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新聞愛好者》

【摘要】《泰東日報》是近代大連第一份中文報刊，創刊於1908年，在東北地區有較大的影響力。通過對1913年到1928年愛國人士傅立魚任編輯長時《泰東日報》的257篇社論進行研究，發現其版面設計的特點和偏向政治類議題的題材選擇傾向﹔通過分析其社論對政府、社會、國人（華人、百姓）、日本幾個詞的運用可以發現，《泰東日報》社論為我們塑造了一個當時腐敗低效、不受信任的國內政府，混亂動蕩、日益凋敝的社會狀態，生活艱辛、飽受差別待遇的華人百姓和政治穩定、生活優越的東鄰日本。這些對了解和還原當時的社會狀態和百姓生活有很大的幫助。

【關鍵詞】《泰東日報》﹔社論﹔傅立魚

一、《泰東日報》及傅立魚其人

《泰東日報》創刊於1908年11月3日，為大連地區最早創刊的中文報紙。它由大連華商公議會發起，中國人集資創辦，首任社長為中國人劉肇億。《泰東日報》發行37年，1945年10月上旬終刊，發行時間基本橫亙了大連作為日本租借地的全過程，是東北地區出版時間較長的報紙之一[1]。

《泰東日報》能夠發展壯大，立足華人百姓，發表進步言論，與在1913年到1928年間擔任該報編輯長的愛國人士傅立魚有分不開的關系。傅立魚，字新德，別號西河，安徽人。他1904年曾留學日本，其間結識了孫中山、陳獨秀等人，后追隨孫中山，參加辛亥革命，是一名具有進步思想的愛國知識分子。在武昌起義勝利后，傅立魚擔任安徽省民軍總指揮和臨時政府外交部參事，1912年辭去官職，赴天津創辦《新春秋報》，因發表反對袁世凱言論被追殺，於1913年8月逃亡到大連，應金子平吉之邀出任《泰東日報》編輯長，直到1928年被日本驅逐出大連。

傅立魚對《泰東日報》的影響是巨大的，其任編輯長時，《泰東日報》的銷路非常好，東三省各地百姓都喜歡閱讀該報，是東北最有影響力的中文報刊之一﹔但1928年傅立魚被驅逐出大連后，《泰東日報》的經營情況大打折扣，每日僅賣出一兩千份，直到休刊[2]。

二、《泰東日報》社論的版面設計與題材選擇

（一）版面設計

《泰東日報》評論一直刊登在其頭版頭條位置，

與此同時，還會在頭版左下角發表一則短評，以當年的農歷年號命名為“某某春秋”（如1918年的短評名為“戊午春秋”）。根據筆者的統計，《泰東日報》的評論欄目有社論、說論、代論等多種，但社論的數量最多，地位最重要，在筆者抽樣統計的1913年到1928年《泰東日報》的307篇評論中，社論共有257篇，佔到全部評論的83.9%。

《泰東日報》社論排版採用從右至左豎排文字的方式，大小字在社論中交叉使用，重要的論點用大字，論據和一般敘述用小字。一列一般有10個大字或者16個小字，一欄一般有35列左右，一篇社論最多三欄，最少一欄。據筆者觀察，《泰東日報》社論的字數變化很大，少的可以僅有300多字，多的有1300多字。同時，《泰東日報》的社論已經開始採用新式的標點符號，在句讀處統一用“句號”以示分隔。

（二）《泰東日報》社論選題涉及的題材

1.政治類題材

在全部257篇社論樣本中，政治類題材數量為171篇，佔總樣本的66%。這顯示了政治題材是《泰東日報》社論關注的絕對重心。1913年到1928年這段時間是中國政治風雲變幻的一段時期，《泰東日報》社論基本關注了這一時期所有重要的歷史事件。

如1917年俄國爆發十月革命后，《泰東日報》於翌年8月14日發表社論《俄政府之態度與遼東未來之風雲》，表示同情俄國共產黨的政治主張。1920年爆發直皖戰爭，《泰東日報》於當年7月10日發表社論《皖直兩派之兵爭》，其中說“以賊殺賊，以毒攻毒，豈非良民之幸歟”，認為直皖軍閥戰爭，如果能帶來和平與統一，是百姓之福。

2.社會、經濟等題材

《泰東日報》社論除對政治話題內容一直保持了較高的關注度外，對其他領域的題材也廣泛涉獵。其中，社會類選題的數量最多，達到29篇﹔經濟、文化、國際領域的選題也都分別達到了17篇、12篇和15篇。

