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當年走的郵路，從縣城到最邊遠的一個民族鄉，全程一百五十六公裡，村子分布在崇山峻嶺中，當時不通公路，全靠“鐵腳板”一步一個腳印地走出來。

　　為了讓邊疆少數民族能夠看到《人民日報》，及時了解黨和國家的方針政策，父親在如此艱苦的條件下，無論春夏秋冬，還是陰天下雨，長年累月地行走在這條郵路上。

　　最怕發生的事情那一天還是發生了。上世紀五十年代初的一天晚上，父親穿過一片森林時，突然聽到“啪、啪、啪”的幾聲槍聲，聰明的父親急中生智，迅速把裝有《人民日報》的郵包藏在草叢中。幾分鐘后，四個蒙面人包圍了父親，嘴裡不停地喊：“丕斗！丕斗！”（匪語：交出錢來）。土匪在父親身上搜了幾遍，沒搜到啥值錢的東西，隻搜到一包香煙，就用槍托把父親打倒在地。待土匪走后，父親才將《人民日報》送達當地鄉政府。

　　1979年我從部隊退伍回到家鄉。那個夏天，雨水特別多，老天爺連續下了十多天大雨，父親在投遞《人民日報》的途中，遭遇泥石流，躲避不及，被泥石流沖下六十多米。當地群眾知道后迅速展開救援，人們將父親抬到河岸邊時，父親還有一口氣，兩隻手仍緊緊抓住那個裝有《人民日報》的綠色郵包。待我和家人趕到現場時，父親已經永遠離開了這個世界。

　　父親走了，收入沒了，今后的日子怎麼過？此時此刻，黨和政府給我家送來了新的希望，單位領導考慮到我們家的實際困難，決定讓我繼承父親的職業，當鄉郵員。從此，我背上父親當年用過的那個綠色郵包，繼續投遞《人民日報》。

　　與父親不同的是，我改走了另外一條鄉郵路——昆南，單程三十公裡，當天往返。可以在白天行走，看得見，摸得著，更沒有人會搶郵包，不必擔心安全問題。

　　昆南一帶是革命根據地，但山高坡陡，不通公路，全靠步行，隔山看得見，行走要一天。天長日久，郵路沿途的群眾與我成了朋友，都很信任我，經常叫我幫他們從城裡購買些針頭線腦等小物件帶回來。昂洪村一個叫李扎者的退休工人，因年老多病，不方便到城裡去取工資，他把圖章交給我，每個月都叫我幫他取回工資，直到他離開人世為止，我共為他取回工資八萬多元，分毫不差。

　　隨著國企改革的深入發展，1998年，曾經“一家獨大”的郵電局，一分為二，即：郵政局、電信局。按照當時的分營政策，我被分在郵政局，繼續行走鄉郵路。

　　我喜歡看《人民日報》，長年累月與報刊打交道，慢慢地走上了“爬格路”：購買照相機，學習攝影﹔拿起筆杆學著寫點“豆腐塊”“火柴盒”，把郵路沿線的所見新聞寫成消息，投給報社。三十多年來，我先后在省內外各類刊物上發表作品六百多篇（幅），獲獎作品六十三篇（幅），被聘為省內外十多家媒體特約通訊員。

　　由於投遞工作做得好，群眾信任我，我所在的鄉郵政所，連年超額完成《人民日報》的征訂任務。那年冬天，一位農村退伍老兵病在床上，得不到外界的一絲信息，我自掏腰包一百九十八元，為他訂閱一份《人民日報》，后來他成為養殖專業戶。

　　光陰似箭，日月如梭。轉眼之間，我已經在鄉郵路上行走了三十多個春夏秋冬，可繞地球二十圈。歷經滄桑，昔日的壯小伙，如今已變成小老頭，滿臉“梯田”，滿頭“銀絲”，腰弓了，背駝了，但我驕傲，我自豪，因為我為祖國的郵政事業作了貢獻，為投遞《人民日報》出過一份力。如今，我光榮地退休，離開了我洒滿汗水和腳印成串的那條鄉郵路。

　　值得慶幸的是，我的姑娘很爭氣，大學畢業以后，又報考到郵政局工作，同事們都說：“老王家都成了郵政世家了！”我的回答很干脆：“假如有來生，我還當鄉郵員，還去送《人民日報》……”

　　退休以后，我仍不棄不舍，筆耕不輟，相機隨身，繼續在“爬格路”上耕耘，搞點詩歌、散文、小小說、圖片等，向《人民日報》投稿，傳遞正能量，鼓舞后代人。

　　（作者為雲南蒙自退休職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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