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春橋最終決定接受沒法在5月12日趕出這部片子的事實。

　　這意味著，這部名叫《初三四班》的紀錄片將錯過“汶川地震十周年”的節點，傳播度可能會打個折扣。

　　“但我們不是為了湊節點來拍這部片子的，對吧？”4月8日完成第一版初剪，制片人韓軼看完后對陸春橋說，“片子還需要時間打磨，不能僅僅為了趕節點倉促成片。”

　　陸春橋點了頭。

　　她有些不好意思地對記者解釋：“大概是地震后遺症，我是想到什麼就要趕快完成，就怕有個萬一，事就做不成了。”

　　10年前的5月12日14時28分，北川中學初三（四）班因在操場上體育課，全班37人幸免於難。當時15歲的陸春橋是這個班級中的一員。

　　10年后，從中國傳媒大學南廣學院畢業的陸春橋想用拍攝紀錄片的方式紀錄這個班級畢業生的十年。“我想知道，因幸運而重獲新生后，每個人以什麼樣的方式走過人生中最青春年華的十年，而這十年的青春故事又和普通的年輕人有何相同或不同。”陸春橋說，“我們是幸運的。這並不僅僅是指我們活下來了，而是指我們恰恰是在一個世界觀、價值觀剛開始形成又尚未固定的階段經歷了地震。”

　　直到如今，這段經歷被很多人靜靜安放，和許許多多成長中的坎坷、成就一起，成為人生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這個片子必須由你來拍”

　　2016年2月10日，大年初三，“初三（四）班”開了一場班會。

　　班會正是陸春橋為拍紀錄片而組織的，也是這個班級初中畢業后第一次如此齊整地相聚。

　　班長母書凡早早和學校聯系了場地。黃金城是班裡年紀最小的一個，早晨就去給陸春橋幫忙，期盼，興奮，“好像要見到很久未見的親人”。

　　班會定在下午2點，這個稍有特殊意味的時刻。

　　女生們有的化了淡妝，男生們有的儼然“社會人”的樣子，不過大多數還是稚氣未脫。兩位老師也被邀請來參加，一位是初一到初二時的班主任，另一位是語文老師。老師們講著講著就眼睛泛紅，努力地控制情緒。之后，學生們輪流上台發言，分享近況。

　　都是20多歲的年紀，偶有悲傷，但更多是嬉笑。

　　在這場聚會的半年多前，陸春橋第一次有了拍這部紀錄片的念頭。

　　那是2015年6月春橋臨近畢業的檔口，韓軼收到她詢問就業走向的QQ留言，遂邀她共進下午茶。38歲的韓軼是金馬獎獲獎制片人，目前在上海擁有自己的影視公司，是奧斯卡獲獎導演柯文思在中國的合作伙伴。

　　韓軼一直記得這個女孩。2008年，她在四川拍攝紀錄片，聚焦的是北川中學一位高位截肢的女生。印象中，總有個開朗、好奇的女生，主動和他們搭話。

　　陸春橋評價彼時的自己“無知無畏”，“很活在當下”，“什麼流行就玩什麼，跳舞、唱歌、旅行”……

　　高二時，北川中學開設了有中國傳媒大學師資進駐的藝術班。選苗子的時候，陸春橋站得筆直，心想：“會不會選到我呢？”一位老師指著她和其他幾位說，“你、你、你”，她就真的入選了。

　　高中畢業后，她考入中國傳媒大學南廣學院。

　　一路成長，她時不時會給韓軼發個QQ留言。她從心裡喜歡這位80后的大姐姐，覺得有親近感，因為“她是四川人，在北川待過，是了解我們當時感受的”。

　　那一次下午茶，她們聊到了初三（四）班。韓軼此前知道北川中學有1000多人幸存，卻不知有這樣一個完整幸存的班級。

　　她當即意識到，這個班級的故事有價值。“那幾年青春片特別多，打個架、談個戀愛、墮個胎、出個國……千篇一律的劇情，無病呻吟。但這個班的青春不一樣。它值得被‘歌頌’，或者說，被記錄。”感受到紀錄片傳播的有限，她決定用真實故事改編成劇情片的方式來講述。而在收集故事的同時，可制作一部紀錄短片。