《泰東日報》在傅立魚任編輯長期間，政治色彩較濃，但對於經濟問題仍然加以關注。《泰東日報》社論關注的經濟問題主要涉及財政、稅收、金融、經濟體制等問題，對於當時的中國財政和稅收問題也有論述，如：1921年11月10日發表的《財政危機現象》，1923年2月25日發表的《增加國稅之樂觀態度》﹔對於當時中國關稅難以自主的狀況，其在1925年8月25日發表過《應力求關稅自主》。

對於社會問題的關注也非常多，而且話題與民生息息相關，文風也較為犀利。這類話題有的在呼吁社會關注難民，有的是為維護平民權利高聲疾呼，有的希望推動社會制度和法規的進步與完善。如：1920年10月30日，發表社論《為華北難民叩首》﹔1922年2月14日發表社論《電汽公園應該徹底開放》﹔1925年“五卅事件”發生后，連續發表《滬上暴動風潮》《力爭滬案》《論五卅慘案與國際道德》等多篇社論，聲援滬上學生運動，批判當局的暴力行徑。

《泰東日報》社論也會對不良的社會習俗進行批判，倡導進步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觀念。如：1918年11月2日針對當時華人吸食鴉片的陋習發表社論《有傳染性之嗜好》，1919年12月7日發表《早婚之害》，1920年5月7日發表《女子參政之研究》，同年8月27日發表《傲慢氣習需改革也》，1921年7月21日發表《廢止娼妓研究談》，1923年4月14日發表《新聞之使命》，1926年3月21日發表《新年戒賭》。

三、傅立魚任編輯長時《泰東日報》社論展現的時代圖景

報紙書寫了一個時代的歷史記憶，社論則是這份歷史記憶的點睛之筆。《泰東日報》立足大連放眼全國，對當時中國的內政外交、社會情態和百姓思想有很多記錄。通過分析《泰東日報》社論對政府、社會、國人（華人、百姓）、日本幾個詞的描述可以一窺當時社會的時代圖景，以及該報對不同主體的真實思想態度。

（一）腐敗低效、不受信任的國內政府

傅立魚任編輯長時，中國正處於軍閥割據的時代。政治混亂，北洋各派系間征伐不斷，政府更迭頻繁，1916年到1928年，13年中就有38屆內閣，最短的兩屆內閣僅有6天。頻繁的政府更迭導致對內政策的頻繁變動，外交上軟弱無力，難以形成持續的方針和原則。《泰東日報》社論對國內政府的情感傾向於負面，展現了一個腐敗低效、不受信任的政府形象。

《泰東日報》社論在提到政府時，往往與“惡”字相聯系，說明該報對政府的所作所為是極為不滿的，這種不滿不僅針對中央政府，還針對各地方政府的不作為。例如，在報道華北旱災時，傅立魚主筆的社論《為華北難民叩首》中提到政府時說：“以地方官吏之隱蔽中央政府之玩忽，遲鈍於賑務，此中外所同深憤恨者也。”[3]在另一篇社論中，批評國家軍閥輪番上台變更政體，“回顧我國年來，紀綱不存，法制凌然，所號稱為國會者，有舊國會，有新國會，復有新新國會一國三公，無所適從，試視民國以來，官僚以壓制為能事，雙方背道而馳，早脫民意軌道”。社論認為：“政府既不能代表民意，所謂三種國會者，亦豈能有一種真正代表民意耶？”1923年8月28日的社論《奮起國存之不容緩》中，號召百姓齊心協力救國，並在副標題中寫道：“友邦不可靠，政府尤不可信也。”其他國家無法依靠，但我國政府是更讓人難以信任的，正文中又再次提到“今日北京所謂政府者，其無狀至於無可比擬”，認為當前政府的不作為已經到了無法想象的地步，還特意用當時政府的外交總長顧維鈞舉例，稱其剛登台時和人們承諾要維護國家的國際地位，但實際來看，完全是讓人無法信任的“夸大之虛言”，可見該報心中對政府的不滿已經到了何種程度。

