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新聞愛好者》

【摘要】2016年，被稱為我國的“網絡直播元年”，在新媒體環境下，火熱的網絡直播帶來了信息生產方式和信息傳播主體的變革。新技術帶來的新變化正在悄然影響著播音與主持行業的發展態勢和構成格局。網絡直播給播音與主持藝術專業的發展帶來新的機遇和挑戰。

【關鍵詞】網絡直播﹔播音與主持藝術專業﹔信息傳播﹔變化﹔啟示

2016年，被稱為我國的“網絡直播元年”。原本屬於廣播、電視特有的直播手段在移動互聯網的刺激下做到了“人人皆可直播”，以移動社交為訴求、“放權”給個人的直播異軍突起。艾媒咨詢的相關數據顯示，2016年我國直播平台用戶將近2億，在線直播平台將近200家，市場規模達到了90億。[1]網絡直播環境下，傳統的播音與主持藝術專業受到了直接的影響。

一、網絡直播體現了新媒體環境下信息傳播方式的變化

（一）信息生產方式的變革

網絡直播是依托互聯網的技術基礎，以移動終端的設備或者是程序為支撐，由興趣形成的網絡視頻信息交互傳播的模式。[2]

通信技術的迅速發展使得移動性、易操作性、便攜性等特點充分地體現在智能手機等移動終端設備上，這些賦予受眾可以自由傳播信息的權利。通過媒體平台進行信息的接收和傳播，這樣信息的傳播范圍被拓展得更加寬廣，同時信息的傳播可以突破時空而交互存在。傳統媒體傳播信息都有特定的時間和空間，信息的產生、傳播也帶有即時性的特點。但是在新媒體環境下的網絡直播中，我們可以以“不在現場”的身份參與到另一時空的網絡直播中，這個過程帶有明顯的“在現場”特征。恰恰是這種“不在現場”和“在現場”的狀態加速了各種媒介之間的融合，重塑了信息生產的方式。傳播信息也就是內容的生產呈現出文字、圖片、視頻等融合的特點。

（二）信息傳播主體的變革

移動互聯網時代，智能手機幾乎人手一部，用戶行為習慣發生顯著變化：移動化、碎片化、交互式體驗漸成常態，新的渠道與工具更是層出不窮，無論是草根、網紅還是明星大V，每個人都有可能成為流量中心。[3]

在傳播主體多元化的同時，受眾獲取信息的渠道也更加多元化、受眾使用媒介的互動性增強，不再滿足被動地接收信息，而是加入到信息的傳播、生產過程中來。隨著互聯網技術的發展，傳播媒介發生了重大的變化，知識的數字化傳播成為知識傳播的常態，新媒體的不斷涌現，則加速了這一態勢。不但如此，以互動性作為基本特征的新媒體，還大大激發了個體在知識傳播中的能動性，使之由被動的受眾轉變為傳播者。[4]

新媒體時期的信息傳播主體，從內容生產上來看，主要包括PGC（Professional Generated Content，專業生產內容）、UGC（User Generated Content，用戶生產內容）、BGC（Business Generated Content，商家生產內容），其中用戶生產內容成為新媒體時代的最鮮明標志。用戶生產內容使得“微內容”興起，以微博為例，每個微博用戶都可以在140個字內發布信息，晒照片，發狀態。[5]

微內容的傳播不但使得受眾擁有了自主話語權，造成了信息生產的“去中心化”態勢，並逐漸呈現出個性化、碎片化的整體特征，也使傳播主體擁有多樣化的傳播渠道，微博、微信等新媒體同樣可以成為網民傳播信息的渠道。[6]

傳統媒體的議程設置造就的一元話語場在新媒體的沖擊下已經被打破，在龐大的信息面前，任何受眾都可以隨時發聲“直播”，微信、微博、直播平台往往可以超越傳統媒體最先發音，受眾也不再把傳統的報紙、廣播、電視作為唯一獲取信息的渠道。伴隨著這種變化，受眾的身份和角色也由單純的受眾轉換為消費者和傳播者，同時這個身份的個性化越來越強，社會化傾向也越來越明顯。新的環境下受眾同時具備了多種屬性，個性化和社會化傾向更突出。

