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人民日報70歲，我53歲，我與人民日報結緣卻有49年，說來挺玄乎的。

　　1969年春，一天清晨，父母牽著四歲的我，興致勃勃去村上開大會。全村1000多村民，放下農活，太陽離地二三丈時到齊，准備聽村支書傳達最新指示——最高指示的最新版本。一個個長頸鹿脖子，伸向主席台，卻不見支書，隻有副支書反復在喊：“莫鬧莫鬧，快開會啦！”可是很久過去了，會還沒開。我，與我一樣“蹭”會的小孩們，自然不聽命令，東跑西顛，嬉戲打鬧。太陽移至頭頂時才開會，支書氣喘吁吁直奔主席台，拿一份報紙讀將起來。萬籟俱寂，隻有發自報紙的指示震天響。

　　原來，按計劃早上9點，報紙即可送達。誰知郵遞員妻子偏偏生娃，他忙前忙后，顧不上送郵件，誤了大事。支書隻好走10多公裡山路，去小鎮郵電所接回這份報紙。

　　什麼報紙？父親指著支書手上的報頭，教我認四個大紅字：“人民日報”。這，就是我心底，最初被烙上的文明符號。

　　我從小學到大學，都在邵陽的百十裡打轉轉，但是學校閱報欄，每每都有我身影。那時報紙很少，人民日報卻赫然在目。讀人民日報，對我開闊眼界，知曉天下，樹立正確三觀，起了重要作用，而且，我從中掌握了不少寫作ABC。老師說：“人民日報就是范文。”

　　這句話，貫穿我在邵陽市、縣廣播電台，在惠州、東莞、珠海下海辦報紙的過程，貫穿我在中學，制藥廠，檢察機關，省高速公路項目公司及其總部的從業生涯。幾十年來，我寫公文報道，搞文學創作，做專題節目，主編大型雜志、叢書，策劃宣傳文化活動，都離不開報紙，尤其是人民日報。為什麼？一報在手，她牽引著我，更好地領會黨的政策，通曉時事政治，掌握高端前沿資訊，把握宣傳輿論口徑，打開選題、立意、取材的視角，她是權威、品位的象征，跟著她不會錯。記得在邵陽市制藥廠，採、寫、編、播維持廠廣播室運轉，常常是我一個人。我多次拿起人民日報，向1000多名干部職工直播黨中央的聲音，邊播邊感到自豪和踏實。

　　2012年10月起，我做了六年半的高速公路收費站長，發動員工八小時之外，在站部閱覽室讀書看報，還經常組織讀報會，針對性輔導員工讀讀寫寫。此間，人民日報是必不可少的內容和標杆。全站三四十名員工，不，六年半從業過的100多名員工，包括臨時工，都要定期搞創作，包括寫日記日志、散文游記、雜談讀后感等，比學趕幫蔚然成風，一時間，“邵陽南收費站炊事員、清潔工都有文學細胞”的名聲在外。我站能獲得國家級“模范職工之家”、“湖南省十大杰出青年文明號”第一名等眾多榮譽，與此有關。三尺收費崗亭因此不再狹窄，半數員工都成了才。如今，邵陽南站出身的數十名科級干部，在各自“一畝三分地”都征訂了人民日報，承續了讀報情結。

　　2011年起，我先后主編了幾年的《湖南高速公路》《高速時代》雜志。有段時間，錯別字、病句、邏輯錯誤等編輯疏忽現象嚴重，沒辦法了，我抬出人民日報，厲聲道:“誰能找出這張報紙差錯率超過萬分之二，我給他磕頭。否則，就老老實實將它做模板！”此招立竿見影。

　　因工作關系，我與人民日報梁永琳、陳陽波、呂明軍、蘇顯龍、周立耘、顏珂、侯琳良等，有著多年的接觸。在他們身上，我看不出名記名編大腕的派頭，卻領略了報社的優良作風、學風、文風，領略了他們的無私支持。

