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新聞愛好者》

【摘要】中國新聞話語有三個來源：中國5000余年傳統文化傳承，西方國家傳入的反映新聞傳播規律的有益話語，中國新聞工作者和新聞學者自己創造的話語。作者認為馬克思主義新聞觀既是標志性新聞話語的集合體，更是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關於新聞傳播原理和規律的理論闡釋，對中國新聞話語建設有著引領和規范的作用。通過解剖麻雀的方法，借助分析美國新聞專業主義形成發展的脈絡與特點，強調必須批判地吸納西方新聞話語以為我所用。

【關鍵詞】新聞話語﹔馬克思主義新聞觀﹔新聞專業主義﹔批判吸納

習近平總書記在哲學社會科學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指出，“要按照立足中國、借鑒國外，挖掘歷史、把握當代，關懷人類、面向未來的思路，著力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在指導思想、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等方面充分體現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他又指出，“發揮我國哲學社會科學作用，要注意加強話語體系建設。在解讀中國實踐、構建中國理論上，我們應該最有發言權，但實際上我國哲學社會科學在國際上的聲音還比較小，還處於有理說不出、說了傳不開的境地。要善於提煉標識性概念，打造易於為國際社會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疇、新表述，引導國際學術界展開研究和討論。這項工作要從學科建設做起，每個學科都要構建成體系的學科理論和概念”[1]。

同哲學等人文學科相比較，新聞學的學科建設時間尚短，積累不多，水平也比較低。我們要從學科理論和話語概念做起，爭取在一個不太長的時間裡，有較快的成長和較大的提升。

一、話語和話語權

話語是言語交際中運用語言成分建構而成的具有傳遞信息效用的言語作品。話語權則是人們所享有的以話語為載體發表自己見解的權利，亦即話語所特有的具有強制性和排他性的影響力。法國后結構主義主要代表人物米歇爾·福柯1970年當選法蘭西學院院士，在就職演說《話語的秩序》中提出，話語即權力，其外在功能就是“對世界秩序的整理”。據此我們可以說，誰掌握了話語，誰就掌握了世界秩序的整理權，掌握了“真正的權力”。

一般將話語權分為兩類：一類是政治話語權，即對意識形態工作的領導權﹔一類是學術話語權，即足以構成體系的學科理論概念，亦即習近平總書記所要求的為國際社會易於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疇、新表述，提煉學科的標識性概念。

二、中國新聞話語的三個來源

一個學科的出現或形成，是以能夠構成學科的學術話語、特別是標識性概念群的出現為標志的。中國新聞學科的形成，以1918年蔡元培在北京大學舉辦新聞學研究會為起始，至今已有一百年歷史。由中國人際交往及中國人與外國人交流活動而積累起來的傳播作品和傳播詞匯，新聞教材提煉、創新的新聞語匯，成為中國本土新聞學最初的一批新聞學科話語。正如馬克思所指出的，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是他們並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並不是在他們自己選定的條件下創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承繼下來的條件下創造。[2]

由是觀之，中國新聞話語的第一個來源，是中國歷經5000多年積累下來的傳統文化的傳承。我們考察新聞學的標志性概念“新聞”和“輿論”歷史形成的脈絡，就可找到中國古籍文獻為之提供的富有學術涵養的最初語匯。據考証，中國唐代就有“新聞”一詞的使用。李咸用《披紗集·春日喜逢鄉人劉鬆》一詩中有句“舊業久拋耕釣侶，新聞多說戰爭功”，《新唐書》中孫處玄有句“恨天下無書以廣新聞”。他們所指的“新聞”，多少含有今天所用的“新聞”一詞的意味。再如“輿論”，從語義考察，在中國，“輿”字原為車廂或轎座，“輿人”則有抬轎子、趕馬車一類的“眾人”的含義。《左傳·僖公二十八年》中有句：“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誦。”再往后，中國古籍中直接有了“輿論”一詞。《三國志·魏·王朗傳》中有句：“設其傲狠，殊無入志，懼彼輿論之未暢者，並懷伊邑。”這裡的“輿論”，已有今日“眾人之言”的意思。這些案例清楚地表明，中國歷史悠久的優秀傳統文化，是中國新聞話語的重要來源。

