠、平民視角也不夠。不用說在新媒體時代，就是在傳統媒體時代，一些典型宣傳的真實效果恐怕也是讓人懷疑的。
我原來也一度認為資本主義國家沒有典型報道，其實，他們對於英雄的報道不就是一種典型報道嗎？比如1982年的美國《讀者文摘》新聞名篇《冰河英雄》等。2001年，我到美國訪問時，看到了電視中播放的一則新聞，由於幾戶人家眷戀山區的生活，一位郵差30年如一日攀山越嶺為他們送郵件。郵差的故事簡直就是中國先進典型王順友故事的美國版。盡管美國的新聞教程中沒有典型報道一詞，其實這就是美國的“典型報道”。它也說明，主流傳播在全世界都是被高度重視的。
與優秀的作家、編劇一樣，高明的記者並不在自己的新聞作品中“發號施令”，他們常常把自己對生活的看法化為“潛台詞”，他們的報道只是心平氣和地向讀者提供一個又一個經過選擇的、真實的故事。正是在這種潤物無聲的過程中，有效地傳達了記者的理念。這種“藏而不露”，實際上體現了一種境界。
主持人：您1989年進入新華社工作，從事軍事報道將近30年，獲得過“范長江新聞獎”，並當選全軍英模大會代表，新聞作品曾多次獲得中國新聞獎或全國好新聞獎，回顧自己的記者生涯，有哪部作品或者採訪經歷是讓您最為驕傲和自豪的嗎？
賈永：說真心話，作為軍事記者我有過一些有意義的採訪經歷，比如，我參過戰，我見証過一些重大的軍事行動，也到了中國幾乎所有最艱苦的地區，我為我們的軍人而自豪，更為我們這支重整行裝再出發，實現了政治生態重塑、組織形態重塑、力量體系重塑、作風形象重塑，在中國特色強軍之路上邁出了堅實步伐的人民軍隊而自豪。但是，就我的新聞作品而言，似乎還沒有任何值得自豪和驕傲的地方。我一直想寫一個軍人，就是像古代的衛青、霍去病、周瑜，像淮海戰場上的粟裕將軍那樣的軍人，自信而儒雅，面對信息化的戰爭胸有成竹，“談笑間檣櫓灰飛煙滅”。說實在的，還沒有找到這樣一個人物，或者說一個群體。我認為，軍人有三重境界，敢戰、 善戰、勝戰，最高標准是勝戰。有漢一朝，正是衛青、霍去病等一代名將大力推行並躬身實踐的軍事變革，使原本並不善騎射的中原將士縱橫馬上。“遠飛者當換其新羽”。武帝一朝的崛起，關鍵原因在於軍事上的強大，而軍事上的強大，又源自於一批優秀將領引領時代的浩蕩變革。
主持人：改革開放近40年，中國軍隊正在和越來越開放自信的中國一樣，備受世界關注，當下我國軍事新聞的國際傳播處於一種什麼樣的狀況？這些年我國軍事新聞國際傳播話語權在哪些方面有了明顯提升？
賈永：前幾年，我和我的同事做過一個課題，《中國軍隊海外媒體形象調查》，14萬字，涉及20000多組數字。也正是這樣一個課題的誕生，推動了國防部發言人制度的建立和軍事外宣工作的進一步拓展。中國是一個負責任的大國，我們的軍事力量正在穩步走向世界，中國軍隊正在維護世界和平中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與此同時，一方面，一些西方國家不遺余力地對我們進行負面宣傳甚至是妖魔化宣傳﹔另一方面，我們的國際傳播還有很多需要加強的地方。因此，雖然我們的軍事新聞國際傳播話語權已經有了一些明顯提升，這表現在中國軍人在國際舞台上越來越自信，我們的國防部發言人越來越受歡迎，我們的軍事專家在國際性會議上越來越被關注，同時，我們也應客觀地看到，我們的國際傳播的基本面沒有質的變化。在更大范圍內傳播和塑造中國軍隊和中國軍人的形象，依然任重道遠。
主持人：明年就是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周年，您的新聞生涯陪伴和記錄著我國改革開放的重要歷程，請問您如何評價這四十年。
賈永：歲月匆匆，轉眼間，馬上就要迎來改革開放40周年，40年改革開放，最重要的就是解放和發展了生產力。我們的國家沿著由大向強的目標一步步富了起來，並且正在強大起來。有人說，機遇，是隱藏於歷史之途的神奇鑰匙。固然，機遇是一種稀缺品，但更為稀缺的是發現機遇的眼光與把握機遇的能力。沒有機遇值得遺憾，而有了機遇而不知道把握則更令人惋惜。值得慶幸的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把握住了重大歷史契機，順應了浩浩蕩蕩的時代潮流，在偉大復興征程上實現了關鍵一躍。中國夢，離我們越來越近了。
人民軍隊的力量來自改革創新，人民軍隊的勝利來自改革創新。人民軍隊成長發展史，就是一部改革創新史。軍事領域是競爭和對抗最為激烈，也最需創新精神的領域。所以，習主席明確指出，前進道路上，人民軍隊必須勇於改革、善於創新，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永不僵化、永不停滯。
恩格斯在他的《論權威》一書中曾這樣形容，一艘在暴風雨中航行的大船，要想披波斬浪、行穩致遠，最關鍵靠擁有絕對權威的優秀船長掌舵領航。歷史証明，最高統帥的政治決心是軍事改革成功的決定性因素。夢想在召喚。在習主席的領導下，我們軍隊的改革事業，在紀念改革開放40周年的時候，一定還有更加偉大的收獲。
主持人：軍事記者離我們來說的話是挺遙遠的，但是今天坐下來聽聽他們的故事，會發現特別接地氣的責任感和使命感，非常感謝像賈社長為代表的軍事記者，讓我們看到更多默默奉獻、默默閃光的星星，希望通過今天的節目或者其他更多的了解，大家以后能夠更加關注軍人，更加關注軍事記者。
賈永：我想隨著傳播力越來越強，隨著以人民網為代表的網絡媒體的發展，隨著我們中國軍人走向世界的步伐越來越快、越來越堅定，不但是我們的人民群眾越來越理解、越來越關心我們的軍隊，我們的軍人，整個世界也會越來越關心、越來越關注和平的中國和和平的軍隊。
主持人：非常感謝賈社長今天的分享，感謝您，也感謝各位網友的收看，我們下期再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