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諾在延安採訪毛澤東 資料圖片

　　斯諾著《西行漫記》1937年英文初版。

　　1979年三聯書店版、董樂山譯本，仍舊以《西行漫記》為主書名，封面標注（原名《紅星照耀中國》）。

　　人民文學出版社版、董樂山譯《紅星照耀中國》。

　　埃德加·斯諾 資料圖片

　　【讀書者說】

　　截止到2018年，美國著名記者埃德加·斯諾的經典紀實作品RED STAR OVER CHINA《紅星照耀中國》（曾用譯名《西行漫記》）已經出版有81個春秋。回溯這本書的出版過程，就像斯諾進入陝北的經歷一樣，在激情浪漫中充滿了坎坷曲折。80多年中，基於原著，在中文語境中以雛形本、全譯本、節譯本、抽印本、內部參考本等形式出版了不少於60種版本，擁有極為龐大的讀者群體。1938年胡仲持等十二人翻譯、復社的《西行漫記》版，激勵了無數國統區的革命青年去往延安﹔1979年董樂山翻譯、三聯書店的《西行漫記》（原名《紅星照耀中國》）版，在上世紀80年代的知識分子群體中，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時至當下，董樂山譯《紅星照耀中國》進入初中語文教材，以其獨有的睿智思想、時代特色和語言魅力讓新時代的青少年了解中國共產黨的歷史。

　　RED STAR OVER CHINA的《西行漫記》時代

　　復社版的《西行漫記》是斯諾這部不朽名著的第一個正式中譯本，由王廠青、林淡秋、陳仲逸、章育武、吳景崧、胡仲持、許達、傅宗華、邵宗漢、倪文宙、梅益、馮賓符12人分別翻譯並在版權頁署名，由胡愈之統稿校訂。這12位譯者是上海孤島文學時期“星二座談會”的成員，據新華出版社《胡愈之傳》記載，“陳仲逸”是胡愈之的筆名﹔胡仲持為胡愈之的二弟﹔傅宗華、倪文宙、吳景崧、馮賓符為胡愈之在商務印書館的同事﹔林淡秋、邵宗漢、梅益是胡愈之在《譯報》時代的同事。許達是斯諾在中國的秘書，實際為中國共產黨早期的地下工作者郭達。另外，有部分資料指出，王廠青應為粟裕的秘書蒯斯曛的化名，此處存疑。

　　在1979年第一期《讀書》雜志上，胡愈之回憶了這次讓他激動而緊張的譯事：“有一天他（斯諾）說，剛得到英國航空寄來他的一本著作的樣本。外國出版社有規矩，要把印出的第一本樣書送給作者審查，所以這在當時是很難得的。我就向他借閱。他答應了，但說隻有一本，看完還他。這就是后來聞名世界的《西行漫記》的英文原本。”

　　這段話傳達了一個重要信息，復社版《西行漫記》的英文原本為英國1937年“左派”出版社維克多·戈蘭茨公司的版本，這一版本的原文與1938年復社以《西行漫記》為名，正式出版的版本有不少明顯的出入。張小鼎先生在《〈西行漫記〉在中國的流傳和影響》一文中明確指出：“此書雖據倫敦‘紅星’初版譯出，但復社出版時，斯諾對原著的文字又作了少許增刪，就是說，復社實際是照作者的‘修正本’譯出的。”對照1937年英國原版不難發現，較為明顯的是復社版刪除了原書第11章的第5節。另外，此書英文版完成於1937年7月下旬，因1937年8月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已經形成，斯諾在復社版《西行漫記》中對國共兩黨的表述作了修改。

　　作為老一輩的新聞人，胡愈之對時局有著敏銳的判斷。盡管他認為這是一本難能可貴的書，但他還是向上海中共辦事處的劉少文同志了解斯諾的具體情況。劉少文來自陝北，對斯諾這段採訪了然於心。在得到他的認可后，胡愈之組織力量開始翻譯出版。

　　斯諾這部紀實作品的譯名，在當時做了策略性調整。據胡愈之回憶：“斯諾的原書名直譯過來是《中國天空上的紅星》，在當時的情況下當然不能照譯。我們就改用一個隱諱些的書名。為什麼要叫《西行漫記》？因為在工農紅軍長征以后，關於我們黨在西北情況的比較真實客觀的報道，隻有一本書：范長江同志寫的《中國的西北角》。范長江同志當時是《大公報》記者，他跟隨國民黨部隊去了西北，寫了一系列關於紅軍的報道，后來集印為這本書，限於當時條件，不能寫得很明顯，但是已經很受歡迎了。從此，‘西’或‘西北’就成了我們黨所在地的代稱。《西行漫記》這書名，一般人看了就可以聯想到我們黨。”同樣，十二位譯者之一的倪文宙在《憶念魯迅師》一文中也有過關於類似的說法，他認為：“改名為《西行漫記》進行翻譯，局外人以為這是本小說或是游記書，不容易一下認出這是一本‘紅色’的歌頌解放區的書，容易在社會上通過。”