中國新聞話語的第二個來源，是由西方國家傳入的諸如新聞傳播、新聞媒介一類內容的新聞話語。這些話語，同國人自己的新聞傳播行為、新聞生產流通消費相關，“心有靈犀一點通”，也就自然而然地被接納並逐漸成為國人自己的新聞話語的一部分。比如，對中國早期新聞學創建影響直接且力度較大的美國新聞學者卡斯柏·約斯特在其代表作《新聞學原理》中，就向國人介紹過許多基礎性新聞話語，借助這些新聞話語，同時也傳達了一些基本的新聞學原理。他說，“一切新聞的主要因素是真實。如果一條新聞並不道地的真實的話，刊登這條新聞的報紙也就和這個荒謬的報道一樣的荒謬。新聞是對所發生的事情的一種報告”。“真實性就是判別真正新聞的准繩。衡量一個新聞內在的真實性，也就是衡量這個新聞的品質。”約斯特的這本書是美國新聞學的奠基之作，也是較早引入中國的美國新聞觀點的大全之作，書中闡述的諸如事實、真實、新聞、報紙、真實性、新聞品質等話語，是西方新聞理論的標識性概念，影響了許多中國新聞學者對這些概念和原理的思考，有的幾乎不加改變全文引入自己的著作和教科書。

比如，1942年至1945年擔任延安《解放日報》總編輯的陸定一曾於1943年9月1日在《解放日報》上發表《我們對於新聞學的基本觀點》一文。他在關於新聞的本源一節中指出，“唯物論者認為，新聞的本源乃是物質的東西，乃是事實，就是人類在與自然斗爭中和在社會斗爭中所發生的事實。因此，新聞的定義，就是新近發生的事實的報道”[3]。這一論斷，同約斯特在上面所提到的“新聞是對所發生的事情的一種報告”差不多是一致的。還可舉出新聞原理方面對中國學者影響的一些例子。約斯特強調報紙有兩重性，即報紙具有政治性和商業性兩種屬性。他說，報紙是一種高尚的職業，但報紙又是一種生產的企業，同時也是一種商業，因為它的買與賣都是大量的和復雜的。商業對新聞事業來說是必不可少的。復旦大學新聞學院王中教授也有類似的觀點，他說，“我講報紙是有兩重性，一種是政黨拿來做宣傳工具，還有一種是老百姓花5分錢買的一個商品，你不能強迫。人家花5分錢買了去，不高興人家就要提意見。我講這麼個東西，結果《新華日報》給我印出來就是報紙的兩重性，一重是工具性，一重是商品性”[4]。

由此可見，西方新聞學話語對中國新聞學建設廣泛的、持久的乃至深刻的影響。

中國新聞話語的第三個來源，是中國新聞工作者和中國新聞學研究工作者直接從長期新聞生產、流通和新聞科學研究工作中總結、概括、提煉出來的一些新概念、新體會和新認識。他們經過反復和深入的思考，經過不斷的討論、爭議甚至歷次政治運動的磨煉，逐漸將這些體會、感悟和自己教材中的研究成果，提升為有中國特色的新聞話語。比如新中國成立前，不少報人便提出耳目喉舌、文人辦報、商人辦報、社會公器、廣耳目開新智等標志性概念。延安時期有全黨辦報、客裡空、黨八股、報刊的階級性等重要概念。新中國成立后更有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新聞舊聞不聞、正面宣傳為主、政治家辦報、黨性與人民性、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等一系列新的標志性概念。這些話語，時至今日仍有生命力，且常讀常有新意，常用常有新的感悟。

總結上面分析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中國的新聞話語有三個來源：一是中國5000多年傳統文化，二是西方新聞學知識，三是中國新聞工作者和新聞學研究者自己創造和總結的、充溢著中國特色的話語。這三方面的源流匯聚在一起，逐漸成為今天中國新聞學的新聞話語。

