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爺爺出生於動蕩不安的1917年，斗大的字認識不了一籮筐，卻機緣巧合，與《人民日報》結下不解之緣。他零距離接觸和見証報紙誕生的過程，一個普通農民有了不普通的際遇和經歷。這成為他一生的驕傲與自豪。

　　我自小也與《人民日報》有緣，因為是聽著“爺爺與《人民日報》的故事”長大的。這個故事，我聽了不知多少遍，卻百聽不厭﹔這個故事，爺爺講過很多次，卻常講常新。我清楚地記得，每次說起這個故事，爺爺年邁而渾濁的目光便馬上清澈起來，變得炯炯有神，那段被光亮映照的歷程，是他生命裡的華光。

　　上世紀四十年代，爺爺到家鄉所在的河北省邯鄲市一個旅館做伙夫。一天，旅館老板把店裡伙計都召集起來說，旅館要租賃出去，人員就地解散，唯有伙夫可以留下繼續工作。就這樣，爺爺無意中參與了一項“重大工作”，成為歷史見証者。

　　第二天，旅館所在的火磨街東口二層小樓外牆，出現“人民日報館”大字，紅色的油漆，在灰暗的牆上顯得格外醒目。原來，華北重鎮邯鄲成為晉冀魯豫邊區首府后，晉冀魯豫中央局決定辦一張報紙，這就是即將誕生的《人民日報》。

　　爺爺沒有文化，也不知道報紙的作用和價值，更沒有意識到這項工作的重要性，他的任務就是為大家做飯。據爺爺講，當時的工作人員並不多，做飯任務也不繁重，所以閑暇時就看著報社工作人員忙碌。小樓是個獨門獨院，內部的結構是開放的，也就是說，站在一個地方，可以看到另外任何地方。爺爺每天看到的都是緊張有序、穿梭不停的身影，有人伏案疾書，有人編輯校對，還有人在院子裡一刀一刀地搞木刻，聽說是制作欄頭、標題、題詞、畫像等用的。

　　爺爺說，自己雖然是個“外人”，但因為院裡人不多，地方也不大，所以認識很多人，知道很多事。當時，張副部長（張磐石）是負責人，戴一副眼鏡，文質彬彬，說話特別和氣，據說是留過學的﹔有個叫小安（安崗）的小伙子，風風火火，雷厲風行，似乎總有使不完的勁﹔還有一個老袁（袁勃），年齡看著大一些，成熟穩重，不多說話，像是總有心事似的……每當說起這些，爺爺都如數家珍，娓娓道來，似乎在講述著一個並不遙遠的故事。可見這段經歷已經深深鐫刻在爺爺的內心深處。

　　美好的記憶總是短暫的。令爺爺感到新鮮、興奮和激動的這項工作，因為戰事緊張、《人民日報》隨晉冀魯豫中央局外遷而變化。爺爺與《人民日報》的緣分告一段落，但心中卻播下與《人民日報》深厚的感情種子。也許，歷史不會記得那個無足輕重的木訥伙夫，但爺爺卻已經把《人民日報》當成他生命中休戚與共的一部分。

　　爺爺回到故鄉劉大寨村后，讓三個兒子全部去學堂讀書。這在炮火隆隆的戰爭年代，對於並不富裕、世代農耕的家庭來說，不僅難能可貴，而且還產生了轟動，村裡很多人都不理解，不知爺爺葫蘆裡賣的是啥藥。他們不知道，爺爺與《人民日報》的短暫邂逅，已在心裡播下希望和憧憬，因為他通過接觸辦《人民日報》的這些人，看到知識的重要和文化的神聖！正是得益於《人民日報》的影響和啟迪，一個地道的農民下定決心讓孩子都接受教育，進而培養出醫生、教師和鐵路干部，而且蔭及子孫，專家、教授、公務員輩出，成為受人贊譽的文化家庭。

　　爺爺1996年去世后，我們打開他珍藏的一隻棗木箱子，發現裡面竟然是一沓沓各個時期的《人民日報》。很多人都百思不解：爺爺沒有文化，《人民日報》傳播的理論他不可能懂，文章他也讀不下來，留這些報紙究竟干什麼呢？我想，他珍藏的應該是他對《人民日報》的一份朴素的情感。這份情感裡凝聚著他對外面世界的憧憬，凝聚著他對一段情緣的感恩。而那白紙黑字的印刷品，絕不是簡單的報紙，而是一份珍貴的遺產。

　　（作者為河北邯鄲市中心醫院職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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