　　胡愈之得到此書並組織翻譯的時間在1937年12月，到1938年1月得以出版，得到了斯諾重要的幫助。《西行漫記》復社版第15頁中，斯諾表示：“現在這本書（RED STAR OVER CHINA）的出版與我無關，這是由復社發刊的。據我所了解，復社是由讀者自己組織起來的非營利性質的出版機關。因此，我願意把我的一些材料和版權讓給他們，希望這個譯本，能夠像他們所預期的那樣，有廣大的銷路，因而對中國會有些幫助。”正是在這樣的想法下，除了原書已經修訂意見，他還提供了1937年戈蘭茨版都沒有的20張照片。

　　正如斯諾美好的願望，由當時商務印書館工人承印的《西行漫記》甫一問世，初版頃刻脫銷，當年即加印四版。香港的出版社翻印了許多，遠銷南洋。《西行漫記》在當時中國產生的影響超越了世界任何一個國家，進步青年輾轉傳抄，把《西行漫記》看作身家性命一般，懷揣夢想奔赴延安。

　　RED STAR OVER CHINA的《紅星照耀中國》時代

　　從圖書出版角度而言，真正賦予了斯諾這本不朽名著以《紅星照耀中國》的書名的，是譯者董樂山。

　　在RED STAR OVER CHINA真正以《紅星照耀中國》面世之前，在中文語境中，它以《西行漫記》以及紛紜繁復的譯名產生過兩次出版高峰。一次為1937-1938年間，這個時期以王福時等翻譯、北平出版的《外國記者西北印象記》為開端，以復社版《西行漫記》為最高峰﹔一次是1946-1949年，這一時期它的面世，多圍繞毛澤東進行，自1946年國際出版社出版的《毛澤東自傳》開始，以1948年大連復社再版《西行漫記》與1949年上海啟明書局出版的《長征25000裡——中國的紅星》為高峰，后者為多人新譯，根據1938年7月美國版譯出。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由於國際國內局勢等諸多原因，直到1979年三十年間，中國內地沒有公開出版過斯諾的這部作品。唯一一次內部出版，是在1960年，當時正值斯諾訪華。這個版本由人民出版社的副牌三聯書店推出，印量極少，沒有公開對外發行。

　　檢索中圖版本及《1949-1986全國內部發行圖書總目》，RED STAR OVER CHINA第一次以《紅星照耀中國》書名出現，是在1984年新華出版社出版的《斯諾文集》中，此文集中《紅星照耀中國》採用的是董樂山的譯本。1979年三聯書店正式出版的董樂山譯本，仍舊以《西行漫記》為主書名，封面標注（原名《紅星照耀中國》）。

　　作為一本對毛澤東及中國共產黨早期歷史有重要論述的著作，《紅星照耀中國》以原名直譯面世，必然也代表了意識形態宣傳口徑的意思。在1984年出版的《紀念埃德加·斯諾》一書中，董樂山先生撰文《斯諾和他的〈紅星照耀中國〉》，談到了這次三聯書店的組稿過程：

　　1975年冬，三聯書店總經理范用來約我重新翻譯美國著名記者埃德加·斯諾的《紅星照耀中國》一書，我欣然從命，因為，對於我來說，它的意義遠遠超過了翻譯一本名著。

　　那天，我與范用的談話情不自禁地轉到了1938至1939年間我們分別在重慶和上海初次讀到《紅星照耀中國》的欣喜若狂的情況。雖然經過了戰爭年代的顛沛流離，范用至今猶小心翼翼地保存著40多年前出版的初版中譯本。“是紅布硬面的精裝本”，他特別加了一句。由於當時的政治環境，這個中譯本1938年2月在上海出版時，並不叫《紅星照耀中國》，用的是一個隱晦的書名《西行漫記》。

　　這段寫於1982年的文字傳達出了兩點信息：第一，RED STAR OVER CHINA的新譯策劃工作在“文革”結束前就已經開始﹔第二，在此之前，在出版物中，RED STAR OVER CHINA沒有使用《紅星照耀中國》的譯名。

　　董樂山自1949年來北京工作后，一直從事著新聞類題材的翻譯工作，1961年與其他幾位譯者一起，受命翻譯美國記者威廉·夏伊勒的紀實作品《第三帝國的興亡》，此書於1963年在世界知識出版社以“灰皮書”的形式內部出版。在1975年，才獨立接手翻譯斯諾這部作品，他在《我的第一本書》中自己陳述，《西行漫記》是他從事職業翻譯30年后才出版的一本可以稱得上個人勞動成果的東西。這本書的正式出版時間為1979年。