三、馬克思主義新聞觀對中國新聞話語建設的引領

在中國新聞話語建設上，馬克思主義新聞觀擔當著特殊的、多元的角色。

從根本上說，馬克思主義新聞觀是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關於新聞傳播和新聞生產、流通、消費的概念、原理、方針、政策的觀念體系。這裡面，有馬克思和恩格斯關於19世紀民主報刊、工人報刊和黨的報刊三個歷史時期的新聞思想，有列寧在19世紀建黨階段的黨報思想和在20世紀奪權斗爭階段的報刊思想以及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報刊、廣播、通訊社工作思想，有毛澤東新民主主義時期的新聞思想和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的新聞思想，有鄧小平改革開放時期的新聞傳播及新聞改革思想，有江澤民“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中的新聞思想，有胡錦濤科學發展觀中的新聞思想以及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中的新聞思想等極其豐富的內容。歷經170余年積累發展起來的馬克思主義新聞觀，其中有非常精辟和豐富的新聞學話語寶庫，比如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的關於報刊的使命、歷史個性、黨報與黨的領導集團關系、黨報工作者的素質與修養等話語，列寧提出的黨報創建和黨的建設、奪權斗爭和報刊職責、黨的工作重心轉移和社會主義報刊使命等迄今仍有生命力的新聞話語，毛澤東提出的黨的整風和黨報改版、報刊批評和開門辦報等新聞話語，鄧小平提出的社會穩定與輿論導向、媒體社會責任與人類靈魂工程師等新聞話語，習近平提出的治國理政與媒體方略、黨性和人民性從來就是一致的統一的等新聞話語。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關於新聞傳播的種種思想和原理，關於新聞學的豐富學科語言和學術話語，為新聞學學科框架的構建和新聞學學術話語體系的打造起著開創、積累和拓展的巨大作用。但我們有必要強調指出，同這些功能作用的論述相比較，馬克思主義新聞觀更為重要、更為核心的作用和使命是對馬克思主義新聞學話語體系建設方向的引領，是對資產階級新聞觀及其話語體系的抵制、防范與批判。換句話說，我們可以把馬克思主義新聞觀直接看作中國新聞話語的一個來源和一個組成部分，但我們更傾向於把馬克思主義新聞觀看作建設中國特色新聞話語的指導思想和引領動力。這裡，不妨通過對幾個新聞話語的認知和踐行，來說明我們的這種見解和立場。

我們以事實、客觀性和傾向性這一組新聞話語來分析。馬克思主義新聞觀的奠基人最早指出新聞報道的直接依據是事實，強調人類所屬的物質的、可以感知的世界，是唯一現實的。他們認為，報刊是人的大腦通過眼和耳對外部世界的認識和反映的產物，報刊是關於對象的認知與意見。在他們看來，新聞的客觀性表現在，新聞所反映的是客觀發生過的事實，是對事實的客觀敘述。為此，新聞的客觀性特別要求撰稿人要公正地向讀者提供事實。新聞的真實性是由客觀性提出的要求，責成新聞報道者在報道新聞時的敘述必須實事求是，把真實的情況告訴我們的讀者。由此可見，客觀性是指新聞反映的是事實的本來面目，沒有事實便沒有新聞﹔真實性指的是報道者對事實本來面目的敘述是實事求是、老老實實的。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論述新聞客觀性、真實性的同時，又指出新聞報道者總是有傾向性的。這是因為，在新聞傳播中，報道者不僅應該維護最低限度的、起碼的“一般的公正”，而且總要這樣或那樣地表現出自己的立場和看法。這是由於，第一，在大國裡報紙都反映自己黨派的觀點，它永遠不會違反自己黨派的利益。第二，當報道者深入到事件中去，會對某些當事人產生同情，而對另一些當事人產生反感，在這種情況下，往往會產生帶有傾向性的態度，並把這種傾向性滲透進新聞報道中去。

列寧對事實、報道的客觀性、真實性和傾向性有著自己獨特的表達方式，但總的觀點同馬克思主義奠基人是一致的。列寧說，“就社會現象領域，沒有哪種方法比胡亂抽出一些個別事實和玩弄實例更普遍、更站不住腳的了。挑選任何例子是毫不費勁的，但這沒有任何意義，或者有純粹消極的意義。因為問題完全在於，每一個個別情況都有其具體的歷史環境。如果從事實的整體上，從它們的聯系中去掌握事實，那麼，事實不僅是‘頑強的東西’，而且絕對是確鑿的証據。如果不是從整體上、不是從聯系中去掌握事實，如果事實是零碎的和隨意挑出來的，那麼它們就隻能是一種兒戲，或者連兒戲也不如”[5]。列寧就這樣把事實、客觀性、真實性講清楚了。列寧認為，作為有立場的新聞工作者，他的報道是有傾向性的，因此，他有權利“組織好對事實的選擇”，但他必須做到事實完整而真實。列寧還強調，我們需要的是完整而真實的報道，但真實性不應當以它該為誰服務而變化。

毛澤東完全贊成馬克思、恩格斯、列寧關於新聞報道客觀性、真實性、傾向性的觀點，他強調無產階級進行報刊宣傳，最尖銳最有效的武器隻有一個，那就是嚴肅的戰斗的科學態度，就是實事求是的態度。毛澤東要求新聞工作者邁開兩腳，學習孔夫子的“每事問”，扎扎實實地做調查研究，“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就沒有資格從事報刊工作。他還要求向人民群眾作真實的報道，不僅充分地報道我們的成就，而且應當經常把發生的困難向他們作真實的說明，天災人禍，如實報道。

