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報》是伴隨我六十多年的老師和朋友。

　　我每天都讀《人民日報》。外出時，也要到報亭去買。買不到，回家要“補課”，從頭看起。

　　我對《人民日報》懷有特殊感情，始於少年時代。讀小學四五年級時，能夠看書報了，《人民日報》等報刊便是我課外讀物。那個年代，學生課業不重，每天放學后，我要去家附近的文化館閱覽室或郵政局閱報欄看報。冬天，有時天上飄著雪花，我和駐足閱報欄前的大人一起讀報。紙香墨韻，恰如春風拂面。

　　我深深地被《人民日報》刊登的黃繼光、邱少雲、羅盛教等英雄事跡所感動，他們的形象鐫刻在我幼小的心靈裡。魏巍的通訊《誰是最可愛的人》，震撼著我少年的心。一篇又一篇好文章是滋養人的思想甘露、文化清泉。讀中學、念大學，凡國內外大事，多從《人民日報》和省報得知。

　　大學畢業不久，我有幸調入黑龍江日報社工作，從此和新聞終生結緣。那時，全國新聞界學政治、鑽業務，以《人民日報》為師，蔚然成風。我和同志們學習《人民日報》記者捕捉新聞的本領，看到寫得好的消息、通訊、評論等，反復閱讀、討論，以求用好一支筆。而《人民日報》對各地新聞的重視，更推動地方工作，鼓舞新聞單位，我也深受激勵和鞭策。

　　1980年8月23日，《黑龍江日報》一版刊發我採寫的新聞《四個大學生救活“獨生子”》，報道的是“文革”前畢業於北京航空學院、哈工大、清華大學、西北工大的四位大學生，受命挽救當時全省唯一一家為電視機等生產配套揚聲器的工廠。他們依靠廣大職工，進行科研攻關，打勝企業翻身仗，產品暢銷全國二十二個省市，瀕臨倒閉的企業轉虧為盈，面貌一新。隨后《人民日報》發表一篇評論，以這篇報道為典型事例，論述干部隊伍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我們工業編輯部主任和報社總編輯先后找我，說《人民日報》就此發表言論，我們要深入報道，要我再寫篇通訊。省和當地工業主管部門以此為典型，貫徹落實黨中央要求，引導打破論資排輩舊觀念的束縛，大膽起用德才兼備的中青年干部。

　　改革開放初期，全國工交企業改革由推行經濟責任制起步。1981年我和朱正高、張洪臣同志經過深入調查研究，採寫了新聞《推行責任制要“量腳做鞋”不硬套》，在《黑龍江日報》發出。8月30日，《人民日報》在一版轉發這篇報道，並加了編者按。

　　后來，《人民日報》先后發表我的《淺談發展農村家庭企業》《記錄偉大的歷史》《老師，您好》《山水攝影應走出同質化》《京劇攝影也需畫外功》等理論文章、評論、散文等作品。我深知一個作者能得到這樣的支持與厚愛，須倍加珍惜，這是鼓勵作者投身主流文化的正能量。

　　我和《人民日報》得結深誼，是二十多年前在省委宣傳部工作時。那時的社領導邵華澤、張研農、梁衡等同志，都曾來黑龍江省調查研究。范敬宜、許中田、謝宏等社領導，均十分重視黑龍江省的新聞宣傳。1998年夏季，黑龍江省發生特大洪水。《人民日報》駐黑龍江記者站的董偉等同志跟蹤報道抗洪軍民日夜奮戰洪峰的英雄壯舉，消息在抗洪前線齊齊哈爾、大慶、哈爾濱、佳木斯等地廣泛傳播，成為抗洪交響曲中的強音。

　　往昔如昨，歷歷在目。《人民日報》現在已是我家兩代人的師友，我們日日相守，情深誼長，工作和生活中不可或缺。

　　（作者為黑龍江省參事室文史研究館研究員、黑龍江省委宣傳部原常務副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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