當時中國政府的實質是由北洋軍閥控制的軍政府，這些軍人政客爭奪國家政權，不是為了國家民族，而是為了一己私利，這樣的政府無論由哪一派當政，恐怕都很難獲得百姓的認可。《泰東日報》社論談到政客時就充滿鄙視，可以說對當時中國的走馬燈般上台的各個統治者無一好感。社論中提到這些軍閥政客時，戲謔他們對權力的渴求已經到了無法滿足的地步，而真正做的事卻是“武人政客，金屋藏嬌”。1919年中國政府在巴黎和會上外交失敗，傅立魚就在社論《北京政府總辭職》中表示，這次外交的失敗是北洋政府咎由自取，下台了也不值得可惜和憐憫﹔在1920年1月16日發表的《新年之和議觀》中，傅立魚寫道：“各國政府及國民，方聚精會神，盡瘁於和平后改造之事業。我以弱邦，反多內亂。其危險誠不可以言喻者。日月逝矣，年復一年，誠不能不於南北要人有厚望焉。”[4]可以看出，當時中國的愛國分子已經對中國的政局和北洋軍閥的政客團體失望透頂。

（二）混亂動蕩、日益凋敝的社會狀態

在《泰東日報》社論中，整個大連以及中國社會都呈現出一種混亂動蕩、日益凋敝的狀態。20世紀初的中國處於社會的混亂和轉型期，舊的封建制度已經瓦解，但西學東漸帶來的春風還沒有在華夏大地扎根，各種思潮風起雲涌，政治的動蕩、戰亂的頻繁讓整個社會倍感疲憊。

在《泰東日報》的社論中，那個時代的“社會”展現了一種日益凋敝的暗淡色彩。在1918年11月2日發表的《有傳染性之嗜好》中，作者對大連社會的現象做了如下描寫：“恆見夫一般之人，胥用此物為主要之酬酢，富商大賈，一榻孤燈，無時或熄，親朋交集，輸送以噓，至於各小賣所之門，鎮日如市，鳩形鵠面之流，與夫腦滿腸肥之輩，皆視此煙霧迷蒙之窟，為消遣時日之場，其在娼寮，所用以饗顧客者，且以所謂煙般為上品。凡茲風習，具有煙癮者，固緣以逐漸擴張，未有煙癮者，遂由是以入於染受之全套。如風之靡，寧有底止。歲月人間促，煙霞此地多。”[5]吸食鴉片已經“蔚然成風”，足見當時的大連社會已經病入膏肓。

不但如此，社會文化也開始趨於萎靡不振，文人墨客都身陷在兒女情長中難以自拔，對內憂外患的社會現實卻缺少關注。1918年12月4日《泰東日報》的社論《情》，對當時人們醉心的市井文化有很好的描述：今日國人之用情，果何所屬耶？武人政客，則金屋藏嬌。學士文人，則滿口兒女情書漫布國中。有如愛情、苦情、哀情等等層出不窮，連篇累牘，無非描寫閨閣膩語，人持一部，浸成習俗。[6]

1924年7月22日發表的社論《吾國今患人才之多》中，也對當時的社會現象做了描述：吾人第見吾社會日益窮迫，吾國家日益凋敝，內訌不已，外侮日深，兵盜不分，藩鎮擾難，財政破產，國派摧殘……[7]在這樣的社會環境下，達官顯貴卻在痴迷兒女情長，百姓又吸食鴉片，也難怪社論的作者在文章最后都痛心疾呼：“人生上壽不過百年，保養健康，衛生學家所舌敝唇焦者，良以健康為壽命之母，而一切幸福之首基也。”“吾當發大願心，不讀社會此等言情小說。”

《泰東日報》社論中談及的“社會”，除了是民生凋敝的社會現實外，也是仁人志士想要有所效力的熱土，因此，社論中每談及“社會”，總要倡導百姓自立圖強，建設社會。在《情》中，作者在文末呼吁道：“不知男兒生長天地間，對於社會對於國家，總要有所效力……日月如馳，歲不我輿吾從朝乾夕惕，殫精於身家世界有益之學，尚恐不及，遑暇以有用之精神，消磨於無聊之邪境。西人之言曰：‘中國人士目光皆注射於妻子。’嗚呼，豈誣我哉？豈誣我哉？吾甚願國中志士，起而共雪前恥。”

社會凋敝，就更要奮起圖存，這可能是當時每個愛國人士心中都有的熱忱和意志。

（三）生活艱辛、飽受差別待遇的華人百姓

近代被日本殖民者統治時期，大連地區日本人與華人混居，華人百姓受到了很多不公正的待遇，社論《果無差別待遇乎》中提到，當時南滿鐵路客車票價相同，但同等車廂裡日本人的設備要遠優於華人，日本車廂甚至不允許華人進入[8]。1922年2月14日的《電汽公園應徹底開放》也提到這一問題，公共場所對華人是有所限制的。