上面的例子十分清楚地說明，馬克思主義新聞觀既是許多標志性概念的集合體，更是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關於新聞傳播原理和規律的理論闡釋。在一般情況下，將馬克思主義新聞觀視作新聞輿論工作的定盤星和精神靈魂更有意義，更能體現其巨大的新聞學理論體系和話語體系建設的引領功能。

四、批判地吸納西方新聞話語

有必要專門討論一下如何正確對待西方新聞話語。這裡自然主要指西方國家屬於資產階級意識形態范疇的新聞話語。筆者想通過解剖麻雀的方法剖析新聞專業主義，說明對這個標志性西方新聞話語應有的立場和態度。

黑格爾說過，凡是存在的，總是合理的。新聞職業、新聞專業、新聞專業主義的提出，是20世紀30年代至60年代美國新聞界出於對自己從事的職業和專業的認知自覺，面對政府和商界的壓力而作出的一種本能的反應。埃默裡父子在《美國新聞史》中對此有一些記載。他們寫道：“媒介批評在1930年代逐漸積聚力量，從1960年代開始又不斷加強﹔這些年來，始終存在的一個問題是新聞界卷入黨派政治，這使媒介在公眾心目中難以保持信譽。”在這種背景下，傳統的印刷媒介和廣播電視媒介作出了自我調整。這種調整的主要路徑是：改善職業工作條件，成立有效的媒介協會，制定自願性的行為准則，發展致力於實現新聞事業崇高目標的職業組織，鼓勵新聞學教育，支持報業研究，創辦報業評議會和新聞學評論刊物，提高少數族裔和女性的職業地位，保護報紙抵御法律和政府的壓力。[6]

埃默裡父子對美國20世紀30—60年代新聞界面臨的新情況的分析是如實的，他們對當時新聞界及新聞行業組織所採取的一些應對舉措的理解支持在今天看來也是可以接受的。英國新聞學教授柯林·斯巴克斯談到這一點時也表示理解，他說，“我可以解釋記者這個群體為什麼會有這個想法，其實幾乎所有職業都一樣。在所有要求高技能以及需要做出高水平獨立判斷的職業中，掌握這種技能的專業人士總是希望可以自主做出決定。他們需要創造以及維護這個可以做出自主判斷的空間，專業主義自然成了他們有力的武器之一。這對於教授如此，對於醫生、記者等也是如此。為了維護這個空間，他們談論專業主義，因為隻有他們才可以清晰地表達出自身職業的需要”[7]。這些分析說明，正如黑格爾所言，凡是存在著的東西，總有一定的合理性。這些分析從某種角度也能說明，為什麼在中國，一些記者和新聞專業的學生對新聞專業主義這個來自西方的新聞學話語能夠接受，沒有惡感。

但是這些記者和新聞專業的學生沒有注意到，更有一些傳播這些話語的人故意掩蓋，新聞專業主義這個來自西方、來自美國的新聞學標志性概念，它的產生、形成和推廣，本質上是出於抗拒當時美國政府和商界勢力壓制新聞專業人士的自主權、能動性和傳播消息發表評論的自由空間等媒介生態，用埃默裡父子的話說，是為了“保護報紙抵御法律的和政府的壓力”。柯林·斯巴克斯在接受訪談時也明確表示：“那些在人們看來可能是至高無上的專業標准，對我而言，隻不過是特定經濟和社會條件下的產物。”“為了維護這個空間，他們（指記者和新聞界─筆者注）談論專業主義。”[8]

新聞專業主義作為一種意識形態，是在特定的經濟基礎之上形成和發展的，是在同其並列為上層建筑的國家機器指導與扶持下發揮其功能和影響的。換言之，作為意識形態的新聞專業主義，是與其借以立身的經濟基礎一起運作的，是與其同為上層建筑的國家機器共同起作用的。美國的新聞專業主義到了社會主義的中國，經濟基礎變了，國家機器變了，還想令新聞專業主義在中國發揮當時在美國的作用，還要使其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聞學的標志性新聞話語，我們就應該問一句：引入者想干什麼？問題很清楚，掌控新聞媒體，實施新聞傳播，新聞媒介操作者和新聞記者當然要有專業精神，要有新聞職業的使命擔當，但絕不能讓有著明確的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特征和特定的政治使命內涵的新聞專業主義在當代中國重演，讓其誤導甚至毒害傳媒和新聞輿論工作者。