有了更多話語權，受眾的需求也開始多元，對長篇累牘的信息不再感興趣，不再喜歡花費太多腦力進行深度思考。弗朗索瓦·薩巴在1985年就曾說過：“新媒體決定了區隔化、分眾的觀眾……信息與來源的多樣性，受眾本身變得更會選擇，因而強化了多區隔化。”[7]新媒體環境下，受眾沒有精力和時間甄別信息的真假，而是主動在碎片化的時間中自主地獲取信息，並對這些信息進行個性化的解讀和傳播。

二、網絡直播給傳統播音與主持藝術行業帶來機遇

網絡直播是新媒體技術目前最典型的一種形式，這種形式通過各個平台展示了出來。這對於傳統的播音與主持藝術行業是一種機遇。

（一）傳播空間多渠道化

播音員、主持人工作的平台不僅有傳統的電視、廣播，還有電腦、iPad、手機等新媒介，工作平台得到了極大的豐富。微博、微信、彈幕等多種渠道的傳受互動模式，促使主持人、播音員需要多維塑造個人化的傳媒形象，提升傳播過程中的生動性、直觀性和形象性。通過這種方式，主持人、播音員可以開通微信、微博、空間、貼吧等渠道發布個人信息，來彌補大眾傳播過程中的人際互動不足，通過網絡直播互動、微信互動、微博互動等形式來凝聚受眾的注意力。

（二）傳播內容的多元化

網絡直播的繁榮，充分體現了多樣化的平台、豐富的渠道，促使受眾的信息需求更加具體化、個人化，傳播內容也根據這樣的變化而不斷豐富。這個過程中，信息傳播的內容不再由報紙、廣播、電視等傳統媒體產生，其他平台的傳播內容也加入到新媒體環境下信息的傳播中來。新媒體的網絡環境拓寬了信息的來源，多元化的受眾需求刺激了信息內容豐富性的變化，這就需要我們集思廣益，結合傳統媒體和新媒體的信息資源優勢來組織傳播內容。

（三）傳播過程技術化

在新媒體環境中，電腦、智能手機等硬件設備基本全民普及，圖像採集、視頻採集、圖像編輯、視頻編輯等軟件也不斷地涌現和更新，新技術的不斷提升使得信息的傳播過程可以在單人單機短時間內完成，提升了媒體的傳播速度和傳播效果。在網絡直播的環境下，任何人都有將文字、視頻、聲音、圖片等信息發布到新媒體平台進行直播的權利，並且可以隨時隨地進行，同時也有可能讓傳遞的信息在海量的信息中迅速傳播並得到關注。在這種新技術的沖擊下，傳統的播音與主持藝術行業將面臨巨大的挑戰。熟練掌握先進新媒體技術，是新媒體環境下對信息傳播者提出的基本要求。在很多平台中有相當多數量的主播、網紅已經具備了上傳技術，同時通過這些技術增加直播節目的趣味性來聚攏粉絲、提高人氣。新媒體環境下大數據技術的運用，採集、編輯、撰寫、編程等新聞信息的制作技術已經不再是編輯、記者的專利，也成為主持傳播者必備的基本技能。[8]

（四）傳播內容復雜化

無論是傳統媒體環境還是新媒體環境，都要求主持人在信息傳遞的過程中能夠最大限度地吸引受眾的注意力。除了正常的節目控場外，同時還需要應對受眾在平台上的互動並進行多向性傳播，整個過程中傳播的內容由原來單一的信息傳遞，到多向性的互動傳遞。復雜的傳播內容、多變的傳播過程以及受眾不確定性的反饋，都對主持人的心理素質和協調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目前的實際情況是大多數主持人新媒體思維薄弱，互動意識差、技術能力和專業能力融合不夠，缺乏傳播內容和傳播形式的創新。

