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媒介化社會為人類社會發展帶來機遇和挑戰，傳媒責任倫理既是對當前傳媒自身發展倫理困境的回應，同時，也對由傳媒新技術帶來的不可預測的、未來的、遠距離的傳媒倫理問題進行責任指導。傳媒責任倫理從整體的視域來探究大眾傳媒與人、社會、自然以及未來之間的責任關系，是實現傳媒善治的理論追尋和實踐路徑。

關鍵詞：大眾傳媒﹔責任﹔倫理

中圖分類號：G206.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8122（2018）02-0037-02

一、為何需要傳媒責任倫理

現代傳媒技術的發展為人們帶來一個媒介化的社會，甚至是“過度媒介化的社會”，在當前語境下，媒介對現實社會的影響無論是在深度、廣度、形式和頻度上，都遠遠超過歷史上的任何時期。媒介不僅以其特殊的符號形式為我們呈現了一個“真實”的“擬態環境”，同時也從根本上影響和改變著我們的認知和行為方式。隨著人類交流方式逐漸向“媒介化類互動”轉化，人們對大眾媒介的依賴也越來越呈現出一種心理上的“嬰兒態”。當然，大眾傳媒作為社會的子系統，其作用對象絕不僅僅是個體的人，尤其是世界全球化的趨勢，迫使大眾傳媒在國家發展和社會進步方面的積極作用更為突顯。隨著約瑟夫·奈“軟實力”理論在全球的風靡，人們逐漸意識到來自於一個國家的文化底蘊、政治態度以及在外交政策上的吸引力，需要憑借更為通暢和強勢的媒體渠道去展示，可以說，傳媒實力已成為衡量一個國家軟實力的量化指標之一。

“正能量”也好，“負影響”也罷，傳媒現代性的意義及其發展走向絕非可以等閑視之。也許正是基於人們對大眾傳媒表現出的深度依賴，以及大眾傳媒對社會和國家發展路徑、步伐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事實上，西方馬克思主義始終都有一部分人對大眾傳媒及其衍生力量保持高度的警惕。法蘭克福學派以一種濃烈的精英主義氣息深刻揭露了大眾傳媒作為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的本質，指出傳媒在資本和利潤驅使下的文化工業生產，從根本上異化和消解了現代主體，從而造成高級文化的瓦解和精英意識的消亡。而法國的鮑德裡亞則從“仿真、超現實、內爆”三個獨特視角來解釋媒介運作的規律，並為人們構建了一個令人深思的后現代傳媒批判語境。當然，作為另辟蹊徑而一鳴驚人的傳播學大師麥克盧漢，盡管因為“地球村”的預言而名聲大噪，但其真正警醒人們的則是他跨越了法蘭克福學派對媒介內容批判的藩籬，轉向媒介本身及其與人類關系的研究思路。

對傳媒現代性的批判和反思從來都不是流於表層的指陳是非，也不僅是紙上談兵式的學術爭論，而是對大眾傳媒現實困境的憂思，這種憂思其實恰恰就是傳媒責任旁落后的精神孤獨和現實無奈感。隨著大眾傳媒影響力的不斷彰顯，其自身發展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危機與挑戰，尤其是近年來，我國傳媒體制改革逐漸步入深水區，大眾傳媒在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領域的深層矛盾不斷凸顯，這其中既有媒體政治屬性式微的潛在危機，又有媒體在公民政治參與過程中的權力異化﹔既有“雙重體制”下媒體改革發展的瓶頸，也有過度市場化引發的公正、誠信等道德信條的缺失﹔既有傳媒消費主義對媒體社會價值規導功能的弱化，也有經濟利益目標下人類精神家園的迷失﹔既有偏離娛樂真諦的“三俗”之風泛濫，也有傳媒后現代主義對傳統價值觀的消解。媒體在彰顯其強大功能的同時，也有意無意地給社會發展和人類生活帶來困擾，尤其是Web2.0帶來微博等自媒體的出現，從根本上改變了傳統意義上的信息發布方式和“傳授”關系，人類真正進入到了一個“人人皆記者，個個是編輯”的全民新聞時代。新技術的日新月異從時間和空間上擴大了傳媒的責任范圍，從面對面的“近距離”傳播到虛擬空間的“遠距離”交流，從此時此地的當下溝通到與遙遠未來的對話。

