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人民日報》，給《人民日報》寫稿子以及看到稿子刊登於報紙，是我生活難舍難忘的一部分。

　　1956年初冬，給《人民日報》投過一紙短論，《關鍵在於質量》，談文學題材與內容的關系，用的“思芳”筆名，后來發表出來。

　　我不能不想起1957年春天《人民日報》關於我的“少作”《組織部來了個年輕人》的整版文字，包括林默涵同志的保護性批評文章，然后是我的謙遜與正面的感謝與思考，最后是針對此前《人民文學》雜志編輯部對於作品的某些不妥修改而召集的座談會的全文發表。

　　后來過了許多年，1979年底我得到約稿，寫了短篇小說《說客盈門》，在1980年初的《人民日報》文藝版上全文發表。《人民日報》是發表過小說的，上世紀四十年代末連載過袁靜、孔厥合著的《新兒女英雄傳》，受到讀者熱烈歡迎。1951年還發表過馬烽的《結婚》。到了1980年初，我的《說客盈門》新年伊始就在這張曾經可望而不可即的報紙上與讀者見面了。世道正在更新，潮流正在激蕩，它的意蘊是人皆有感的。后來，許多同志多次向我提起此作，特別是周揚同志多次對我說起呂正操同志對此篇的夸獎。

　　也不能不提到，1988年我在文化部崗位上用筆名寫的兩篇評論文章《文學：失卻轟動效應以后》與《自由與失重》。它有所提醒，有所忠告，是有的放矢的。這兩篇文字都以顯著位置刊登於《人民日報》。

　　后來的一個高潮是二十一世紀初，我在《人民日報》海外版“望海樓”欄目下連續發表二十多篇文章，內容與我擔任過三屆政協常委有關。我還被聘為該欄目的特約評論員。

　　近兩年與《人民日報》的交往日漸走向理論領域。2016年9月19日，我的有關文化自信的評論文章《著眼民族復興偉業 推進文化發展繁榮》在理論版發表﹔2017年8月的《舊邦維新的文化自信》，佔了文藝評論版的整版。這些文字的發表，都有很大影響，有不少朋友與我進行了接續的討論。

　　逝者如斯，不舍晝夜。“我與人民日報”，這是個普普通通卻又觸動心魂的題目。在《人民日報》創刊七十年之際，這個話題令人喜悅也令人感慨，令人肅然、浩然、沛然、躍然。我希望我與《人民日報》合作越來越通暢、越來越默契，鐫刻下新的更美好的思想與文字的記憶。我希望《人民日報》與人民一道獲得更大的成功。

　　（作者為原文化部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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