三、網絡直播對傳統播音與主持藝術行業帶來挑戰

（一）播音與主持藝術行業的主流地位開始動搖

在我國，伴隨著黨的革命事業產生的播音與主持藝術專業一直以來都是被放到黨和人民的喉舌、國家政策宣傳的陣地這樣的特殊媒體位置上來的，在傳統的廣播、電視媒體工作中始終佔據著信息傳遞的主導地位。這種主導地位的確立不僅僅體現在播音與主持藝術專業的從業人數上，同時也體現在這個行業的從業人員在社會生活和媒體中產生的巨大影響力上。廣播電台和電視台的播音員、主持人可以說都是社會的公眾人物，能影響到社會的方方面面。

伴隨著新的傳播技術的發展和應用，在網絡媒體和移動終端大面積普及的過程中，新興媒體中的網絡主播大面積出現，到2016年網絡直播異軍突起，打破了以傳統廣播、電視媒體為主體的播音與主持藝術專業的主導格局。直播平台通過設置有趣的話題並發起討論成功地吸引了不計其數的受眾來關注“直播主播”和“直播話題”，大量受眾從傳統媒體轉移到新媒體的直播平台上來。網絡直播吸引了龐大數量的受眾注意力，這個數量超過了傳統媒體的數量。新媒體環境下的網絡主播成為新的信息傳播者和信息制造者，擔當了信息傳播過程中的重要力量。

（二）國家級媒體的播音與主持藝術行業主播的一家獨大地位開始動搖

我國中央級的媒體受眾數量龐大、社會影響力巨大，處於這些媒體中的播音與主持藝術從業人員也一直在信息傳播的過程中佔據主導地位。然而，隨著新媒體的迅速發展、網絡主播的興起，網絡直播的火熱，大量的“草根主播”“民間主播”“明星主播”的涌現開始動搖中央級媒體主播一家獨大的地位。近幾年，中央級媒體的收視、收聽率下降，中央級媒體主播崗位吸引力下降，中央級媒體主持人影響力排行榜人數下降，各級獎項的獲獎人數減少……同時，近些年名主播離職數量也在增多。此外，還有一些主播開始轉戰新媒體。

（三）傳統媒體相對統一的主播風格受到明顯沖擊

從播音前輩齊越、夏青，到邢質斌、李瑞英，再到白岩鬆、崔永元、康輝等，一代又一代播音員、主持人形成了相對穩定、統一的風格。端庄、大氣、字正腔圓等特點逐漸穩定下來，成為我國播音與主持藝術隊伍的主流風格特征。網絡直播的環境下，各類主播涌現，這些主播沒有傳統媒體的約束與制約，在自由的新媒體環境下，其傳播的信息更具娛樂化、個性化。新媒體環境中，受眾在互聯網刺激下娛樂習慣逐漸形成，網絡直播以更直接有效的傳播方式，適時滿足了受眾不斷提升的精神文化消費需求、個性化十足的表現需要和觀看需求。

四、網絡直播對播音與主持藝術行業傳播信息的啟示

（一）播音員、主持人隊伍的構成豐富，人人皆可能是主播

新媒體環境下，任何人都可以借助新媒體的平台運用有聲語言在平台上發布信息，進行網絡直播，這樣的變化改變了播音員、主持人一直壟斷的媒體話語權。從這個層面上來看，播音員、主持人的群體在不斷擴大，記者、編輯、演員、明星、社會成員、虛擬人物等都可以是網絡主播。這個變化過程中，最重大的變化就是沒有經過播音主持專業培訓的大量草根網民也可以成為網絡主播。移動互聯網的發展和智能手機的普及使得普通網民可以以低成本通過網絡平台成為主播，甚至成為“網紅主播”。所以，主播群體出現了平民化、草根化的趨勢。

（二）網絡直播極大地促進了受眾的多元化，信息傳播活動層次的擴大化

隨著智能手機的普及，用手機收聽、收看節目隨處可見，發達的信息傳播手段和暢通的信息傳播通道使得“地球村”的溝通變得更加容易。網絡直播的繁榮極大地擴展了主持傳播活動的范圍和層次，網民和在線受眾成為信息傳播活動的主要對象。