二、何為傳媒責任倫理

舊的問題還未解決，新的問題便接踵而至，人們不得不拷問當下大眾傳媒，究竟在社會生活中應有怎樣的角色定位？應當發揮怎樣的功能？又該承擔何種責任？著眼大眾傳媒領域，媒介化社會所引發的種種道德問題，無一不和“責任”相關，可以毫不夸張地說，“責任”已經當仁不讓地成為傳媒的核心概念。再反觀以德性論、功利論和義務論為代表的傳統倫理學，在指導傳媒實踐的過程中盡管曾經各有所長，然而，面臨現代傳媒的新特點、新困境，都會因各自理論的偏頗而顯得力不從心。傳媒領域需要全新的、指導性的責任倫理學，這種責任倫理學不僅直面精神性的道德困境，更是在技術統治的威脅下對傳媒責任的解讀。因此，總的來說，傳媒責任倫理是基於對媒介化時代的倫理反思，對大眾傳媒領域的責任問題進行理性的倫理追問。大眾傳媒責任倫理不僅關注所有參與大眾傳播活動中的道德主體在履行其角色義務時表現出的責任意識和責任能力，同時對傳媒實踐領域當下的倫理困境，以及由傳媒新技術帶來的不可預測的、未來的、遠距離的傳媒倫理問題進行責任指導。傳媒責任倫理是從整體的視域來探究大眾傳媒與人、社會、自然以及未來之間的責任關系。

歷史地看，中西方傳媒都有著較為深厚的責任思想基礎，只是各自責任的旨歸和研究路徑不盡相同而已。中西方責任理念根基的迥異為各自新聞傳播事業的成長設置了不同的發展路徑，也決定了責任目標和責任制度設計上的較大差異。中國的傳媒責任觀總體上說是一種大責任觀，中國自近現代開始，新聞人都具有深沉的民族責任感和熱情的愛國主義情懷，証明中國新聞媒體的責任在責任制度的設計上也更加主張道德自律。謹慎看待西方制度設計的優勢經驗，探尋本土責任觀在今日傳媒治理對策的時效性尤為重要。

媒介化社會中媒體已經全面融入人類的生活，在傳媒改革的轉型期，由於先天理論指導欠缺、制度保障的不足和現實道德精神追求的迷失，媒體必然要經歷改革的陣痛，甚至為之付出一定的代價。談起傳媒道德問題，注意力經濟常常被推至風口浪尖而成為眾矢之的，然而，市場卻不必然導致傳媒失責！傳媒主體自身定位不清，責任意識薄弱，職業主體專業精神缺乏和社會主體媒介素養不高都從主觀上限制了大眾傳播活動“善”的應然價值取向。從現實機制保障層面來說，法律、制度、規范等的剛性約束不力及傳媒倫理理論研究的欠缺也使傳媒的發展前行缺乏動力支持。

深入挖掘問題成因，理性面對發展中存在的問題，正確分析傳媒走向，針對當前我國傳媒領域的種種道德責任失范及其引發的社會問題，我們需要一種理性和審慎的態度來分析和反思，隻有這樣才能打造一個負責任的傳媒界，才能建立起合乎時代發展和現實需求的健康有序的傳媒責任生態體系。因此，解決好“怎麼辦？”的問題才是關鍵，也是難點。目前我國媒體體制改革進入關鍵期，需要不斷優化管理結構，落實責任，加強監管效率。另外，在傳媒運行機制上，明確採編和經營各自職責和工作，推進傳媒責任倫理構建的進程，從而實現我們國家的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因此，從大的方向上平衡利益關系，通過制度安排導入公眾主體，將社會效益擺在首位，確保傳媒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的統一。傳媒善治也離不開合理制度的保障，在具體操作層面，盡快推行傳媒法的出台、成立傳媒評議會、完善受眾監督反饋機制和行業問責機制，是保証傳媒健康發展的重要后備力量。當然，制度往往是一種反思性、預防性和懲戒性的規范體系，對於當前的媒體環境雖能起到改善和優化作用，但制度畢竟也是一種底線性的約束，除了制度，一個良好有序的社會還需要更高層次的道德來調節和引領。因此，從主體層面來說，除了要求職業主體對自身傳媒職責有清晰的定位和良好的執行力之外，通過職業道德教育形塑傳媒主體的職業形象，培養專業精神和提高職業道德修養也是非常必要和重要的手段。另外，新媒體時代使社會主體在傳播活動中的影響力更為凸顯，因此主體公民德性的培養和媒介素養的提高對淨化當前傳媒生態環境、構建傳媒責任倫理體系也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

參考文獻：

[1] 樊浩.中國大眾意識形態報告(道德卷)[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2.

[2] 樊葵.媒介崇拜論[M]北京: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08.

[3] 郭金鴻.道德責任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4] 俞可平.中國公民社會的興起與治理的變遷[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

[5] 張光年.中西哲學比較初探[J].理論觀察,2008(6).

[6] 張康之.社會治理中的責任和義務結構[J].天津社會科學,2004(1).

[7] 張濤甫.媒介化社會語境下的輿論表達[J].現代傳播,20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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