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生門》之前，導演陳為軍的《好死不如賴活著》《請為我投票》等都以厚重、老辣的視角關注著中國人與中國社會。在接受晨報記者專訪時，陳為軍表示，《生門》雖然展現了許多家庭的困境，但作品依然充滿正能量，有著真實的母性光輝、醫者仁心，也有對中華民族的觀察，“我們探討的就是生命本真裡的東西，民族文化裡最根本的態度。”

真實的故事同樣有張力

晨報記者（以下簡稱“晨報”）：去年《生門》電影版上過院線，但在制作和處理上，劇集版和電影版有很大不同。

陳為軍：是很不同，劇集在客廳看，長度很長，可以讓一個故事很舒展，接人氣、接地氣﹔電影隻有一個多小時，對音樂、情節、節奏的要求更強烈，看的時候有儀式感。最開始這個項目做設計的時候，我先想著做劇集，所以才拍了這麼大的素材量。大家知道有部很火的美劇《傲骨賢妻》，它的故事發生在一家律師事務所，既要反映事務所裡合伙人、律師之間的事情，讓這個空間非常有代入感，同時每天都要發生一個案子、一個故事。我們做《生門》也想這麼追求，一方面通過細節、故事、人物，構建起中南醫院婦產科這個真實空間，讓大家覺得醫生、病人都像我們的左鄰右舍，同時每天都有暖心的感人的小故事。從目前看播出效果，我覺得我們的嘗試做到了。

晨報：您個人對“生門”這個題目怎麼理解？

陳為軍：這是我最不願意做的。在一般影視劇裡，創作者首先會想我要講什麼故事，有了點子以后編成故事，這樣方向非常單一，劇裡桌子上每一個道具，都是導演授意擺上去的。但一個真實的故事對觀眾的觸動非常多元，紀錄片的結局不像電視劇電影，所謂清官難斷家務事，不同角度有不同解釋。《生門》的幾十個故事串起來，我不想去引導觀眾說，有的人可能會對這部作品很討厭，但中間有個小情節戳中了他，這就夠了。

生育觀折射民族態度

晨報：從電影到劇集，觀眾對《生門》的評價很高，這是不是和生育這個題材本身有關？

陳為軍：當然，生老病死、兒童、青春期，這是我創作十幾年覺得最適合紀錄片反映也是跟每個人都會發生共鳴的話題。古人說“食色性也”。不吃，個體會餓死﹔沒有繁衍，群體就消亡了，食色是一個物種最基本維系個體和群體持續繁衍的兩個因素。尤其中國的生育相較於和西方，哪怕和東亞地區，都非常獨特，坐月子這樣的生育文化在其他文化裡是沒有的，計劃生育政策也讓中國人對生育有一些非常獨特的觀點。

我覺得要發現一個民族到底是什麼樣的，要看他們對待新生命的態度，他們怎麼迎接這個新生命的到來。一開始我們就知道，這個主題既關系到民族群體也關系到每個人。

晨報：目前我們看到的《生門》故事都比較沉重，也有觀眾覺得這裡沒有母親，隻有“行走的子宮”。您怎麼看？

陳為軍：一個人的生命意義是很多層面的，有的人要職場成功，有的人要去挑戰別人做不到的事情。既然是我們談的是“生門”，拍的是生育故事，就要認識到真正承擔繁衍后代責任的是偉大的母性。如果要反映新生代女性的另一種生命意義，其他文學和藝術作品也做得很好，那你會不會抱怨那些作品隻反映了她對職場、事業或是某類情感的追求？為什麼把女性擔負起一個族群繁衍的意義忽略了？不能這麼說。

很多觀眾尤其是沒有生育經驗的年輕觀眾，看了說不敢生孩子了。但我覺得人的心智都是慢慢在長大，說是我們民族偉大女性這麼多年積澱下來的也好，說是對生命的渴望也好，很多人都會義無反顧地走上繁衍這一步，這是人性裡的東西。

晨報：很多觀眾聯想到部分家庭隻關注孩子而不顧母親的新聞，這在您意料之中嗎？

陳為軍：我覺得，這個作品裡沒有任何一個被拍攝的人物在選擇生育時，隻看重肚子裡的孩子，對母親的生命和磨難漠不關心，一對男女也是因為愛而迎接一個新生命的到來。在拍攝的幾十個家庭裡，大家會看到人性和人情的光輝，很正能量，至於其他大家說的極端例子，有，但不是可以代表中華民族文化的一個標點，我們也沒有遇到過。

還原真實的醫患關系

晨報：《生門》中有很多出乎意料的案例，比如精神分裂的產婦，對於暴露她的形象，當時團隊有沒有爭議？

陳為軍：爭議經常有，作品都是大家互相妥協形成的。我的理解是，既然想展現一個真實的婦產科，想真實傳達中華民族的生育觀、對待新生命的態度，隻要產婦和家屬願意到我們的鏡頭裡來，願意授權分享給觀眾，我們都會記錄下來。生活不全是溫情，就是因為有了殘酷才能體會到溫情的重要，才去向愛向善。如果沒有一個坐標對比，大家永遠不知道溫情的可貴，不知道劫后余生的喜悅。我覺得這是藝術創作裡不可能回避的。

晨報：另外一個關注點在於，《生門》讓大家看到了完全不同以往的醫患關系，這一點是怎麼把握的？

陳為軍：比如說我跟你介紹，武漢有個很好的醫生叫李家福，或者媒體好人好事報道李家福，我相信很多觀眾不會認同。但看完片子就不一樣，最近還有一位女制片人告訴我，“一定要轉達給李家福醫生，我愛上他了。”大家會覺得這個醫院真好，有溫度，產科的男醫生怎麼會這麼好？我們就是很真實地拍攝，不是拍專題組織表演，醫生忙起來根本沒有時間注意鏡頭。

所以我覺得紀錄片是達成社會和諧最好的藝術表現形式。它不是某個事件發生以后對某個點和面的報道，而是一個很深的切入和滲透，全面展示這個空間，患者和醫生的理解就達成了，因為他們看到了醫生的艱難。比如我們拍一個女醫生，一直拍到最后她的孩子出生——她離預產期還有兩天的時候，還有五六台手術。李家福醫生最高峰的一天要做8台，像手術台動物一樣，幾乎沒有時間看到陽光。這種真實，讓觀眾信服，看到這個面，過去片面的醫患矛盾在這裡是不成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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