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新聞事業編年史》:中國新聞事業的"知識運河"

《中國新聞事業編年史》(第二版):方漢奇主編,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由中國人民大學榮譽一級教授方漢奇先生主編的《中國新聞事業編年史》(第二版)於今年4月出版。作為一部編年性質的專業史,這部書雖然只是為讀者提供簡明扼要的史實,不作為論述和分析,但足可以稱得上是中國新聞事業的“知識運河”。這條“知識運河”的起點是“中國歷史上有記載的最早的封建官報”——“開元雜報”的出現,終點則是2016年12月28日,“上海報業集團決定,從2017年1月1日起《東方早報》休刊”(其原有內容移至澎湃新聞網)。這條“知識運河”用340萬字篇幅記述從公元713年到2016年超過1300年的中國新聞事業的歷史,為廣大讀者勾勒出一幅有關中國新聞事業發展歷史的漫長畫卷,為廣大歷史文化工作者、新聞工作者、新聞學和新聞史教學研究工作者提供一部可供翻檢和參考的工具書,具有較高使用價值、學術價值和出版價值。
如果將《中國新聞事業編年史》(第二版)視為千年中國新聞事業的“知識運河”,那麼,作為讀者,游覽此條“知識運河”可能收獲什麼?
讀者可以順流而下——通讀《中國新聞事業編年史》。在分科治學“術業有專攻”的今天,研究報刊的學者可能不關心廣播電視的演變,研究互聯網的學者可能不了解報刊的興衰,但是,眼光若隻局限於自己的研究方向顯然不利於豐富學者提出問題和解決問題的想象力。若能夠不局限於自己的研究方向,選擇從公元713年出發,按照時間由古至今從《中國新聞事業編年史》(第二版)這條“知識運河”順流而下至2016年,逐個欣賞“知識運河”中出現的所有報刊、廣播、電視、互聯網等航船在不同時間節點的各異風姿,從而使千年中國新聞事業的“全局”了然於胸,以此再來觀照自己研究方向的“局部”,無疑有助於豐富學者提出問題和解決問題的想象力。
讀者可以分門別類——搜讀《中國新聞事業編年史》。如果說京杭大運河溝通了海河、黃河、淮河、長江和錢塘江等我國最重要的五大水系,那麼,作為“知識運河”的《中國新聞事業編年史》(第二版)則梳理了千年中國新聞事業演進的政治維度、經濟維度、文化維度、技術維度和社會維度等五大脈絡。這五大脈絡構成了影響中國新聞事業發展的“知識運河”河水的五種主要成分。讀者可以借鑒蘇軾的讀書方法,對於千年中國新聞事業演進的政治維度、經濟維度、文化維度、技術維度和社會維度進行細致的辨析。
讀者可以探幽索微——研讀《中國新聞事業編年史》。《中國新聞事業編年史》是研究著作,關於這一點,早在2000年《中國新聞事業編年史》(第一版)問世時,復旦大學丁淦林教授就指出過。在編纂《中國新聞事業編年史》(第二版)時,寫作團隊特別注意吸收新聞傳播學界的最新研究成果。例如,方漢奇先生在他的日記中記載:2015年11月28日(下午)“根據剛收到的王綠萍寫的有關《重慶日報》的新著,訂正舊版《編年史》中有關《重慶日報》的一小段材料”。這提示讀者需要注意《中國新聞事業編年史》“第一版”與“第二版”中相同內容(713年至1997年)的細微“不同之處”。類似於對這種細微“不同之處”的探幽索微,讀者可以“於無聲處聽驚雷”——充分認識由33位作者合力開鑿的中國新聞事業的“知識運河”的學術價值。
本書第一版記述的內容時間下限截至1997年,到現在已經過去20多年,這20多年是中國新聞傳媒事業大發展、大變革的時代,傳播技術日新月異,新興媒體突飛猛進,發生在中國新聞傳播界的大事層出不窮,增加1998年至2016年發生在中國新聞事業領域的重要事項,非常必要,從這個意義上講第二版的推出正逢其時。面對浩瀚的資料,選擇什麼不選擇什麼,其實考驗的也是作者們的歷史觀、學術素養及判斷能力。每個人因學識背景的不同自然會有所側重,其難度可想而知。
讀者泛舟於千年中國新聞事業的“知識運河”之上,以“通讀”獲悉宏觀上對於千年中國新聞事業的“全局在胸”,以“搜讀”獲得中觀上對於千年中國新聞事業演進脈絡的線索圖繪,以“研讀”獲致微觀上對於千年中國新聞事業“知識運河”的“水質品鑒”,不亦遠乎?不亦宜乎?不亦樂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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