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是一群在幕后默默奉獻的電影人：膠片修復師，常年在散發著酸味的房間裡，讓老電影拂去歲月的塵埃重現大銀幕﹔ 電影字幕翻譯員，絞盡腦汁遣詞造句，助力原汁原味的中國文化走向世界﹔海報美工師，一筆一畫地描繪出鏡頭裡的精彩瞬間……他們用一雙雙粗糙卻溫暖的手，捧出了銀幕上的光影璀璨。讓我們走近他們，傾聽他們的心聲——

字幕翻譯員： 中國電影走出去，不能輸在字幕

為了今年上海國際電影節的“謝晉經典電影回顧展”，張國輝在5月一口氣翻譯了三部謝晉導演的影片：《芙蓉鎮》《牧馬人》和《女籃五號》，順帶還修改校對了《天雲山傳奇》。除了吃飯、睡覺、送女兒上學，他幾乎所有時間都坐在書桌前對著電腦，不時埋首於厚厚的詞典中，隻為尋找一個合適的字眼。

張國輝是“80后”，從香港中文大學翻譯學碩士畢業后，他來到上海海事大學任教，並開設了“影視翻譯”課程。2016年，他放棄教職成了自由職業者，專注於影視翻譯。迄今，他已翻譯完成了400多集電視劇、10多部電影的字幕。近年來，越來越多的中國電影走向國際電影節和海外市場，但字幕翻譯往往十分“粗暴”，翻譯人員整體專業水平也不盡如人意。張國輝希望能用自己的專業能力搭建起中國電影進軍世界的橋梁。他說：“中國電影走出去，不能輸在字幕上。”

每個角色

都要“說自己的話”

字幕翻譯是一項寂寞的工作，張國輝卻樂在其中。在他看來，一句對白可以譯成無數個版本，關鍵在於選擇最適合的版本。他享受這種選擇的可能性，也願意為自己的選擇承擔責任。

比起“直譯”，張國輝更傾向於“意譯”。他認為，形式和詞匯不是重點，意思才是。《芙蓉鎮》裡，桂桂有一句對白：“你不要以為我是老鼠膽子”。張國輝翻譯時，用“野鴨子”代替了“老鼠”。因為在英語中，“野鴨子”才是“膽小懦弱”的象征。張國輝堅持：字幕翻譯不是要把外國觀眾拉進中文語境，而是將中國電影中的信息准確“歸化”到目標觀眾習慣的表達中，讓他們更好地理解影片的內容。

字幕翻譯有一條重要的准則是“簡要”。一句精煉的中文，翻成英文容易冗長，屏幕上放不下，觀眾看著也累。還有一條准則是“口語化”，盡量避免大詞和復句。在翻譯《芙蓉鎮》中李國香舅舅的對白時，張國輝卻打破了這些准則，長句、復句和大詞都用上了，因為這恰好能表現角色身為縣委書記的“架子”和“官腔”。他說，無論角色大小，翻譯誰就得像誰，每個角色都要“說自己的話”。除了保留角色的個性和語氣，他還十分注重“潛台詞”。《芙蓉鎮》裡有不少潛台詞，極大地增加了翻譯的難度，但張國輝喜歡這樣的挑戰：“我必須花更多時間去理解，更加謹慎地去翻譯。不能少一點，也不能多一點。”

比起《芙蓉鎮》，《牧馬人》和《女籃五號》翻譯起來相對容易，但張國輝也絲毫不敢馬虎。《牧馬人》裡有一段《敕勒歌》：“敕勒川，陰山下。天似穹廬，籠蓋四野”。這對譯者的文學素養要求很高，需要字斟句酌。還有《女籃五號》裡女孩兒們唱的 《青春閃光》，用詞要漂亮，又要注意韻腳，十分費功夫。

不給錢也願意做的事

張國輝在河南長大，從初中到高中，他總是戴著耳機，總是在聽英文電影錄音，還能模仿得惟妙惟肖。一盤《泰坦尼克號》錄音磁帶，被他翻來覆去聽壞了。考進北京外國語大學以后，他最喜歡的一門課是《看電影學英語》。他喜歡模仿電影裡的角色說話，還因此上過央視《希望英語》欄目，為電影《音樂之聲》裡的“上校”配音。其實，他的心裡一直有個當演員的夢想。

