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人民日報》的緣分，與油畫《父親》直接相關。

　　1980年夏，懷著對大巴山的深厚情感，我借鑒照相寫實主義手法，創作油畫《父親》。黝黑的皮膚，溝壑般的皺紋……我將大巴山農民真實的形象，毫無矯飾地搬上巨幅畫布。我懷著忐忑心情，將作品送展。10月，《父親》入選四川省青年美展﹔12月，作品被選送到北京參加第二屆全國青年美展。

　　驚喜接踵而至——當年12月20日，《人民日報》從全國青年美展中單獨選取《父親》一畫，刊登在第五版。《人民日報》的影響力和輻射面覆蓋全中國，《父親》很快便家喻戶曉。一個月后，1981年1月17日，第二屆全國青年美展評獎結果揭曉，《父親》榮獲一等獎，《人民日報》次日刊登這條消息。《父親》轟動全國。

　　幾個月后，喜訊再次傳來。年中，我接到《人民日報》美術副刊一位同是畫家的編輯的來信，裡面有一份公函——《人民日報》1980年優秀作品評選中，我的油畫《父親》作為除漫畫之外的唯一一件美術作品入選，並發放稿費。優秀作品名錄於5月6日第四版見報。繼全國青年美展獲獎以后，《父親》再一次引發社會關注，並在國內外產生廣泛而持久的影響。

　　在我們這一代人心中，《人民日報》傳遞的是黨的聲音。那個年代，全國的報紙非常少，報紙裡有美術副刊的更少。能夠在《人民日報》發表作品，是一個至高榮譽。特別是那時我只是一個在校生，在《人民日報》發表作品並獲得報社獎項，對我的學業、我的人生理想以及藝術道路，都產生巨大推動力。所以對我而言，這段和《人民日報》的緣分十分難忘。

　　在紀念改革開放四十年這樣一個重要時間節點，再來回顧這段歷史，作為恢復高考后隨著改革開放成長起來的一代人，更是感慨良多。我作為大學三年級的在校生獲獎之后，不但得以留校工作，還有幸得到江豐同志的推薦，作為新中國成立之后的第一批公派留學生赴比利時安特衛普皇家美術學院出國學習。當時，中國對外開放的大門剛剛敞開，出國和公派留學都是非常珍貴的機會，和現在出國如出差一般方便快捷的情形完全不同。面對外面的世界所帶來的震撼與沖擊，我用半年時間，逐漸找回自信：雖然我學習的是外來畫種，但我不能用西方的語言講述中國的故事，一定要用中國自己的藝術語言、邏輯和結構，講述中國的故事，找到中國的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

　　1986年，懷揣更大的目標、更高的理想，在國外學習兩年之后我回到母校，同四川美術學院一起，在改革開放大潮中拼搏。回想起來，從在四川美院附中讀書，到“文革”期間分配到達縣鋼鐵廠成為一名鉗工﹔從恢復高考考入四川美院創作《父親》，到之后開始創作《重讀美術史》﹔從當老師，到當院長﹔從羅中立油畫獎學金設立，到虎溪校區落成……我的整個人生歷程、四川美院的發展，都跟改革開放息息相關。通過一個人、一個家庭命運的改變，也可以看到中國改革開放所帶來的社會巨變。我們是一路走來的見証者，是在場者，也是參與者，媒體更是時代的見証。

　　“天氣正好，下地干活”是我的座右銘。“天氣正好”是趕上一個好時代。“文革”前后的經歷，讓我們這一代人更加珍惜好時光，各行各業都回到本專業潛心研究、創作。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夢想，在我們心中閃爍光芒。

　　一張畫，改變了我的人生，給了我這麼多殊榮和鼓勵。正因如此，一直到現在，《父親》當年在《人民日報》發表並被評為美術“金獎”，作為一個榮譽，不但鐫刻在我的記憶裡，也始終記錄在我的藝術檔案和簡歷裡，伴隨著我一生的藝術道路。這充滿著我對這份榮譽、這段緣分的珍視，對更為開放的中國、更加美好的時代的向往。

　　（作者為中國油畫學會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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