　　韓軼把陸春橋介紹給導演柯文思，對方興趣盎然，答應做劇情片的編劇和導演，並對陸春橋說：“這部紀錄短片必須由你來拍。”

　　原本想走時尚攝影道路的陸春橋，憑著初生牛犢不怕虎的勇氣，接下重任。“從此我在這家公司又相當於上了‘電影大學’。一切都是從零開始。”

　　陸春橋說，做出這個選擇的另一個原因是，“這些年，每一次節點，都會有相應報道，但幾乎沒有真正讓我觸動的”。

　　“地震帶給我們的影響是復雜的，但大多數的紀念文章卻是單一的。因為地震，北川的城市化幾乎以幾何級加速發展﹔因為地震，全世界的目光都投向這裡，連你在食堂吃飯都有人在拍。我們曾經仰望的名牌，一瞬間唾手可得，還有沒有吃過的奶片、沒有用過的洗面奶、沒有見過的外國人……”陸春橋說，“地震對我們這一代的成長影響也是多元的。我想拍出真實的北川，真實的北川年輕一代。”

　　“選擇如何紀念是我們的事”

　　並不是所有人都歡迎這部紀錄片的誕生。

　　“除了揭傷疤，有什麼意思呢？”有同學說。還有同學連聚會也拒絕參加。

　　“一般都是家裡有至親去世的。十年，走出來不容易。”母書凡說。

　　對紀錄片不同的態度，正源於每個人對那一天的不同記憶。

　　陸春橋對那一天的記憶是“不真實”——能見度特別低，以為是那種超級大的渣土車越來越近，隨后到處都是灰。那一天，腦子整個懵了，一直有耳鳴的感覺。

　　母書凡的記憶是，兩個女生在他面前被浪掀了起來，摔倒在地﹔對面山上，極大的石頭往山下滾落……

　　黃金城更多的記憶是救人。那是他第一次親眼看見有人在自己面前死去，也是他第一次看見創傷，血流得像水龍頭放出的水。

　　女生劉文靜的記憶，關乎班主任何海平。體育課，她總喜歡躲在教室裡看書。那一天，在隔壁班教英語的何海平特意趁習題時間繞回教室，看慣常逃課的女生在不在。劉文靜后來去了籃球場看男生打籃球而逃過一劫，但何海平被永遠埋在了地下。她因此固執認為：“命是班主任給的。”

　　那一天，劉陽失去了父親。

　　他的父母都在市場賣肉。那天肉賣得快，母親決定守在市場，等賣完了回家種玉米﹔父親則去街上找朋友嘮嗑。地震之后，他們再未見到父親。

　　他對父親最后的記憶，是他前一周在宿舍打牌，被生活老師逮個正著，周六學校通告家長，父親發了很大的火。那晚，他哭到睡著，朦朧中感到父親給自己蓋了被子，次日醒來，發現了床頭的50元錢。

　　2015年，陸春橋第一次跟同學們提，想拍關於這個班的紀錄片。有人第一反應是開玩笑說“瞎吧吧（北川話，意為亂說的吧）”。陸春橋從2015年說到2016年，又從2016年說到2017年,當回事的人越來越多。每當陸春橋提出些請求，總有人回應並幫助解決。

　　有人期待地說：“想一想，其實這是我們人生中特別重要的十年。”