2006年進入上海海事大學任教后，他發現，要找到好的影視翻譯案例，是一件無比困難的事。雖然網上有許多活躍的“字幕組”，民間也不乏高手。但他們幾乎都是將外國影片翻譯成中文字幕。專注於把中國電影翻譯成英文字幕的專業人才少之又少。事實上，要培養一個好的影視翻譯人才，同樣難上加難。除了要掌握眾多翻譯技巧，海外生活經歷、跨文化視野都很重要。

當然，業界也曾涌現一些有名的字幕譯者，比如澳大利亞人賈佩琳（Linda Jaivin）。張藝謀的《活著》、陳凱歌的《霸王別姬》、王家衛的《一代宗師》等電影的英文字幕都是由她操刀。不過，張國輝認為，將中國電影字幕翻譯成英文，外國人不一定有優勢。“英文好當然重要，但還要有能力原汁原味呈現中國文化、准確傳遞中文台詞的深層含義。”

放棄大學教職投身字幕翻譯，工作時間和收入都變得很不穩定，張國輝卻義無反顧。此前，曾有不知名的導演聯系他，想請他為一部小成本影片翻譯字幕。他的態度是如果片子好，自己又有余力，他願意相助——即使沒有金錢的回報。他說：“有人告訴我，如果有一件事不給錢你也願意做，那就是你的事業了。”雖然字幕翻譯員身在幕后，但張國輝知道，這是他“最能發光的舞台”。（吳桐）

膠片修復師：與時間賽跑

每到上海國際電影節，老電影的數字修復總是個熱門話題。在今年的展映片單中，黃蜀芹執導的《畫魂》以及謝晉導演的 《芙蓉鎮》《牧馬人》《天雲山傳奇》《大李小李和老李》《舞台姐妹》《紅色娘子軍》 等多部影片均完成了2K或4K修復，重新在大銀幕上與觀眾見面。

經典電影歷久彌新，而拂去塵埃的正是隱於幕后的電影修復師。6月16日晚的金爵盛典上，上海電影技術廠膠片物理修復師胡玉娥第一次走到台前，讓無數影迷了解、知悉電影的修復工作。

物理修復

是細致的手上功夫

膠片電影的修復分物理修復與數字修復兩大步驟。

靜安區寶通路449號，裝滿膠片的蛇皮袋子一摞摞堆疊在走廊兩側，小心地從狹窄的走道穿行而過，便來到了上技廠的物理修復室。

存放已久的老膠片散發著酸味，胡玉娥早就習以為常，“蓋子打開，有一種刺鼻的味道，就像扑過來襲擊我們似的”。為了去除酸味，每個物理修復師的工作台都安裝了抽油煙機。上世紀80年代，胡玉娥進入上技廠工作，親歷了大量印制拷貝的黃金時代。“90年代開始，拷貝量萎縮。到2012年左右，膠片少了，物理修復隨之上線。”2016年10月，上技廠關閉最后一條膠片生產線，洗印機器就此沉默。而膠片時代的工作人員搖身一變，成為留住老電影的修復師。

物理修復是細致的手上功夫。封存在盒子中的老膠片，隨著時間的侵蝕，會逐漸收縮、發霉、破損，影響影片成像。修復時，需要先用清潔工具手工清除塵埃、去除霉點、修理斑點和斷裂的齒孔，並用標准的牽引片取代壞的牽引片。此外，也常用超聲波潔片機處理一些膠片上的缺陷。在修復過程中，物理修復是基礎，更需要分外細致。胡玉娥舉例：“如果膠片上的齒孔有問題，放到這裡就斷片了，還會影響后續的掃描質量及數字修復。”

一個一個齒孔修復，耗費的時間、精力難以計數。胡玉娥的團隊總共隻有4人，這是目前上海從事膠片物理修復工作的總人數。已有1200多部膠片電影完成物理修復及數字掃描工作。