不但如此，《泰東日報》的很多社論都提到了“匪患”一詞，說明在社會不穩定的情況下，越來越多的百姓變成了危害社會治安的土匪﹔而匪患問題的根源，還是要回到百姓通過正常的渠道已經無法在社會生存的問題上。

《泰東日報》社論中與“華人”經常連用的詞語有“涼薄”“容忍”“冷漠”“怨聲載道”“頗有微詞”等，這些詞語共同描繪出了大連華人當時生活的窘迫，明明是土地的主人，卻要經常遭受日本殖民者充滿涼薄、冷漠的對待，面對這樣不公平的待遇又無甚良方，雖然怨聲載道、頗有微詞，但又對社會現實無能為力的情態躍然紙上。

當時號稱要“中日親善”的日本殖民者對華人到底是什麼態度呢？

在1919年3月18日發表的《對於大連華人教育問題之希望——華人教育與中日國交》中就提到，華人是沒有開辦學校自由的，這讓大連華人“深感苦痛”，大連華人要盡納稅的義務，但在教育經費上卻和日本人區別對待，得不到應有的就學權利。1921年6月3日的社論《滿鐵首領更迭之感想》中就提到，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負有開發南滿洲之使命，按照日本的說法，這個機構應該是最與華人關系密切了。但事實卻不是如此，文中說道：“單觀之華人近日輿論，對於滿鐵頗有微詞……滿鐵年來之措施，入電車之強分位置也，鐵道之差別待遇也，石炭之價格暴漲也，以至如附屬地內畸輕畸重之規劃也，皆足為所令反其所好之明証。”原來大連華人在自己的土地上生活，坐電車時卻要和日本人分位而坐，坐火車時同價不同待遇，在城市規劃上，日本人聚居區規劃得好，華人聚居區就規劃得差，儼然是“二等公民”。由此觀之，日本提到的“親善”，不過是欺壓而已。

四、結論

《泰東日報》社論在傅立魚任編輯長期間表現出了較強的進步色彩，議題關注的范圍廣，對當時中國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現狀都有較為全面的反映。社論對當時中國的政治生態著墨眾多，體現了當時報紙較為盛行的文人論政風潮。

通過《泰東日報》的社論，我們可以看到當時中國社會的一個側面和縮影。當時處於新舊制度、文化變革期的中國風起雲涌，面對國家分裂、外辱日盛的社會狀況，處於混亂期的北洋政府如走馬燈似的更迭，難以起到掌控中國全局，引領社會進步和發展的作用。在糟糕的政治環境下，社會環境也每況愈下、日益凋敝，吸食鴉片、紙醉金迷的現象屢見不鮮。一方面是達官貴冑的迷亂生活，另一方面則是普通百姓在殖民者的壓迫下飽受欺凌，處處存在差別待遇，生活難以為繼。當時列強對中國的侵略是全方位的，不但是軍事上的直接脅迫，更有文化上潛移默化地同化，可以說處境十分艱難。

在這樣的大環境下，仍然有傅立魚這樣的愛國人士在夾縫中站在國家和百姓的立場上高聲疾呼，為建設獨立富強的國家搖旗吶喊，他們的精神令人敬佩並值得學習。

[本文為國家社科基金重大課題“百年中國新聞史史料整理與研究”（15ZDB140）之子課題“東北地區的新聞史史料整理與研究”的階段性成果]

參考文獻：

[1]大連市史志辦公室.大連市志•報業志[M].大連：大連出版社，1998.

[2]杜吉仁.東三省的報紙[J].現代評論，1926（84）：119.

[3]西河.為華北難民叩首[N].泰東日報，1920-10-30（1）.

[4]西河.新年之和議觀[N].泰東日報，1920-01-16（1）.

[5]紫.有傳染性之嗜好[N].泰東日報，1918-11-02（1）.

[6]獅兒.情[N].泰東日報，1919-12-04（1）.

[7]甦生.吾國今患人才之多[N].泰東日報，1924-07-22（1）.

[8]魏剛，於春燕.傅立魚主筆下的《泰東日報》[J].大連近代史研究，2009（00），480-488.

（鄭保章為大連理工大學人文學部新聞傳播系教授、博士生導師﹔趙凱為中央電視台新聞中心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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