　　三聯書店的編輯沈昌文主要負責1979年版董樂山版《西行漫記》（原名：《紅星照耀中國》）的編輯工作，在其作品《八十溯往》中，他這樣回憶了這段組稿過程：“到了七十年代末，我受命組譯《西行漫記》時，自然覺得，這工作非老董（董樂山）來做不可。”對於董樂山譯本的評價，作為編輯，他既是第一讀者，也是第一批評人，他認為：“重譯《西行漫記》，可說是吃力不討好的工作，可是老董毫無怨言地卓越地完成了。我們現在可以說，這是三聯書店出過的優秀譯品之一。”

　　作為一名具有職業追求的翻譯家，董樂山在《紅星照耀中國》的英文版本上選取也有自己的考慮。RED STAR OVER CHINA在1937年初版之后，埃德加·斯諾做了反復的修訂，其主要版本有英國戈蘭茨版（Victor Gollancz 1937），美國蘭登書屋初版（Random House 1938）， 美國蘭登書屋第一次修訂版，美國蘭登書屋第二次修訂版（Random House 1944），格羅夫增補修訂版（Grove Press 1968），英國戈蘭茨增補修訂版（Victor Gollancz 1968），企鵝出版社鵜鶘叢書版（Penguin Books 1972）。斯諾隨著時局的變化以及自己對於中國共產黨的理解，修訂增刪這部經典作品，每一個版本相較上一個版本，都有不僅僅是字句和表述上的調整。在中宣部出版局、三聯書店及翻譯家董樂山經過慎重考慮和論証后，決定根據1937年的初版本譯出。三聯書店編輯部在該書《出版說明》中談道：“我們深信，廣大讀者是會用分析的態度和歷史的眼光看待書中的問題的。”

　　1979年12月，在經歷了《讀書》《出版工作》《新聞戰線》等報紙雜志近一年的預熱后，董樂山譯本《西行漫記》（原名《紅星照耀中國》）正式出版。在這一年當中，據不完全統計，與斯諾相關的文章就有《解放“內部書”》（雨辰著 《讀書》1979.1）、《胡愈之談〈西行漫記〉中譯本翻譯出版情況》（胡愈之口述 三聯書店整理《讀書》1979.1）、《做斯諾式的記者》（白夜著 《新聞戰線》1979.1）、《談〈西行漫記〉及其他》（尼姆·威爾斯著 王福時譯《讀書》1979.3）》《〈西行漫記〉在中國》（張小鼎著《出版工作》1979.5）、《在斯諾的小客廳裡》（陳翰伯著《讀書》1979.5）等等。其中，和開上世紀80年代讀書風氣之先河的著名文章《讀書無禁區》發在一起的《解放“內部書”》，更是在文末明確指出：“照老框框本要內部發行的《西行漫記》、《尼克鬆回憶錄》，也決定公開發行。”這一切為董樂山翻譯的《西行漫記》（原名《紅星照耀中國》）的出版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動作用。

　　2001年，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了四卷本《董樂山文集》，第一卷的最后一幅插圖，即是1984年董樂山為《西行漫記》（原名《紅星照耀中國》）寫的譯后綴語的部分手稿。可以清楚地看到，董樂山最一開始的手跡為“《紅星照耀中國》譯后綴語”，后來修改成“《西行漫記》譯后綴語”。我們無法還原董樂山真實的內心軌跡，這只是為后來的研究者提供了他一次糾結的表征。RED STAR OVER CHINA中的over，在英文初版本中本是一次並不太小的印制事故——斯諾給它定的書名本是RED STAR IN CHINA，卻不小心被排錯了。這是一次讓斯諾拍案叫絕的印制事故，over一詞恰恰是這個書名最神來之筆。在《英漢大詞典》over的詞條中，它有籠罩，（勢力）在……之上的意味。《西行漫記》的譯名，是具有歷史特色的策略性結果，畢竟隻有讓這本書在1938年出版了，才會有更多的進步青年了解中國共產黨。《紅星照耀中國》的譯名則不同，它既近乎完美地表達了英文的本意，又呈現出了一種蓬勃且不可阻擋的勢，恰恰是當時的中國共產黨最准確的寫照。

　　1984年，《斯諾文集》由新華出版社出版發行。這本讓斯諾糾結修改了近乎大半輩子的作品，第一次在中文語境中，是董樂山以圖書這一正式出版物為載體，賦予了它近半個世紀前就應有的名字——《紅星照耀中國》。 “部編本”語文教材上有一段胡愈之推薦《紅星照耀中國》的文字，這段文字是胡愈之為董樂山新譯本寫的。他在文中熱情推薦出版於1979年的董樂山譯本，同時在文中對1938年“復社版”的部分問題做了說明。

　　在今天，《紅星照耀中國》被收入中學課本，以忠實的原貌走近更廣大的青少年讀者。

　　 （作者：劉健，系北京外國語大學比較文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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