　　另一方面，他們覺得“春橋是自己人”，因此“不會怕被再次當作特殊人群對待”。

　　“為什麼當年很多人選擇繼續在北川，而不是去綿陽或者成都讀書？因為在北川中學，你不會覺得自己是特殊的。”陸春橋說，她記得一個同學告訴她，北川中學“庇護”了他3年。

　　劉陽在外打工時，有人知道他來自北川，就問他家庭情況。他不想多解釋，索性低頭撒謊：“家裡都好”。

　　黃金城記得大學時，每到特定紀念日，知道他籍貫的人都會問他“回不回去”。有時難免厭煩——真正的紀念並非一定要在那個日子，可也隻能在口頭應付一句“應該吧”。

　　“選擇如何紀念是我們的事。”母書凡在高一那年用這句話拒絕了一位記者。

　　一位婚紗店老板那年提出幫忙補拍畢業照，同學們於是在長虹培訓中心前站定，捧著班主任何海平的相框拍了一張。這個鏡頭被一位記者捕捉到了。記者先是建議大家再寫一些紙條，后又建議，再多一個跑過來的動作。母書凡覺得“太假了”。

　　劉陽記得，2016年聚會那一天，很多人久久不願離開。最后AA制吃飯，有人喝醉了。

　　同去的韓軼記錄下很多人從未吐露的細節——有位男生回憶，由於震后通訊中斷，他多日未見父母，在安置災民的體育館見到父母的那一刻，父親手裡拿著麻袋，趕緊悄悄地藏到身后。那個細節令他很長時間難以釋懷，“難道他們認為我已經不在了？”

　　也有人說起這麼多年的愧疚感，“感覺是從那些死去的同學身上，偷來的好運氣”，看見那些喪子的父母時隻想躲開，因為覺得自己的存在對他們是最大的打擊。

　　“即使沒有地震，其他經歷也會對成長帶來影響”

　　陸春橋選擇了連她在內的3位作為紀錄片的主線人物。但實際上真正的初三（四）班加上之前輟學的，近50人。

　　拍攝之前，她幾乎全都訪遍。

　　她發現，地震對很多人選擇工作在潛意識裡是有影響的。比如從事工程、建筑行業的特別多。

　　劉陽自詡不是讀書的料。為了父親的遺願，他撐到高中畢業，就去拜師學開挖掘機。他覺得這正是災區重建需要的技術。

　　十年裡，他印象最深的是兩次教訓。剛學2、3個月時，以為可以出師掙錢了，可在山上修路時，差點把挖掘機開下山崖，連人帶車挂在半山腰，幸好被同事撿回一條命﹔去年，一次幫朋友干活，挖掘機沒油，一位工人站在鏟斗裡，由他升高動臂，准備加油，可機器突然抖動，鏟斗裡的工人從3米多高跌落，好在僅是軟組織挫傷，康復花費4000多元，由朋友承擔了。

　　兩件事讓他體悟：沒有真正簡單的事，干好哪一行都不容易。

　　父親在世時，他從未為錢擔心，甚至去北川中學都是父親交了“擇校費”。而若不是父親為他交錢，他本應上的那所縣中，整個學校震后隻剩一根旗杆。

　　“假如沒有地震，我或許覺得人生就是用著父母的錢，靠父母的安排找工作。可是地震后，人生就該自己負責，自己選的路，跪著也要走完。”劉陽說。

　　劉文靜讀大學時去成都學了工程造價方面專業。她畢業后先在建筑公司工作，在幾個工地連軸轉，整個大辦公室“就我一個妹子”。資料到她這關總是最難通過，因為她會為一個不全的數據加班加點。有人嫌她頂真，但最后都拗不過這個來自北川的妹子。

　　母書凡大學學的是工程制圖，但畢業后沒去建筑公司，而是去了長虹集團。不少北川人對“長虹”有特殊感情。長虹集團在災區重建中出了不少力﹔北川中學也是在長虹培訓中心復課2年，才搬回新校園的。母書凡回到這裡，就好像回到了“來時的路”。

　　現在他做銷售工作，卻常常感到自己“不是合格的銷售”。攢錢來買東西的農民一砍價，他就不忍心地要鬆口。

　　班裡也有人去北京走上學術道路，做了災難心理方面的研究。大多數人都在省內發展，在北上廣的不超過5人。

　　“這只是不同人的不同選擇。”陸春橋聳了聳肩，“我們這一代，早就沒有‘一定要去大城市才叫成功’這種觀念了。”