這裡，讓我們引用這些年始終賣力地推銷美國新聞專業主義的人自己對新聞專業主義的注解。他們說，“本文強調，專業主義是一套論述新聞實踐和新聞體制的話語，它又是一種意識形態，它還是一種社會控制的模式。”“專業主義的話語在中國新聞改革過程中具有解放的作用，預示著更加深層的變革。”為了使他們的新聞專業主義說教更有市場，廣泛收集他們所需要的案例，從他們撰寫的《成名的想像》一文對中國媒體和不少高校新聞專業產生的重大負面影響，我們可以從中略知他們的動機和目的。

經過《成名的想像》作者們的培訓、策劃、深挖、梳理，這些人得出的結論是：“中國共產黨的新聞事業，部分繼承了啟蒙的傳統，但在制度上徹底改變了傳媒與國家的結構關系，將以天下為己任的知識分子收編進了黨─國的體制，將他們定位成黨的意識形態的承載者和宣傳者。”他們認為，中國的新聞改革是“鳥籠內的制度創新”，而“改編”，則是權力中心將“異類話語和實踐”納入主導意識形態和權力體系，使之正當化和常規化，並馴化為“現存體制之一部分”。他們還特別強調“官方收編新聞從業者的種種方式”，即不僅培養名記者、名編輯、名評論員，還接收優秀新聞工作者入黨，建立各種作為控制手段的專業獎勵。其中更為直接的收編方式是提拔新聞工作者為宣傳或政府職能部門的主管。他們還強調，“收編”本身不具有強制性，它訴諸誘惑與常規，但“收編”又必須有“強制”作為后盾，在強制的威脅下，自覺被收編顯然是更加理性的選擇。如此形成的新聞從業者的專業社區，也就具有了“依附”和“從屬”的特征，“鳥籠內的專業自律也就成為政治控制的組成部分”①。

筆者撰寫本文的目的是討論新聞話語的來源以及如何正確吸納西方新聞話語。今后如有機會，筆者將對《成名的想像》作詳盡的考察和分析。上面部分引用該文的一些段落，只是想提出筆者的一個疑問：有如此重大錯誤觀點的文章竟然成為國內被引用率很高的一篇文章，有如此惡劣影響的文章何故至今對某些干部和高校師生有這麼大的影響？更甚者，《成名的想像》的作者們最近又拋出一篇繼續鼓吹美國新聞專業主義的文章《走向公共：新聞專業主義再出發》，這篇文章用了不少西方社會學家的話語描繪今日中國的新聞改革。對於這篇文章，筆者將另擇時間予以分析。美國新聞專業主義鼓吹者的第一篇文章發表在台灣的一家刊物上，而這一篇是刊發在大陸一家期刊上。

對新聞專業主義這個麻雀的解剖到此打住。前已提及，解剖它的目的主要是想討論如何吸納西方國家的新聞話語。由對美國新聞專業主義的解剖大致可以得出這樣幾點結論：

第一，對於反映和運用新聞傳播基本規律的一些話語，比如真實性、客觀性、公正性、全面性等，在正確領會和去除一些附加解釋之后可為我所用。我們在過去一直是這樣做的。

第二，對於一些西方新聞制度下形成和發展的帶有明確同社會主義新聞制度抗衡內容的新聞話語，不僅應列為禁用之詞，而且應展開批判並肅清其影響。用國內專家的話說就是，“不做西方理論的搬運工”。

第三，在禁用一些本質上屬於西方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新聞話語時，要對相關的話語作仔細的分析和區分。比如我們棄用新聞專業主義的話語，但更強調新聞傳媒和新聞輿論工作者要有社會擔當、要有專業精神。但無論如何不能讓一些別有用心的人混淆是非，推銷資產階級新聞觀，沖擊馬克思主義新聞觀。

注 釋：

①這些引文均出自陸曄、潘忠黨所著《成名的想像：中國社會轉型過程中新聞從業者的專業主義話語建構》，（台灣）《新聞學研究》第71期，2002年4月。

參考文獻：

[1]習近平.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N].光明日報，2016-05-19.

[2]韓振峰.治國理政的傳統文化特色[N].光明日報，2017-02-28.

[3]陸定一新聞文選[M].北京：新華出版社，1987：4.

[4]王中.新聞學原理大綱（1957年）[M]//王中文集，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4：80.

[5]列寧全集：第2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364.

[6]埃默裡父子.美國新聞史:大眾傳播媒介解釋史（第8版）[M].北京：新華出版社，2001：593.

[7]王海燕.互聯網時代的新聞業必須做出重大改變：柯林·斯巴克斯教授訪談錄[J].新聞記者，2015（6）.

[8]王海燕.互聯網時代的新聞業必須做出重大改變：柯林·斯巴克斯教授訪談錄[J].新聞記者，2015（6）.

（作者為復旦大學文科資深教授、志德書院院長）

分享讓更多人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