　　說到向人民日報投稿，我一般不敢造次，但也有幾次美好回憶。1987年初，針對邵陽縣楊青鄉伐林採銻礦現象嚴重，我以縣電台記者身份，冒著嚴寒爬上高山，採寫了調查報告。文章被人民日報內參和光明日報刊登后，亂象很快被剎住。1995年，我在人民日報海外版發表了散文，標題可能是《風呀輕輕吹》，不久又在刊頭題字征稿中勝出, 內容記不准確了。當時我在珠海《珠江晚報》做編輯，獲悉后，當眾高唱起齊豫的《橄欖樹》來。可惜，我珍藏的這兩份人民日報海外版，被妹妹清理老房間時，連同那些“老東西”當作破爛處理了，氣得我三天不吃不睡。

　　2011年2月1日的人民日報，刊登了我的新聞稿《湖南高速爭當“助推器”、“加速器”》。當時，湖南高速身處輿情風口浪尖，不少平時熟絡的媒體，都敬而遠之。可是人民日報卻客觀理性看待，毅然發稿宣傳湖南高速，真是雪中送炭。2017年2月5日，人民網發布我的長篇通訊《湖南高速農民工工資管理有“溫度”》，以及3月16日，人民網又重磅發布我3000字的調研文章《一個地方宣傳工作者的新聞實踐與感悟》，都收到良好反響。近三年來，人民論壇網在第一時間，首頁發布我的文章，更是達三四十篇之多，包括宣傳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在高速公路的實踐，描寫山川之美、人性之美、傳統文化之美，並對重大國事、省情發表的正能量評論等。

　　但是我感到，人民日報的文學發稿確實很難，畢竟千萬文人都爭著攀登這個高地。近幾年，我幾次把網絡點擊量達五位六位數的散文，發給梁永琳先生請求發表，他總是婉拒，並重申了人民日報相關標准原則。

　　直到5月2日，因為鐘揚，我得以在人民日報露了個文學臉。鐘揚是援藏16年的著名科學家、教育家，去年9月25日鐘揚因公犧牲以來，媒體對他的報道，一浪高過一浪，他的大公無私、博學多識、砥礪前瞻的“種子精神”鼓舞著無數人。作為離他老家僅5公裡的我，很想翻翻他的“家譜”，寫篇“不一樣”的散文解密鐘揚。我將這個想法報告梁先生，他幾次向編委報題，得以獲准。我隨即聯系採訪鐘揚親屬，哪知鐘揚二老年高多病，悲愧纏身，婉拒了所有媒體採訪，我也不例外。

　　於是，梁先生指導我先掃外圍，採訪鐘揚其他親屬，同時想方設法請求採訪二老，不能懈怠﹔採訪到二老，才能獲取最寶貴素材。我的誠心終於被打動，我利用清明假期，上武漢採訪了二老，獲取了大量“干貨”。梁先生支持我擬將散文改為報告文學，再次向報社報題，並示意我再開個“菜單”補充採訪。於是，我又一次自費出差武漢，在二老身上，我更加清晰地探摸到鐘揚的成長軌跡。

　　此后，在此報告文學的立意、取材、創作架構上，得到了梁永琳、董宏君先生的悉心指導。我4月16日開始業余創作，20日出初稿，眼看感覺對路，卻遭遇了鐘揚二老最嚴格的審稿。

　　我報告了梁、董，希望從二位先生身上，獲得報告文學創作的權威性“寬鬆”依據，好轉告二老。誰知梁、董對二老在事實細節上的“較真”，不但不反感，反而叮囑我，不要畏難，要理解尊重二老的實事求是，成稿時務必請二老審簽。我如此這般地落實到位，24日將成稿發往報社。5月2日，人民日報《大地》副刊整版重磅刊登我的報告文學《解密“種子”的基因》，隨即數十家媒體進行轉載，好評如潮。

　　5月2日，正好是鐘揚54歲生日，二老捧著這天的人民日報，淚眼朦朧，悲喜交集。我想，崇高是一種美，尊重崇高、傳播崇高也是一種美。

　　49年來，即使再忙，讀人民日報及其人民網、人民論壇網都是我的日課。它們就像我老家村中心的一口井，飲之如飴，綿延不斷流。

　　2018年5月27日於長沙

　　（作者系湖南省高速公路建設開發總公司中層干部、高級政工師、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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