“80后”“90后”

接力數字修復

物理修復結束后，胡玉娥便將接力棒交到“80后”“90后”年輕數字修復師手中。數字化掃描、去除臟點臟斑、調色、修復聲音，數字修復的目的在於“修舊如舊”，令畫面質感與幾十年前如出一轍。

2007年，“80后”數字修復師胡勍勍來到上技廠工作。他進過錄音棚，也從事過洗印、電影放映、鑒定等工作，最終因“塊頭”太大，被“趕”出了暗房。2012年，廠裡成立數字修復部門，胡勍勍等年輕一代被委以影片修復的重任。“我參與修復的第一部影片是1988年上映的《一夜歌星》，足足修了三遍。”他回憶，當時購買的修復軟件全靠修復師自己摸索，掃描、修復、調色全無經驗，就連修復的標准也無從參照。“修完第一遍，好像焦點沒調好。第二遍，顏色與原版有差異。於是繼續返工，第三遍才終於完成。”

一本10分鐘的拷貝，約15000幀，數字修復師需要逐幀修復，有時候一個鏡頭要忙兩三天。“最大的問題是臟點、臟斑，還有閃爍、抖動、扭曲變形等。有些只是局部的，有些是整片的波浪線，當所有問題都集中在一個鏡頭時，你面對的簡直就是地獄。”胡勍勍說，“補完后，大屏幕上看一遍，有問題了，重新來一遍，不停地循環，直到修復完美。”22歲的修復師沈超說：“修復就像打掃房間一樣，得把老電影膠片打掃得干干淨淨。”

限於資金，購買的軟件數量有限，12人的數字修復小組常年輪班倒：6人上早班，6人上晚班。胡勍勍說，數字修復工作很枯燥，因此留不住人，5年前一起進數字修復部門的同事，如今隻剩下兩個人。不過，他也坦言，每一次修復都有驚喜，“從50年代的片子到現在，從黑白到彩色，就像看歷史書，你看到電影技術發展的蹤跡”。

目前，上技廠已修復200多部膠片電影，平均每年可精致修復10部至15部影片。問起影片修復的最大困難，大家的回答幾乎一致：難在原底素材的保存。“修復的素材選擇，最好用原底或翻正，放了幾十遍、幾百遍的拷貝，幾乎沒有一部可以修復。”上技廠廠長陳冠平說，車墩片庫裡，有原底的影片為數不多，而隨著時間的推移，膠片還在不停地老化、扭曲、變形，“現在看來，800多部上影廠的片子裡，我們能修復的可能不足一半”。話語中不無遺憾。

又是一年一度的電影節，看著《舞台姐妹》 等老電影煥然一新地呈現在銀幕上，胡玉娥道出了修復師的心聲：“電影記載著歷史和社會變遷，膠片中凝聚著老藝術家們對藝術的追求，能讓電影以嶄新的面貌再度與觀眾見面，我們很自豪。”（張熠）

海報美工師： 把愛好變成職業，我很快樂

在登上第21屆上海國際電影節金爵盛典舞台后的第二天凌晨，原上海曹楊電影院美工師李樹德默默發了一條朋友圈消息，“昨天星光燦爛，我只是天際劃過的一顆流星，今朝太陽升起，平凡的一天繼續……”三天時間裡，李樹德和他的同伴“躲”在上海大劇院后台，為上海電影節趕出了巨幅手繪海報《碟中諜3》。海報揭曉的那一刻，全場掌聲雷鳴，這個為上海畫了近千幅海報的人，也由此一“站”成名。但他始終覺得，自己只是上海電影輝煌背后的小人物，是一名普通的電影工作者。“畫畫和看電影是我的愛好，能把愛好變成職業，我很快樂。”

三天完成巨幅海報

在上海國際電影節開幕的半個月前，李樹德接到電話，對方邀請他為電影節繪制一幅海報，並在金爵盛典現場亮相。李樹德一口應下。為了保証這幅6.1米寬、3.66米高的海報能夠安全推上舞台，最終，繪制地點直接定在了上海大劇院后台，也就是金爵盛典的舉辦地。

