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報》今年創辦七十周年，我今年五十五周歲，原本是兩件不搭界的事情，但命運卻讓我與《人民日報》有了舍不下的情結。

　　我的老家在川北秦巴山區“米倉古道”上的旺蒼縣，“蜀道難”就難在我的家鄉。七十年代鄉鎮通公路前，祖祖輩輩通往外界的交通工具隻有村裡人自制的木船。1978年12月底，縣裡來了一個姓尹的干部，要組織全生產隊的人學習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公報。開會時，尹干部從提包裡抽出一張《人民日報》，咳了幾下對大隊和生產隊干部說：“感冒了嗓子痛，找一個識字的人給大家宣讀一下公報吧！”

　　大隊和生產隊干部見報紙的文章很長，臉上立馬顯出了為難之色。當時，村裡的壯年男人和少有的幾個能讀報紙的人都撐船拉纖往蒼溪、閬中運木耳、蘑菇、蠶繭去了。正在為難的時候，我有些膽怯地站起來自告奮勇：“讓我試試吧！”大隊干部順水推舟地對尹干部說：“這娃今年剛考上高中，星期天回家掙工分來了，讓他試試吧！”尹干部猶豫了一陣，將手裡的《人民日報》交到了我手上，並叮囑說：“放開嗓子讀，有不認識的字問我。”那天是我人生第一次站在一百多人面前展示自己，雖然開始時有些緊張結巴，但很快便讀得流暢了，甚至有些得意忘形。會議結束時，尹干部很高興地對我說：“小伙子不錯，這張報紙送給你了！”然后又對大隊和小隊干部說：“這娃得好好培養，也許今后能當個大隊書記當個兵什麼的。”因為這件事，到家裡提親的人便多了起來。媒人們逢人便演繹說：“這娃能把幾個版的《人民日報》一字不落地讀完，縣上的領導都講了，今后可能當大隊書記或當兵呢！”

　　兩年后，我真的如願以償到西南部隊當了兵。又過了三年，我提干當了軍官，當年在生產隊讀《人民日報》的事被村人傳得更玄乎了，說我十六歲就代表公社到生產隊傳達十一屆三中全會精神。父親寫信時與我聊到這件事，還以此告誡我一定要做個名符其實的有文化的人。

　　1985年底，團政治處領導讓我去分散居住的連隊調查軍民關系。那時下基層搞調研交通工具稀缺，我在路邊等了一個多小時，才截住一個彝族老倌的牛車，在滿是泥土的山路顛簸了近一個小時，臨近十點才到達雲霧繚繞的營區。剛一跳下車，我就被眼前的景象驚呆了，在干部戰士們圍成的圈子裡，一群穿著五顏六色民族服裝的老大媽在營區載歌載舞，營區沉浸在歡樂的笑聲裡。在門口迎接我的教導員王持強用一口重慶話對我介紹說：“六年了，這些老大媽一直帶著歌舞、雞鴨豬肉和自己繡的鞋墊到軍營慰問子弟兵，為戰士們洗被子，與家屬們聊家常，附近的少數民族群眾與我們相處得比親人還親。”

　　接下來的幾天，我走村串寨，與彝族、哈尼族大媽們交流，與戰士座談，嘗試著寫了一篇報道，寄給《人民日報》。令人意想不到的是，1986年1月12日的《人民日報》在一版以《彝族“烏蘭牧騎”》登了出來。政委趙福瑞拿著報紙對政治處主任說：“幾年了，我們團沒有上過一次《人民日報》，更別說頭版了。這樣吧，讓李宏來當新聞干事。”因為這篇巴掌大的文章，年底我榮立三等功﹔因為這篇文章，這支少數民族大媽演出隊在雲南出了名，領頭的大媽李秀華還出席了全國雙擁表彰會﹔因為這篇文章，我從組織股調到了宣傳股，在新聞宣傳崗位一干就是二十年。

　　1997年夏天，我被借調參加駐高原部隊基層文化建設情況調研。在雪域高原最艱苦的連隊行走了二十幾天，官兵們的艱苦生活和樂觀向上的戰斗精神，常使我淚流滿面。在祁連山深處，副連長高紅軒穿著皮大衣，一臉高原紅領著我們參觀連隊的集郵協會，我在那裡見到了全國各地寄給他們的各種郵票，那應該是我見過的海拔最高、人數最少、最艱苦的集郵協會了。在三個人的哨所門上，我見到了一副最獨特的對聯：“打扑克少一人，下象棋多一人。”橫批：“雖苦猶樂。”在風雪達坂，我們巧遇了騎兵連的“馬背放映隊”，他們就著雪啃著饅頭，為少數民族群眾和部隊放電影行走的路可以繞地球一圈……在完成寫給上級的專題報告后，我將此行經歷的細小故事整理出來，其中一篇叫《雪域文化風景》，很快在1997年8月11日的《人民日報》十二版刊登了出來，得到關注。

　　如今，我做職業軍人已經三十八年，當過兵帶過兵，做過新聞、文化、文藝工作，出版過六部長篇小說，拍攝過二十多部電視劇，但青蔥歲月在村人們面前宣讀十一屆三中全會公報，在《人民日報》發短文的事卻一直記憶猶新，這些短文我也一直珍藏著。我常想，如果有機會了，一定去人民日報社看看。

　　（作者為火箭軍政治工作部電視藝術中心主任、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中國電視藝術家協會理事）

分享讓更多人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