　　“我們的選擇和大多數普通的90后沒有什麼區別。”母書凡說，“即使沒有地震這件事，其他的經歷，也會對成長帶來影響。地震，只是大大小小因素中的一項。”

　　“幸運”

　　紀錄片需要等。

　　去年12月，陸春橋拍完大部分內容，就等著拍攝今年2月的一場婚禮，中間有2個月都空著。“那時候心裡特別焦慮。渾身有勁沒處使，沒有耐心﹔誘惑也多，身邊誰誰誰又賺了多少錢。90后不是怕做事，是特別需要存在感。”

　　最焦慮的時候，她一度不想碰任何有關地震的東西。可是如果不做完，翻不過去。於是又回到原點——“我為什麼要拍這個片子？”

　　等待是值得的。

　　她要拍攝的是一位在震后性格完全改變的女孩。初中班裡，這個女孩文靜、默默無聞，聚會那一天，她講笑話，活絡，特別放得開。

　　陸春橋好奇她的轉變，之后在跟拍中慢慢找到原因——女孩在父親去世后，希望能通過表現得幽默來掩飾內心悲傷，久而久之，幽默自然融合到性格裡，好似父親給她的禮物。

　　那場婚禮前，她對陸春橋說：“我結婚了，才開始理解我媽。我找到了一個對的人，感受到愛情的美好，才能設身處地去想失去愛人的感覺……2008年之后的那個春節，我媽在河邊失聲痛哭，那是她失去的愛情。”

　　那一刻，鏡頭后面的陸春橋再一次找到了拍攝的意義。

　　“我們每一代好像都在重復上一代人的軌跡。有時候我們覺得爸媽什麼都不懂，其實他們什麼都懂。”陸春橋說。

　　“14、15歲的年紀最叛逆，而地震恰恰給了我們一個契機，讓我們可以和父母歸零相處。”陸春橋觀察到，大部分同學和父母關系變得更好，更易表達愛。有的同學，曾經覺得每周末回家都麻煩，如今從不間斷。

　　一位男生，高考時拼了命要考到省外，要遠離北川，可工作時最終還是選擇了回到北川，因為“陪伴家人是最重要的”。

　　另一個觀察是，“幸運”被更多地總結出來，甚至一些普通人習以為常的小事也會被歸結為“幸運”。

　　那位新婚的女生說，“很感謝老天還給我留了一個媽”，而對父親的缺位，她只是遺憾，遺憾父親沒有見証她美好的成長過程。

　　母書凡也總是說自己幸運。他歷數打工經歷，說“碰到的好人特別多”。僅僅有人提出上班路上帶他一程、讓他每天可以多睡半小時，就足以令他滿足。

　　“大概是因為經歷過地震的我們特別懂得珍惜吧。”他說。

　　而陸春橋感到幸運的是，“不拍這部紀錄片，就不會對災難思考到這個程度”，也不會發現“我爸原來是愛我媽的”。

　　韓軼說起她單獨採訪陸春橋父母時獲得的一個細節。那是陸春橋多年來都不知道的一幕。

　　震后，春橋父母在老家，房子塌了，路也不通。他們不知在縣城的女兒到底是生是死，於是加入鄰居去縣城尋找兒女的隊伍。翻越一座山后，父親因病難以維續。母親接過包准備與其他父母先走。

　　父親反復糾結，不知道是該同意還是阻攔：一方面他已得知北川中學震情嚴重，暗自擔心女兒已不在﹔另一方面又擔心妻子在路上遭遇余震，就算順利走到縣城，一旦發現女兒不在，又將悲痛欲絕。

　　最終，他還是同意了妻子的選擇。

　　他告訴韓軼的是，他躲在廁所哭了。而一位路過農民當時看見的是，一個大男人，坐在路邊，號啕大哭。

　　那一刻，他以為自己將失去兩個人。對妻，對女，都是深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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