板子搭起來，麻煩卻來了。后台燈光太暗，這樣上顏色，再推到亮光下，容易產生較大的色差。李樹德便要求增加打燈，但時明時暗的燈光打到人身上，會有影子投在畫面上，對創作造成不小的干擾。李樹德的一隻眼睛在前年視網膜脫落，就在這樣忽明忽暗的燈光下，他爬上爬下，從早上9點畫到晚上9點，硬是用三天完成了原本要五六天才能完成的巨幅海報。

“必須在彩排前一天完成”，這是李樹德給自己定下的目標。上海大劇院早上8點半開門，他每天7點從家裡出發，到大劇院門口等開門。那幾天正是后台最喧鬧的時候，幾十號人進進出出，走過李樹德的畫，總停下來看看、問問。李樹德一邊畫，一邊還要分神答話，甚至接受採訪。“對我來說時間相當緊張，我把所有事情都推掉，隻想著能早一點畫好、調整好，盡可能完美地呈現給觀眾。”

擔心直播時發生突發狀況，海報原作最后未能推上舞台，而是採用大屏幕顯示的方式亮相。站在舞台上，李樹德感受到身后大屏幕一亮，觀眾“嘩”的一聲開始鼓掌。激動之余，他的心裡還有一絲小小的遺憾：“如果能把海報原作推上來，效果一定更震撼。”

畫出上海的速度高度

“雖然手繪海報已經淡出了觀眾視線，但它為電影留下了一個暖暖的話題。”在金爵盛典的舞台上，李樹德說的這句話是經過反復思量的。距離上一次手繪電影海報展將近隔了20年，他還記得那場展覽像一次告別的聚會，手繪海報就這樣止步於新世紀的門檻前。

手繪海報真正的原作很難留下，它們被糨糊糊在牆上，沒法完整地揭下來，每次都會被新的海報所覆蓋，再珍愛的作品也難以留存。於是，李樹德每畫一張海報，都會先拍下來，讓它們連同回憶一起留在相冊裡。

2016年，李樹德帶著一批影院老美工重繪經典電影海報，並舉辦“紅色記憶”手繪電影海報展。“我們重新看片，用現在的眼光和理解重新繪制。盡管我們年紀都大了，手指沒有以前靈活，畫出來的不如照片逼真，寫的字也不像電腦字體那麼精准，但融在海報裡的工匠精神和手繪溫度依然能感染觀眾。”

這次為上海國際電影節創作的海報，也是對電影的一次全新詮釋。海報內容幾經調整，到最后才確定為《碟中諜3》，因為這部好萊塢電影在上海取景，包含了大量的上海元素。畫前，李樹德設計了很多方案，“電影海報有基本要素和特點，比如要有主角的形象，考慮明星效應。同時，電影的基本訊息都要在上面有所反映。文字、圖像的組合，色彩對比關系、主次構成等，都要動腦筋。”海報上，觀眾先看到什麼，后看到什麼，會形成不同的廣告效應，背后都有繪制人員的巧妙構思在裡面。而構思的前提是對電影有了解，盡管《碟中諜3》以前看過，為了這次創作，李樹德又看了兩遍。拍《碟中諜3》時，上海還隻有東方明珠和金茂大廈，這次李樹德特意將環球金融中心和上海中心都畫了進去，“這些建筑彰顯了上海發展的速度和高度，我畫的是現在的上海，要讓上海的魅力在海報上全面顯示出來。”

李樹德常常還會想起手繪海報曾經有過的輝煌和榮耀。那是改革開放初期，那時每個電影院都有會畫、會寫的美工，所有電影院門口都貼著大幅的手繪海報，吸引觀眾進電影院觀影。“我把大部分心血都獻給手繪海報事業，我知道它不可能回歸，但它可以以另一種形式再呈現出來。上海國際電影節把手繪海報重新拉回觀眾的視線中，是對過去的回望，也是對電影的尊重。我很欣慰能再為電影事業、為電影海報做點事情。”（鐘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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