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少數民族新聞史，中國的新聞史就是不完整的。”這是中央民族大學教授白潤生為每一屆學子講課的開場白。

薩空了、英斂之、鄧恩銘等都曾在少數民族報業發展史上刻下印記﹔《伊犁白話報》《西藏白話報》等早期少數民族報刊在中國報刊史上留下特殊一筆……一批批學子在生動的故事中，觸摸到少數民族新聞傳播史的脈絡。

日前，少數民族新聞傳播史研究新范式、新方法研討會暨白潤生先生學術思想座談會在中央民族大學召開。少數民族新聞傳播史研究會會長白貴在致辭中說，白潤生教授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全身心投入少數民族新聞史研究和人才培養，豐富了中國新聞史的書寫，白先生的研究不僅僅是專業領域奠基性的貢獻，更對構建中華民族的多元一體格局具有深遠意義。

篳路藍縷 以啟山林

中國新聞出版傳媒集團董事長馬國倉是白潤生的學生，也是中央民族大學新聞專業的首屆畢業生，他清晰記得專業初創之時的“一窮二白”，“當時沒有基礎，什麼都缺乏，師資缺乏、教育缺乏，唯一不缺乏的是辦好學科的熱情。民族新聞教育更是靠白潤生老師這樣的拓荒者一片一片開拓出來，拓荒者不易，拓荒者最可敬。”

萬事開頭難。少數民族新聞傳播史的拓荒者經歷了怎樣的篳路藍縷？

中國新聞史學會名譽會長趙玉明笑稱，自己和白潤生是同齡人，都是“80后”。二人1983年在中國人民大學的新聞史教師進修班相識，此后一直在不同的新聞史領域耕耘，“白老師搜集少數民族新聞史的資料，可比我搜索廣電史復雜得多，這些年，每次見面他就說發現了一個滿文報紙或者藏文報紙等等，這類研究跟普通的史學研究可是不一樣的。”

特別的學科毫無疑問要有特別的精神輔佐。北京大學程曼麗教授對白潤生“一步一叩首”的研究之難印象深刻。找到資料是一難。白潤生曾說，找民族新聞史料就像找散落在民間的珍珠，隻知道價值連城，卻不知道在哪兒。最初給少數民族地區發信，回復率不到30%﹔翻譯則是另一難。許多少數民族文字的資料需要找到不同的“翻譯”，白潤生笑稱要拿著少數民族文字的資料“叩拜”精通不同少數民族語言的老師，這些年不知道求過多少人。

“敢探未發明的新理”“敢入未開化的邊疆”，這是陶行知先生的話。與會專家學者認為，用這句話來評價白潤生在少數民族新聞傳播史上的努力，最為恰當。中央民族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黨委書記趙麗芳介紹，白潤生教授在這個有些“偏僻”的“小史”領域培養了60名碩士研究生，他們中有錫伯族、土家族、布依族、回族、彝族、瑤族、蒙古族、哈薩克族、滿族、漢族等，絕大部分來自少數民族地區，這些學生在民族地區、在民族團結方面發揮著非常重要的作用。

“小史”也能對接“新”

30年過去了，白潤生教授已經是80歲的老人。但對於一個學科而言，尚有許多未盡之領域。正如中央民族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院長鐘進文所提出的，“一次學術回顧，更重要的一點是要面向未來，在新時代，少數民族新聞傳播史該怎樣發展？”

無論大新聞史，還是小新聞史都需要學習新理論、登上新時代，抓住新機遇、提出新課題，運用新技術、挖掘新話題，探索新思路、提煉新總結，倡導新評述、開創新水平。這是趙玉明對少數民族新聞傳播史新范式、新方法的理解，他認為，一切的一切均要圍繞創新而行。

程曼麗建議，當下少數民族新聞史研究要倡導“打深井”，重視針對地域和媒體的個案研究﹔加強系統性研究，在個案研究和局部研究基礎上探尋規律，揭示少數民族與中華民族新聞業之間的聯動關系﹔拓展領域關照重大現實問題，如邊疆地區的跨境民族融通問題、民族身份認同與國家認同的良性建構等。

清華大學郭鎮之教授建議，年輕學者從事與少數民族相關的研究，應做有少數民族語言與文化基礎的通文化研究，在互動基礎上對二者建立通透的理解。中國人民大學鄧紹根教授認為，少數民族新聞傳播史研究的創新一在於史料挖掘與整理工作﹔二在於改進研究方法﹔三應進一步通過跨學科學習提升理論水平﹔四應進一步拓寬研究視野，搭建學術交流平台﹔五應加快培養少數民族新聞傳播史研究的專業化人才梯隊，發揮好民族院校特別是中央民族大學的作用。

“少數民族新聞史的研究同樣可以契合國家關切進行研究拓展。”這是許多學者提出的建議，具體而言，就是可以深入挖掘“一帶一路”沿線民族資源，包括邊界民族融通的范例。比如，中國、蒙古國、哈薩克斯坦三國都有哈薩克族，他們具有同樣的面孔、有同樣的生活習慣，甚至可以使用同樣的語言。

民心相通，為“一帶一路”提供了強勁動力，也給中國少數民族新聞傳播史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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