2017年1月22日，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CNNIC）發布了第39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該報告顯示，截至2016年12月，我國網民規模達7.31億，互聯網普及率達到53.2%，超過全球平均水平3.1個百分點，超過亞洲平均水平7.6個百分點。《報告》顯示，我國2016年全年共計新增網民4299萬人，增長率為6.2%，我國網民規模已經相當於歐洲人口總量。其中，手機網民規模達6.95億，佔比達95.1%，增長率連續3年超過10%。而台式電腦、筆記本電腦的使用率均出現下降，手機雖小，但擠佔了其他個人上網設備的使用。[9]

傳統媒體環境下受眾隻有通過廣播、電視等媒體來接收信息，新媒體環境改變了這種被動的信息傳受局面。這意味著接收信息的受眾群體在不斷擴大，播音主持傳播活動的范圍也在不斷擴大。

（三）信息傳播平台多元化，全媒體共同傳播效果加倍

無論是新媒體環境下成長起來的“主播”，還是傳統媒體的播音員、主持人，在信息的傳遞過程中都可以使用新的傳播技術和傳播平台，促使主持人真正做到了全媒體傳播。信息的傳遞可以通過微信、微博、彈幕等方式和受眾進行交流。移動終端工具的發展和普及為信息傳播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硬件支持，手機、平板電腦、智能電視等都起到了積極的作用。傳統媒體的播音員、主持人也開始意識到移動互聯網平台的重要性並開始利用新技術的平台來提升自己的影響力，將節目延伸到新媒體平台。

（四）傳統媒體的播音員、主持人的主導地位大大削弱

傳統媒體時代，由於傳播活動是單向線性傳播，以主導的姿態發揮信息的傳播、引導輿論的功能，同時在這個過程中塑造了自身傳播權威的局面。新技術的迅速應用改變了這種局面，雙向的信息傳播系統迅速構建。過去線性和單向的傳播方式使主持人在傳播中往往處於主導地位，以強勢姿態發揮著信息傳播、輿論引導等功能，並在主持傳播的過程中建立起“知識權威”的角色。新媒體的出現則改變了這種格局，博客、播客、微博、微信等新媒體賦權於草根網民受眾。[10]

新媒體環境下受眾的個性化需求可以極大地被滿足，作為萬眾矚目的主播，日常的生活狀態也成為受眾圍觀的內容。生活中難以看到的狀態也可以通過網絡平台展示出來，受眾一改過去被動接受的情況，可以通過微博、視頻彈幕、微信等方式來表達自己的觀點。同時，主播、主持人的日常行為舉止也成為吸引受眾的重要信息，受眾可以通過平台隨時發表自己的意見進行評議，並通過多種新媒體渠道傳遞出去。

從魯豫的《鳳凰早班車》開始，新聞類節目從“字正腔圓”“整齊劃一”的表達形式延伸出魯豫、馬斌的說新聞形式，個性化的表達方式日趨豐富。新媒體的迅猛發展、網絡直播的野蠻式生長，促使主持人、主播的傳播空間變大、風格更加豐富、網絡化語言使用得更頻繁，發音的方式也更加個人化。

（五）傳播內容輕鬆幽默，娛樂化、網絡化成為新媒體信息傳播的主流

新媒體環境下，信息傳播的技術實現成本很低，也很便捷，但是新的技術也帶來傳播環境中龐大的信息數量。像傳統媒體追求視聽率一樣，網絡主播們為了吸引受眾的關注，追求點擊率、轉發量和訪問量，會在傳播內容上對傳播信息進行篩選、編排。在這個過程中，傳播內容不自覺地就會傾向於讓受眾愉悅的娛樂信息，甚至是滿足部分受眾需求的庸俗、低俗信息。新媒體環境下，各個平台之間的網絡直播競爭激烈，主播能吸引的受眾越多，對平台來說就越有價值，選擇輕鬆、幽默、有趣的娛樂信息成為成功吸引受眾的標配。與此同時，各平台對網絡主播播出的內容也沒有嚴格的規定和審核，虛假信息、惡俗信息，甚至有些違法信息借助新媒體的平台在網絡上迅速傳播。

