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00后女孩在加拿大留學期間迷上映客直播，3個月內打賞男主播65萬多元，其母起訴映客直播的經營企業要求退錢，但一審敗訴。法院認為，雖然母親稱映客號是女兒偷偷以其名義開設，並通過其名下的微信、支付寶私自消費，但証據不足，法院不予支持。

　　近兩年來，各地曝出未成年人高額打賞網絡視頻主播的行為並不鮮見。今年2月，上海一位13歲的小女孩偷偷用媽媽的手機給網絡主播打賞，2個月花掉媽媽25萬元存款﹔今年6月至9月，江蘇省徐州市一名高二學生，為了打賞屏幕背后的主播，先后從母親的卡上劃走40萬元。

　　公開調查報告顯示，每10位直播用戶中就有1位青少年，他們為了可以和主播更好地互動而進行打賞。於是，一方面是一種不能為家長所理解的“滿足感”，不斷挖掘出未成年人的“打賞潛能”，使他們在打賞的道路上越走越遠﹔另一方面是知道真相后的父母對孩子的這種行為百思不解，捶胸頓足卻又面臨追責難。比如第一個案例中的女兒，直到面臨媽媽的怒斥也並沒覺得有何不妥，表示“自己身邊多位在加拿大留學的同學都在看直播，打賞主播”。

　　父母和孩子間交流缺失造成的認知割裂，已成為直播平台屢屢得手的原因所在。這些年，隨著家長對孩子學業的重視，很多孩子在學習的路上一路狂奔，對標的都是“別人家的孩子”。尤其是經濟條件越好的家庭越重視教育，小小年紀就要學很多科目，甚至獨自一人當留學生。在這個過程中，孩子收獲的心理認同並不多。很多未成年人提到，被打賞的主播都是溫柔、善解人意的，如果你花的錢多，還能跟他對話。這樣的滿足感看似匪夷所思，但卻是孩子需要的。

　　從某種程度上說，主播們之所以能收獲巨額打賞，也是摸清了觀眾的情感需求。筆者曾和一位需要上夜班的90后聊過這個話題。作為一位月入8000元的白領，他每個月也會花1000多元購買虛擬禮物送給深夜聊游戲或是動漫的主播﹔他的一位朋友每月到手4000元左右的收入，幾乎全都用來買虛擬禮物﹔還有一位家境更好的朋友，人在美國讀書，但已在購買禮物上花掉了六位數的費用。他們埋單的本質，是覺得主播也是一份工作，也是用自己的時間給予陪伴。而價值幾元、幾十元以及五六百元不等的虛擬禮物，不僅完成了視頻內外的連接，也讓觀看者建立起彼此的最初印象，即通過禮物多少來認識彼此。

　　當然，直播平台也沒少動腦筋。為了刺激充值，平台大多設置了晉級光環——充值的數額會影響等級，等級越高的人去房間裡說話，就會得到更及時的“互動”﹔每逢節日，平台都會列出排名，比如“刷禮物最多的用戶排行榜”﹔有些主播甚至定出“潛規則”：刷滿多少禮物就給微信號，刷滿一定數額禮物就給手機號。

　　不難看出，年輕人打賞的背后是希望引起關注。所以，當直播平台猛打心理牌的時候，家長如果一味以一副“恨鐵不成鋼”的心境去看待孩子對主播的打賞，隻能讓彼此之間的隔閡拉大。而靜下心去聽他們的訴求，認識到孩子的需求，才有可能把他們從打賞之路上拉回來。尤其是身在海外的留學生很容易有孤寂感，在父母遠在他鄉，屏幕裡的主播卻無時無刻給予陪伴安慰的情況下，缺乏理智的“一擲千金”就更容易成為必然。

　　所以，與其說孩子不懂事打賞網絡主播，不如說他們是在用自己的方式刷存在感，獲得情感滿足。屢屢被點名的直播平台確實亟待規范，但要避免這樣的個案頻發，家長還應該重新認識並擔負起作為監護人的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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