與此同時，新媒體環境下的主持傳播在語言上呈現出更多網絡化特征，例如由馬東、蔡康永等主持的網絡自制節目《奇葩說》，節目中網絡上常用的語言隨處可見。這種由網絡平台創作和傳播的節目，缺少了傳統媒體節目的嚴格審查機制，主持人或主播的語言規范化不足，有些主持人為了凸顯個性、吸引受眾，甚至會使用一些不文明的語言。

五、結語

網絡直播凸顯出新技術應用到移動終端帶來傳播主體的多元化、傳播空間的多渠道化、傳播過程的技術化和傳播信息內容的極大豐富，也帶來了調整媒介傳播職能，重塑媒介從業人員素養等一系列問題。傳統播音主持行業的主導地位已經發生了變化。

（一）多種傳播形式並存

在我國，播音主持行業有其特殊的地位和作用。傳統的廣播電視媒體在我國是黨和政府聯系人民群眾的橋梁和紐帶。播音、主持工作就是這個橋梁和紐帶的凝結點，是傳達黨的方針政策、反映人民群眾呼聲的重要交通員。而在新媒體環境下如何當好這個交通員將會成為我們研究的重要方向。在未來的傳播格局中兩者如何跨界融合、共同合作，如何滿足受眾多樣化的需求將會決定我們是否能夠最大限度地宣傳好黨的方針政策、反饋人民群眾的要求和呼聲。

（二）人才培養模式需要不斷完善

從20世紀30年代中國紅色廣播的發源地“王皮灣村”開始到20世紀50年代，我國的播音與主持教育事業以人民廣播為主體研究對象，開始了播音與主持教育工作和人才培養工作。再到20世紀80年代新技術的發展，促使電視影像技術迅速發展並且應用到傳播領域，在當時作為新媒介的電視迅速被納入播音與主持藝術的教學體系中，並且被系統化。這樣以廣播和電視兩大媒介為基礎的播音與主持理論教學系統便形成了。新的世紀，數字技術迅猛發展，新的信息傳播載體出現，網絡媒體、社交媒體等新媒體改變了以電視、廣播為主的傳統信息傳播格局和信息傳遞的情境。這個過程在短短的十幾年中迅速地發生了，然而基於傳統廣播、電視為主體的播音與主持藝術專業的課程設置還一直緊緊圍繞電視、廣播這些傳統媒體來組織教學研究和人才培養，顯然已無法適應新媒體的迅速崛起和不斷發展壯大的時代變革。

[本文為2017年度河南省軟科學研究規劃項目“中國播音理論的發展分析研究”的研究成果（項目編號：172400410180）]

（作者為中原工學院新聞與傳播學院副教授）

參考文獻：

[1]艾媒咨詢（iiMedia Research）.2016年上半年中國在線直播市場研究報告[EB/OL].http：//www.iimedia.cn/450019.html.

[2]嚴小芳.場景傳播視閾下的網絡直播探析[J].新聞界，2016（15）.

[3]余丹鳳.如何利用好移動時代的新媒體[J].新聞愛好者，2017（7）.

[4]張瑞蘭.數字知識的社會化與日常生活的知識化：新媒體與知識傳播的革命[J].新聞愛好者，2017（5）.

[5]易龍.新媒體環境下的信息生產與消費[J].新聞傳播，2015（5）.

[6]薛芙蓉.“微”傳播“巨”影響：網絡微傳播特點及效果淺析[J].今傳媒，2012（1）.

[7]曼紐爾·卡斯特.網絡社會的崛起[M].夏鑄九，王志弘，等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

[8]李紅光.媒體融合背景下播音與主持專業的定位[J].新聞界，2011（9）.

[9]沈金萍.第39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J].傳媒，2017（2上）.

[10]李洪岩.多維傳播語境中播音主持的功能與拓展[J].現代傳媒，20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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